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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皇太极接替汗王（皇帝）的位置时，他就表现出对八旗分散掌握在多个满洲贵族手上极为不满，他率先在清皇太极天聪六年（1632年），取消了四大贝勒并坐的仪式，改为由皇太极一人“南面独坐”，提高了皇太极的地位。 皇太极这种皇权独尊意识的觉醒不突然，这是在满洲人在由松散部落到严密的八旗转变时尝到了权力的甜头。过去满洲那种奴隶主贵族合议军国大事成为满洲封建社会的绊脚石，特别是在清代入关后，这个矛盾更加突出。 皇太极 要对抗这种从制度上授予满洲贵族的权力，显然不能来硬的，只能制约他。从康熙时代建立“南书房”到雍正时代，建立“军机处”，制度对抗制度，而本文讲的侍卫制度和武举制度的融合发展进程的背后，清代奴隶主贵族政治逐渐削薄，以至于消亡。 侍卫制度培养亲信:下五旗贵族失去政治前途清代御前侍卫是我们在清宫戏里见到的比较多的形象。清代的皇家侍卫都并不像先前朝代的侍卫那样单纯的承担皇帝的警卫工作，而是作为一种高级亲信游走于内廷外朝之间，国家大江南北，代表皇帝处理一些事情，承担了“近御治国”的高级秘书责任。 清代侍卫拥有特权 侍卫制度是努尔哈赤时期初建的，初期依然是负责汗王（皇帝）的警卫工作。而随着清王朝皇权的不断集中、巩固和发展，作为帝王的近臣，侍卫队伍也在不断的发展壮大，同时越来越详尽的侍卫制度建立起来，侍卫也被细致划分等级、规定名额。 在侍卫制度形成体系的同时，侍卫成为出身于八旗中上三旗（正黄，镶黄，正白）及某些特许官员子弟的特权。
什么是上三旗？顺治八年，多尔衮去世，他的正白旗被顺治皇帝获得，自此，本来没有高低之分的八旗有了区别，清代皇帝直接掌握三个旗称为上三旗，其余所有王公贵族被分到剩下五个旗则被称为下五旗。通过人为干预，八旗被分出高低，皇帝在八旗中掌握最尊贵的三旗，从根本上提高了皇帝的地位。 言归正传，顺治时期，八旗中有权担任侍卫的，只有满蒙八旗中上三旗出身的男子。同时京官三品以上和地方军事高官子弟可以作为一种特殊荣誉来到大内担任侍卫。这实际上是皇帝对手握重权的中央，地方高官的一种笼络，算是一种对这些高官后代保证前途。同时，也可以理解为皇帝把这些高官贵族子弟掌握在手上作为制约他们父辈兄长的棋子。 但是从长远上看，这些高官子弟成长在皇帝身边，成为皇帝的亲信，然后继续成为后来的高官。而下五旗的亲贵子弟没有这种捷径，很难成为高官，延续他们家族的辉煌，而他们依靠八旗制度获得的权力只能日渐式微，趋于形式。清代侍卫制度实际上分化了八旗贵族的亲疏，让皇帝在对贵族官员任免中完全掌握了权力，官僚政治替代了贵族政治。 武举制度搜罗人才，绿营完全为皇帝掌握科举制度中的武举源于唐代，但是却并未收到效果，在明末，因缺乏将领才开始被重视起来，到清代，科举武举考试成为选拔武官的一个重要途径。
同时，清代武举考试分为三场，一、二场试了弓马技勇，三场试策论武经。 四层考试进行选拔最后选拔出来的武进士，武举人都是天下武学较好之人。这些武将的去处是绿营，这是一支除了八旗兵之外的清代的国家正规武装。 顺治三年规定武状元授正三品的参将，武榜眼授从三品的游击，武探花授正四品的都司。二甲授正五品的守备，三甲授从五品的署守备。 绿营的编制及对应官职 我们透过这些官职可以发现，这些官职虽然品级相差大，但是这些官职刚好对应的是绿营的基础单位“营”的主官，属于绿营中的中级军官。这个位置比较有意思，对于普通士兵而言，这是他们能接触到的最高的军官，这个直接带兵的职位权力非常大。 