勘合贸易：明朝的外交平倭方略

袁承志dtau70na 2020-02-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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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明朝对日本的贸易频率、船只规模进行了严格规定，但日本一次都没遵守过。

倭寇，一般指常年劫掠中国沿海地区的日本海盗集团。倭寇主要由日本的武士、浪人以及商人组成，有时还会得到日本某些大名甚至是幕府的支持。广义来讲，在元明两代，只要是在中国领土上进行烧杀抢掠的日本人都可以被称为倭寇。

纵观明代的海防史，其实就是与外国入侵者斗争的历史。而抗击倭寇则是明代海防史最精彩的一个部分。

其实，倭寇劫掠中国沿海的现象早在元代中期就已出现。《元史》记载：“武宗至大二年七月，枢密院臣言：‘去年，日本商船焚掠庆元，官军不能敌。’”庆元就是现在的浙江宁波。可见，元朝中期，倭寇就已经具有一定的规模，且战斗力极强，官军很难击败。到了元末，这种现象更加严重。至正二十三年（1363年）《元史》记载：”八月丁酉朔，倭入侵蓬州，守将刘暹击败之。自十八年以来，倭人连寇濒海郡县，至是海隅遂安。”

到了明初，朱元璋建国后，倭寇入侵频繁发生。但刚刚建国的朱元璋有一支强大的水军，因此可以驱逐倭寇，不致生乱。

纵观历史，在军事角度上，从攻守方的态势来看，防守方一般需要付出较大的精力。在明朝与倭寇的斗争中，倭寇处于攻击方，且地位主动。他们可以从大本营出发攻击中国沿海的任何一个地方。即使明廷有强大的水军，也无法进行面面俱到的防御。经常会出现倭寇在山东劫掠，水军却在浙江海岸防守的情况。

解决这一困境的方法有两个。一个是在整个东部沿海建立强大的防线，保证倭寇不论攻击什么地方，明朝都能进行有效的防守；另一个就是从源头上解决倭寇的问题，即通过外交手段让日本政府对倭寇进行制止和处理。本文主要讲明朝是怎么用第二个方法来处理倭寇问题的。

洪武年间的失败外交

在讲这个问题之前，我们需要了解一下当时日本国内的情况。

镰仓幕府执政晚期，日本的后醍醐天皇想要借幕府统治衰落之机发动政变，恢复天皇权力，可惜阴谋败露。1331年，后醍醐天皇被流放。两年后天皇被人搭救，竖起倒幕大旗，在豪族足利尊氏的帮助下，镰仓幕府灭亡。

天皇执政后，开始论功行赏。由于后醍醐天皇没有给做出巨大贡献的武士们以足够的封赏，引发了武士阶级的不满。足利尊氏抓住了这个机会，1335年，足利尊氏进攻京都。1336年，足利尊氏安排光明天皇即位，并将后醍醐天皇囚禁。

但这位后醍醐天皇运气很好，他逃出了京都，来到吉野的山中，建立新的朝廷。人们把后醍醐天皇的朝廷称作南朝、把光明天皇的朝廷称为北朝。日本的南北朝之乱拉开序幕。

朱元璋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与日本进行外交。

洪武二年正月，山东爆发倭乱。朱元璋派遣杨载、吴文华等七人出使日本，并向日本提交国书，要求日本称臣并解决倭寇问题。杨载等人到了九州，面见南朝的怀良亲王。怀良亲王认为明廷的国书有辱日本国格，勃然大怒，将除杨载、吴文华二人以外的五位使者全部处死，并将杨、吴二人囚禁，三个月后，才放二人回国。

日本怀良亲王

杨载出使失败，朱元璋并未放弃，他于洪武三年派遣赵秩赴日。赵秩到日本后，日本南北朝局势发生变化，南朝的实力大大衰弱，因此怀良亲王也有亲近明朝的打算。赵秩见到怀良亲王，向他宣读国书，这份国书的内容还是让日本称臣，并解决倭寇问题。怀良亲王对明朝让日本称臣之事非常不满，他命手下持刀威胁赵秩。赵秩从容不迫、对答如流，赢得了怀良亲王的好感。可以说明朝与日本交往的第一功是赵秩立下的。

洪武四年，怀良亲王遣僧人祖来等9人访问明朝，并奉还倭寇从明朝掳来的70余人。朱元璋在与祖来的交流中得知怀良不是日本的国王。随后朱元璋通过各种渠道打探日本的情况，得知日本北朝的存在，朱元璋决定与北朝建交。

