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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记：1910年，垂暮的晚清摇摇欲坠，但一项或许是唯一正确的决策，使得清政府在备受屈辱的外交史中，难得地表现出了一点大国气概。 这项决策就是任用伍连德为“东三省防鼠疫全权总医官”。进而拉开中国“第一次卫生革命”的序幕，奠定了中国近代防疫体系的雏形。 1910年11月7日，两名华工来到哈尔滨，他们是去俄国捕猎旱獭进行贩卖的。两人住进一家钻井工具商店开的小旅店，但不久离奇死亡，随后和他们接触的另外4人相继死亡，症状均为全身发黑，口吐血沫。由此，厄运笼罩了哈尔滨，并迅速向全国蔓延。 这是到目前，距离我们时间最近、规模最大的鼠疫大暴发。后来证实，这场瘟疫源头在沙俄西伯利亚， 经由中东铁路经满洲里进入哈尔滨，首发于哈尔滨傅家甸。傅家甸紧靠铁路枢纽，是哈尔滨最大华人居住区，大都是从山东闯关东来的。 瘟疫传播速度非常快，天津、北京、山东等地不久也发现疫情。傅家甸更是一家一家死亡，前来调查的警察、医护人员，也未能幸免。 此时的整个哈尔滨市，没有一个华人西医。 1910年12月，清政府任命天津陆军军医学堂副监督伍连德为“东三省防鼠疫全权总医官”，作为钦差大臣赶赴哈尔滨开展防疫工作。 1910年12月24日傍晚，哈尔滨火车站，气温零下30多度，伍连德和他的学生林家瑞，拿着大清国的护照，坐了三天火车到达疫区。 此时的东北虽然疫情严重，但人们并没有重视起来。 对于感染病人，当地政府仅仅是把周围浴池改造成瘟疫房，就近安置。一些当地商会，把闲置空房改造成临时病人居住点，并没有采取隔离措施。 而对于死亡人员，由政府出钱购买薄皮棺材，就如果家属同意就地掩埋的，政府则出钱雇佣民夫找地方挖坑。如果家属想运回老家入土为安的，则自己承担运费。 而对于瘟疫为何种病菌？传染源是哪里？通过何种渠道传播？一无所知。 伍连德和林家瑞两人就在这种情况下，接手整个东北防疫了。 12月27日，伍连德来到哈尔滨的第三天，他终于得到准确消息，傅家甸刚刚咳血死去一名感染者。 伍连德立即赶往现场。死者住在傅家甸的贫民窟，是一名女性，身穿粗糙的和服躺在简陋的榻榻米上。她是一名日本人，在一家日本人开设的旅店中当服务员。 从初步现场迹象来看，应该是死于瘟疫。 图为解剖室消毒 伍连德让所有的人都退出屋子，警察封锁现场。然后，他对房屋进行了简单消毒，带着解剖器具就要进屋。 他的这种举动震惊了现场的所有人员。要知道，在当时风俗、法律之下，擅自解剖尸体是不被允许的，属于大逆不道的行为。况且，这种情况下，极有可能感染瘟疫。 伍连德知道，如果是鼠疫，死者体内肯定有大量活的细菌，传染性极强，但要找到致病原因，必须这样做。 图为临时实验室 1910年12月27日，傅家甸的这间陋屋，见证了中国医生的第一列人体解剖。这是一次秘密解剖，也是中国第一例有记载的病理解剖。 病人的血液、肝脏、脾、肺被分别取出来，放入培养液或泡入福尔马林液体中。然后，伍连德又将死者皮肤缝合，以便在下葬的时候消除不必要的麻烦。 之后的三天里，伍连德与学生林家瑞进行了切片分析、血液样品培养，终于在器官中发现大量鼠疫杆菌，在细菌培养基上发现鼠疫杆菌团，从而证明病人的血液中存在鼠疫杆菌。 仅仅六天，伍连德和学生两人，在简陋的实验室中，锁定了这次东北瘟疫的罪魁祸首。这是鼠疫细菌被发现16年后，第一次在中国土地上被中国医生擒获。 图为深入傅家甸疫区 疫情刻不容缓，鉴于鼠疫已经明确，在傅家甸蔓延，伍连德立即电报北京清朝廷，同时提出了五项措施，我们大体描述如下： 第一，改变防疫重点。东北瘟疫属于飞沫传播，立即变之前防御鼠传人为防御人传人。 第二，与俄国和日本合作，管控西伯利亚至哈尔滨、大连至奉天铁路。强化中方管控的北京到奉天铁路，在铁路沿线设立隔离区。 第三，在路口和冰河通道设立检查点，发现病人，就地隔离。 