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的伟大，死的省略

关于那一天的记忆，和前一个夜晚密切相连。

那天晚上妻子说想吃麻辣烫。在我们当时已持续8年的贫困的爱情中，麻辣烫是生活能给她的为数不多的安慰之一。

吃麻辣烫只能坐在街边低矮的小板凳上，因为如果坐上正常的椅子，就意味着登堂入室进入火锅级别的消费了。妻子在小凳上困难地安放着她的大肚子，突然提出她想吃脑花。

由于“生理期”很可能已成为民赶词，各种相关术语也不保险了，所以我只能委婉地描述妻子当时的状态。总之，处于她那种状态的女人，有权随时提出想吃各种稀奇古怪的东西，我家乡的民间把这种现象称为“害口”。

事实上，按照通常的规律，害口的阶段应该早在几个月前就结束了。但由于个体差异（我不得不冒险使用这个术语），妻子的这个阶段直到现在都没结束。所以，在那个晚上，我就起身去寻找脑花。

我之所以要起身，是因为那家麻辣烫小店恰好没有脑花。我作为一个熟练的穷人，迅速考评了换一家店的可能性：那样就会浪费我们在这家店必须支付的锅底和油碟的费用。妻子说算了不吃了，但我说一定要吃。“我不能给你买房买车，还不能买一副猪脑花吗？”每次我说“一定要”的时候，内心独白总是这样的。

所以我听了小店老板的建议，起身去菜市场购买脑花。老板指点了具体去哪个摊位，但我到的时候菜市场已经收摊了。于是我向周围每一个人打听“那个卖脑花的住在哪里？”热情的人们详细指点我进入一个黑暗狭窄的小巷，我敲开一家房门，从一对正在吃晚饭的惊愕的夫妇手里买了两副脑花。

脑花是从一个已经看不出颜色的塑料大澡盆里捞出来的，那个盆子里还泡着各种各样的猪体器官，看上去像来自某个声误实验室。

我拎着两副猪脑花，怀着成功的喜悦回到妻子身边，感觉整个世界就在我手中。小店老板乐滋滋地把脑花打理干净装盘端到妻子面前。我至今记得那对老板夫妇，他们的快乐是善良的，因为这两幅脑花并不会带给他们收入。他们应该是有孩子的人，懂得对新生命的尊重。

那晚妻子吃得心满意足。

凌晨四点多，我被妻子叫醒。她是一手扶肚一手扶墙从另一个房间一步步挨过来的。

我们住着一套漏风漏雨的房子，那是我们单位最破的一套房子，但以我的资历本来连这套房也住不上的，我是撒泼打滚强占来的。

那套房子不知道能住多久，因此我玩了命地挣，想挣一套能住得稳的房子。在这个过程中，我变成了一个胖子。用现在的话来说，我的形体管理做得很糟糕。因此我开始睡觉打呼，并导致妻子和我分房睡。所以我们的爱情要经受的不光是贫困的考验，还有分房的考验。

妻子坚持让我睡卧室，她睡客厅的沙发。她说作为一个下岗失业人员，不应该和在岗职工争夺休息条件。因此，在22年前的那个凌晨，当剧烈的腹痛袭来的时候，妻子就在由几个单体拼成的长沙发上独自忍受。

妻子勤奋自学过相关知识，她能感觉出这场阵痛非同寻常，意味着那个时刻即将来临。同时她也知道从阵痛开始到真正发作还有一段时间，因此她冷静忍受，数着阵痛的次数，想留给我尽可能多的睡眠，直到她感觉必须叫醒我。

我很快从短暂的慌乱中镇定下来，冲下楼，尽量不吓人地叫醒门卫打开院区大门，到街上寻找出租车。我们住的居民区道路狭窄，如果不是正好送客经过，出租车一般不会来，更何况在凌晨四五点。因此我一路祈祷，不是祈祷一切平安，我早就知道这是对生活的过高要求。我只是衷心祈祷此时正好有一辆出租车经过。

我不知道祈祷是否生效，我确实找到了一辆出租车，但那是在我在一瞬间跑出居民区跑到大街上之后。

我叫出租车在院区门口等我，我去扶个病人出来。司机问是什么病，我说产妇。司机没再说什么，但是我还是担心我下车后他一走了之，但我又不可能像电影里那样拿出一张大钞撕一半给他，所以我只能再三表示感谢，希望以我的谦卑留住他。

等我再冲上六楼的时候，妻子已经站在家门口等我，一手扶肚，一手拎着早就准备好的一个大网兜。我现在已经忘了网兜里有些什么，只记得一个硕大的洗脸盆，那是妻子为在医院里清洁身体而备的。

我问妻子能不能背她，她说不可能，肚子完全不能碰。我要扶她，她说扶着反而不如自己走方便，所以我只能陪着她一步一步走下六楼。妻子仍然一手扶肚，另一只手扶着楼梯扶手，那扶手跟所有的老楼扶手一样铺满灰尘，所以妻子每走一步就会在扶手上留下一个手印。

当看到出租车还在的时候我松了一口气，所以我到现在还记得那位出租车司机。他只是做了一单生意，但我们脆弱的生活可能因为没有他这单生意而大祸临头。

到医院还不到六点。那是我们城市乃至整个西部中国最好的医院，但当时还不像现在这样几乎二十四小时挤满人，也许是因为那时人们不像现在这样多病。医院空无一人，好在我早就做过功课，知道应该直接去产科。

产科在六楼，而电梯没开，因为没到上班时间。

于是我又扶着妻子一步一步爬上六楼，她仍然扶着扶手，这次扶手比较干净了。医院应该有清洁工清洁楼梯及扶手，由于孩子们不可能遵守上班时间来到人世，所以大概有无数个剧痛中的产妇在爬上六楼时享受到这种清洁。