洪武五年，朱元璋派遣僧人祖阐等8人访日。得知祖阐的目的是与北朝建交后，怀良亲王将祖阐扣下。后经波折，祖阐见到了北朝的实际掌权人，室町幕府的第三代将军足利义满。

洪武七年，足利义满遣使朝贡，但因没有表文，引发朱元璋不满。两年后，朱元璋接到了怀良亲王谢罪的表文，但朱元璋认为怀良亲王的表文之中没有流露出足够的诚意。此时，明日关系降至冰点。

洪武十三年，朱元璋拒绝了怀良亲王和足利义满的朝贡，原因都是没有表文。同时，朱元璋得知部分劫掠沿海的倭寇正是怀良亲王指使的。所以，明廷这时已彻底放弃和南朝建交的想法。

洪武十四年，朱元璋给足利义满写信，不料这信件竟落到了怀良亲王的手中。怀良给朱元璋回信，信中对明朝极尽讽刺与羞辱。至此，明廷不再与日本进行外交活动。朱元璋通过和平外交的手段解决倭寇问题的计划彻底破产。

永乐年间的勘合贸易

1392年，日本南北朝和平统一。室町幕府第三代将军足利义满为稳定国内统治，获得经济利益，决定同明朝重新建交。建文三年（1401年），足利义满遣使赴明。建文帝大喜，于建文四年派遣使者回访。这一次，足利义满对建文帝的使者以极高规格接待，表文言辞恳切。

建文四年六月，朱棣攻入南京，登基称帝。朱棣称帝后，为树立威信，并洗白自己以不正当手段夺取帝位的行为，开始诏谕四夷诸国，希望他们前来朝贡。面对倭寇问题，朱棣依然采取外交手段解决。永乐元年到永乐二年，明朝与日本相互派遣使节，足利义满为表诚意，命军队捣毁了许多倭寇的巢穴，并于永乐三年献俘20余人。

日本室町幕府第三代将军足利义满

此时的朱棣对日本十分满意。一方面，朱棣对足利义满大加赏赐，并册封足利义满为日本国王；另一方面，朱棣准许明朝与日本进行贸易。由于在贸易之前，日方需要拿出明廷发给的“勘合”进行检验，因此这种贸易形式又被称为勘合贸易。

永乐皇帝对足利义满的嘉奖

勘合贸易是一种不平等的贸易。这是明廷为解决倭寇问题，而向日本表示的妥协。

明朝规定：双方进行贸易，日方十年一贡，进贡船只不能超过两艘，船员不能超过二百人。所谓勘合，乃是一种凭证。明朝制作了日字勘合一百道和本字勘合一百道，以及日字底册和本字底册两本。双方在宁波进行贸易。日方拿出本字勘合与浙江布政司手中的本字底册相对，若二者对应一致，则日本使者入京，携本字勘合与日字底册和礼部手中的日字勘合、本字底册相对。得到礼部的验证后，明廷将日本的商品以极高价格收购。若商品太多，日方可在明朝官员的监督下，在会同馆进行为期三日的贸易。倘若勘合船只过多，则直接在宁波进行贸易。

虽然明朝对日本的贸易频率、船只规模进行了严格规定，但日本一次都没遵守过。

从永乐二年到永乐八年，中日进行了六次贸易，相当于一年一贡，这严重违背了十年一贡的规定，并且每年的贸易船只都有38艘之多，是规定船只数量的19倍。

好景不长，永乐八年，室町幕府的第三代将军去世。第四代将军足利义持由于受到武士阶级的帮助才当上将军。这些武士对幕府限制倭寇的行动深感不满，在武士的怂恿下，足利义持中断了与大明的勘合贸易。

总体上讲，勘合贸易一方面为日本带来了巨大的经济利益，但“厚往薄来”的贸易原则使得明朝需要承担巨大的经济损失。这样的亏损对永乐年间的明朝来说自然是一件小事，但到了明朝中后期，财政吃紧的国库经受不起这样的亏空，不平等的勘合贸易注定是要消亡的。而明朝企图用勘合贸易抑制倭寇的打算也最终流产。

正统到正德：勘合贸易的困境

明英宗继位后，随着明朝国力的衰弱，大明处于战略收缩状态。明朝与日本之间的勘合贸易大大减少。从明英宗正统元年到明武宗正德十六年的86年间，明朝与日本仅仅进行了8次勘合贸易。但这8次贸易给明朝带来的经济损失是无可估量的。

经济损失的第一部分来源于招待日本使臣的费用。日本使臣到宁波前，都有数百艘彩船组成的欢迎队伍进行迎接。

日本的勘合贸易船

使团靠岸后，马上入住宁波最好的酒楼，日日宴饮。从宁波到北京沿路也受到各地的隆重招待。日本使者到了北京，住在会同馆内，有400名馆夫服侍。《明会典》记载了一份日本使者的菜谱：