武举制度中殿试这个环节由皇帝或代表皇帝的大臣主持，实际上是一个把新科进士纳为“天子门生”的途径。这些文武兼备，初入仕途便能领一营国家武装的进士们进入绿营，提升了军队的实力，而他们成为进士到担任实际职务的环节，更是提升了他们与皇帝的“师生”关系，皇帝从实际上掌握了绿营。 武举考试 与八旗军队不同的是，皇帝调动下五旗军队可能还要依靠掌握他们的王公，走一下程序。而绿营不必，这是一支完全属于皇帝统领的部队。皇帝能够通过武进士提升绿营的军事实力和对绿营的掌握，这成为清代皇帝在政治博弈中的筹码。 其实，侍卫制度与武举制度并无关系，但是随着时代演进，因为皇权的需要，他们最终融合。 康熙中期前的融合:皇家侍卫亲自训练见习武进士，军权与亲信并重在顺治时代，武举制度便与侍卫制度进行了早期交融。
在清代早期，满洲八旗子弟还不是贬义词，几乎都是弓马娴熟，战功赫赫。尤其是皇家侍卫，个个都是强中选强。 武进士虽然也是选出来的一等一的高手，但是他们大多是普通百姓出身，没有见过真正的战场，也没有带过兵。自然不会被直接授予实职，需要在见习待业期间接受训练，当然这件事情可不会这么简单。这个交融为什么要选择皇帝的侍卫来训练，而非普通的军官，按理说，如果由军官在营中带训，教学效果更好。 骑射为优势的八旗军 这也标志了清代近御治国和军队的第一次接触。从中央核心管理层到地方管理层，从高级军官到中层军官，清代皇帝第一次突破了满洲贵族，实际上控制了国家主要的军队和治国的话语权。而满洲贵族在失去军事优势和政治前途后，再也没有机会像皇太极，顺治，康熙早期那样以议政王大臣会议等群权压制皇权了。 康熙中期后的变化:八旗军队的崩溃，满洲贵族沦为公子哥
在康熙的中后期，由于国家趋于平稳，战事日渐少，武进士显得有些过多了，于是大部分武进士得以进入清代皇宫成为侍卫。但是为什么这么大规模的要进士为侍卫呢？ 《正红旗下》:这种制度曾经扫南荡北，打下天下；这种制度可也逐渐使旗人失去自由，失去自信，还有多少人终身失业。 八旗制度下旗人只能去当兵，但是当了兵却又没有仗可打。康熙中后期，国家战事日渐稀少，太平盛世的时间长了，作为清代军事主力的八旗军居然荒废了。 同样的，地位更高的上三旗子弟和高官子弟越来越多为纨绔子弟，即便安分守己者也多骑射趋于仪式化。皇帝身边的侍卫都武备松弛了。 八旗子弟成为纨绔子弟的代名词 而在清代八旗军队和八旗贵族的沦落之际，绿营成长为清代主要的武装力量。因此绿营里的军官也越来越受到重视，那些进士里非常优秀的一部分被直接推给皇帝担任侍卫，保证了侍卫的整体水平。 自此，侍卫制度与武举制度正式被融合在一起，武进士被制度确立为侍卫，这是清代中期八旗贵族堕落和八旗军队崩溃所给皇帝带来的被迫的压力而成的。 结语从侍卫制度开始，清代皇帝致力于用近御治国架空议政王大臣会议等满洲贵族的权力。 从武举制度开始，清代皇帝致力于以加强绿营的军事实力和对绿营的控制。以自己手上实力的增长来加强自己的地位。 从侍卫制度与武举制度开始融合，皇帝就在为加强自己实力，削弱满洲贵族实力打算。但是在满洲贵族政治真正沦为形式，再也不能干预皇权时，建立在满洲贵族军事合议基础上的八旗军队也旋即崩溃。倒逼皇帝必须促进侍卫制度与武举制度融合。这不仅是皇权的谋略，而是在满洲奴隶社会迈向封建社会必须要经历的阵痛，在近御治国的背景下，传统依靠制度带来的贵族政治演变为依靠皇帝本人喜好的官僚政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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