第四，在疫情爆发区傅家甸设立定点医院、定点隔离区。医院安置病人，隔离区安置病人家属。 第五，派遣大批医疗人员来东北，道台衙门负责资金保障。 这五条措施，在100年后的今天看来，条条经典，绝对正确。我们很难想象，这是一名31岁的医生和他的学生，6天的时间，在简陋的临时实验室中做出的。 图为伍连德与当时的俄国医生 解剖是成功的，结论是正确的，应对措施是及时，。但伍连德并没有第一时间被得到认可。最大的阻力竟然来自自己的阵营。 话说清朝廷接到报告后，反应很快，并迅速派来了援兵。援兵只有一个人，但伍连德喜出望外，因为来人是北洋医学堂首席教授，法国人迈斯尼，两人关系不错，并且迈斯尼此前还有唐山鼠疫防疫的经验。 但是，当听了伍连德关于肺鼠疫的判断后，迈斯尼勃然大怒，认为冒犯了自己的权威，更是强调：你们中国政府应该听我的话，我才是鼠疫防治权威。
而此时，关注疫情的日本、俄国医生也对伍连德不信任。和迈斯尼一样，他们认为东北瘟疫是腺鼠疫，而不是肺鼠疫。他们甚至威胁说：如果中国人不能消灭瘟疫的话，将派军队进行接管。对东北觊觎之心赤裸裸。 这场争论终于打到了北京，我们今天应该感谢伍连德的举荐人，时任外务部右丞的施肇基，他多方调研，力排众议，给予伍连德全力支持。 对于这种结果，迈斯尼不认可，并亲自不带口罩、不穿隔离衣走到患者中间去问诊，想以此证明灭鼠才是唯一可行的防疫方法。 没想到，他被感染了。从病房回来后的第三天，出现头疼、发烧等感染症状；第四天，出现咳痰；第五天，开始咳血，并失去意识；第六天，死于鼠疫。 消息传来，无论日本人、俄国人还是以前犹豫不决的清朝衙门官员再也不犹豫了，伍连德进一步将防疫措施细化，迅速得到执行。
穿防疫服的医护人员
铁路旅客检查 我们以四个地区，看一下当时的防疫办法： 吉林：在城市各主要出入口设检查站，配备机器和药水，但凡有人经过就喷洒消毒。 天津：列出喝开水、吃熟食、戴口罩等十项防疫措施，全城宣传。 北京：商铺外墙一律裱糊干净，地面铺石灰消毒；店铺伙计的衣服、抹布一天更新三次；特殊路段禁止通行，实行隔离；随地大小便的，逮住罚款5到30元。 铁岭：政府免费提供10000多只“呼吸囊”，巡警随时稽查，强制百姓佩戴，有不愿意戴的，立马抓起来，以违警论罪。
1934年伍连德与夫人黄淑琼在北京东堂子胡同家中 时间走到1911年3月1日夜零时，在人们的翘首期待中，好消息传来：傅家甸的死亡人数为零。之后，东北大地捷报频传，在导致6万余人死亡后，大鼠疫被彻底消灭。 敬畏职业、敬畏生命，敬畏科学，伍连德成就战胜鼠疫，中国近代史上第一人之誉。
1911年，傅家甸临时疫病院 但伍连德并没有止步。 1913年5月，伍连德在英国的《柳叶刀》杂志发表关于这次大鼠疫论文，指出，鼠疫源头是俄国大乌拉站一间华人工棚里，旱獭是罪魁祸首，这是历次烈性传染病中唯一的一次精确定位。 1913年11月22日，伍连德推动北洋政府公布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份准许尸体解剖的法律文件。 他更是拒绝了当时特意为他量身打造的，统管全国医疗的内务府卫生署署长一职，他留在了哈尔滨，建立了鼠疫防疫体系——东北防疫总处。他担心鼠疫会卷土重来。 而正是这个机构，在1920年爆发的第二次东北鼠疫中，再一次挽救了万千人的生命。 回首百年，当我们致敬伍连德，致敬英雄的时候，更应该记得他的人生信条：敬畏职业、敬畏生命，敬畏科学。 参考资料：福建教育出版社 2014-11《国士无双伍连德》 作者 王哲 哈尔滨出版社 2018-06 《伍连德在哈尔滨》 作者 孟久成 哈尔滨市政协文史委 2006《爱国侨胞 防疫泰斗：伍连德》主编 李素荣 吉林科学技术出版社 2012-10 《鼠疫斗士：伍连德的故事》 主编 管成学 赵骥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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