每十人羊、鹅、鸡各一只，酒二十五瓶、米五斗、面十二斤八两、果子一斗、烧饼二十个、糖饼二十个。

贸易结束后，明朝甚至主动为日方支付返程费用，为返程的日本使者提供三十日的口粮。据统计，每招待300名日本人一年就要白银五千余两，更何况日本使者在中国一待就是两三年，动辄前来一千余人。明朝为招待他们就要花费白银数万两。

经济损失的第二个部分是日本商品不合理的价格。日方绝大多数的商品都会由明朝官方收购，而官方不愿意收购的贡品，则到民间进行贩卖。明朝规定：禁止外国使者将进贡的兵器进行贩卖。日本商人抓住这一点，在每次贸易时都携带大量日本刀，这些日本刀只能被明廷以高价收购。景泰年间，日本刀的价格是铜钱300文到一万文不等。这些日本刀对于明朝毫无用处，只能放在库里等着上锈。景泰四年，日本贸易使团带来的刀剑竟获利铜钱二十一万余贯。这是多么可怕的数字。

成化二十一年，明宪宗下令日方贸易船携带刀剑不能超过三百把。但日本人对这一要求置若罔闻，携带超过规定数量的刀剑，甚至要挟明朝涨价。正德年间，日本使臣了庵桂梧对明朝提出收购刀剑的价格感到不满，便出言要挟：如不提高收购价格，将来倭寇来犯，这责任谁担得起。明朝只能是哑巴吃黄连——有苦说不出。

日本使臣在中国土地上随意骚扰，严重影响了社会的稳定，这也为明朝带来了经济损失。景泰四年，日本使臣将招待的馆驿成员殴打致死。第二年，这批使臣到北京后，对明廷的收购价格感到不满，不断交谈之下，明廷答应增加铜钱一万贯，但这些日本使者对价格仍不满意，仍要加绢500匹、布1000匹。明廷不同意，这些人便赖在北京不走。景泰帝无奈，只好让锦衣卫采用强制手段把他们催走了。成化四年，日本贸易使团成员麻答二郎醉酒后手持刀刃，砍杀当地民众。这样的情况数不胜数，这些日本人明面上是来贸易的使者，暗地里却干着贩卖私盐、倒卖人口的勾当。

经济损失之四在于明廷对日本朝贡使团的不对称打赏。我们可以用宣德九年的一份贸易清单进行比较。

日方贡物：

马20匹、黑漆鞘柄大刀100把、撒金鞘大刀2把、长刀100把、硫磺一万斤、铠一领、玛瑙20块、砚台一面、金屏风3副、扇100把、枪100柄。

明朝的回赠：

白银300两、粧花绒棉6匹、纻丝30匹、纱28匹、罗27匹、彩绢20匹。

日本主要进贡兵器和一些价格便宜的原料、工艺品等；而明朝的打赏都是真金白银和绫罗绸缎。

所以，在勘合贸易中，明朝已经成为了日本的“提款机”。日本使者出使一次便可获得极大利益。幕府和大名们利用勘合贸易来充实自己的金库，而这些金钱却用于日本国内的战争。战争总是会使一些农民、商人、浪人、武士落草为寇。可是，这些人侵扰的不是日本，而是中国。

从这一角度出发，明朝已经无法通过外交解决倭寇问题。相反，在实行勘合贸易的情况下，倭寇却越来越严重。但是明朝一直对勘合贸易抱有希望，直到嘉靖年间一件大事的发生。

嘉靖：争贡之役——希望的幻灭

在日本，随着“应仁之乱”的爆发，室町幕府的权力大大衰落。日本境内出现了一股“以下犯上”的风潮，各家大名的家臣开始取代自己的大名；各位大名也开始谋求幕府的权力。大内氏和细川氏逐渐掌握了勘合贸易的控制权。

嘉靖二年四月，日本大内氏贡使宗设谦道率三艘船，携正德年间勘合到达宁波。几天后，细川氏的贡使鸾冈瑞佐、宋素卿率一艘船，持弘治年间勘合到达宁波。这位宋素卿乃是中国人，因此他深深了解明朝官员的做派。他刚到宁波，便向市舶司太监赖恩行贿。

使者到后，依惯例要参加一场接风宴。在宴席中，赖恩由于受贿，便让细川家的使臣坐上座。验货时，也先为后到的细川家验货，把大内家晾到一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