六楼上总算有人了，于是妻子被送进待产室，而我被叫进一间办公室，一个护士模样的女人拿了几张表格叫我填了签字。记不清表格的内容了，但记得大意，就是我很可能见不到我的儿子出生，还要搭上妻子的性命。即使我儿子出生了，在一段时间以内我也可能失去他，并同样搭上妻子的性命。有无数种可能性殊途同归地指向这两种结果，而这一切都是正常的，医院将没有责任。

如果我签了字，就表示我对那一切都知晓，并且没有异议，但事实上我浑身都是异议。我问那个女人，如果我不签字会怎么样，她说，那就只能到别的医院去生。

“但是别的医院也会让你签”，她补充说。

于是我签了。

虽然那时我不到三十，但我早已明白一个准则：当你面临“两条道路由你选”的时候，其实你已别无选择。

所以我被叫去缴费的时候，本想问问“如果我没钱会怎样”，但是打消了这个念头。

接下来是漫长的等待。当你把一个人交给医院以后，这个人就不再属于你而是属于那些你不认识的医生护士，他们完全可能杀掉这个人，而你无能为力。所以我站在待产室门口，竭力对每一个进出的人堆出笑脸，希望以我的谦卑增大我妻子和即将出生的儿子平安的概率。

在那个漫长的上午，我有一次从敞开的门里似乎隐约地看到妻子的身影，非常模糊，但又万分熟悉。

妻子曾孕育过一个孩子，但当时我们完全没有养育的条件，于是就在这所医院把我们的第一个孩子消灭了。那时妻子还没有失业，在手术次日一早还要去上班。

那次妻子不愿意叫出租车，于是我用自行车带着她。为了躲避警察，每当快到路口时她就跳下车，我骑过路口，等着她走过来，再跳上我的车，到下一个路口又跳下来。那时我和妻子在一起还不太久，甚至有时候我会想不起她的样子，正是在那次，在我一次次跨着自行车停在路边看着她慢慢向我走近的时候，她的样子完全印入我的世界。

其实后来我们也一直没有具备条件，但妻子决定不再等待。她说，一定要在她30岁之前让孩子出世，这样才能保证她的身体为孩子提供最好的孕育环境。

在焦急地等待孩子被孕育的时候，妻子花100元买了个口红形状的小仪器。那其实就是个简易放大镜，据说可以通过唾液的形状判断孕育是否成功。那段时间妻子最常见的形象就是把一根口红当作瞄准镜，像一个眼神不好的女巫捧着水晶球。由于迟迟看不到希望出现的唾液形状，妻子开始怀疑口红出了故障，最后我不得不再买了一个。

事实上后来我们知道那种检测法准确率极低，但它提供给我们的那次结果恰恰真实有效。更为真实的是妻子看到结果时的兴奋。“我们以后一定要告诉孩子，”她说，“我们有多盼望他到来。”

但我们的孩子似乎并不急于到来，预产期是情人节那天，而他拖延了6天之后还迟迟不露面。

医护们进进出出，我几次听见婴儿的哭声，但都和我无关。我越来越担心，我觉得凌晨就发作而到中午还未出生似乎拖得太久了。

过了中午12点，我记得很清楚，12点零6分，我听见一阵惊天动地的哭声。也许只有我一个人觉得惊天动地，但那哭声确实是特别大，声震满层。有一瞬间我微微眩晕，我觉得这阵哭声一定和我有着某种宿命般的关联。

一个大大咧咧的女护士走出来，对我说：生了，儿子，6斤7两。

我在之后的一段时间内晕晕乎乎，被护士们支来支去。我记得我被叫进一个房间，几个小护士叽叽喳喳地给我看一样东西，我的印象中留下一个触目惊心的鲜红足印，旁边还有淋漓的痕迹。护士说，那是我儿子的脚蘸着妻子的血留下的。

护士们还略显神秘地拿出一个做工粗糙的红色锦盒，打开是一个金黄色的圆币，上面雕着一只老虎。护士们说：“作个纪念吧，两百。”

收钱的时候，也许因为心情好，护士又说了一句：“虎年虎宝宝，又是正午生，阳气最旺，出来就对我们撒了一大泡尿，哭声也大得很，看来以后脾气大，你这爸爸不好当啊！”

我再见到妻子，是在一个工作间的角落。因为病床不够了，所以她被安排在那里。此后几天，医生护士护工们都在她的病床前进进出出。

妻子说，之所以等了那么久，大概是因为我们事先“点”了医生。

为了尽量保险，我们在朋友帮助下事先确定了由某位据说是权威的名医为妻子接生，为此多付出了200元，俗称“点医生”。

但显然不光是我们能找到朋友帮忙，也不光是我们能多花200元，也许别人花了更多的钱，所以那天那位名医同时跑几个病房。在名医最后光顾妻子之前，别的医生护士们就等着，没有人管她。

妻子说，名医来了之后说：“呀，再晚就不行了。”后来，她感到下体被粗暴地剪开。

很疼。

儿子终于出来后，名医交待旁人缝合，自己又去别的台了。缝合的人，也不知道是水平低，还是没好气，总之……

很疼。

我握着妻子的手，无言以对。

妻子还不知道我在那些恐怖的表格上签过字，在看着把我和她隔开的那道门的时候，我曾有过和她从此阴阳两隔的担忧。

我想，对于能够制造出那些表格的人来讲，疼，大概是一个完全不必考虑的问题。

妻子一直坚持不到万不得已不剖腹，因为自然产的过程对孩子有好处，也因为自然产后不必长期卧床，不必我过多照顾。但事实上，由于那次剪开与缝合，妻子因伤口疼痛而无法下床的时间比剖腹产妇还要长。

妻子的郁闷在儿子吃奶的时候能被喜悦冲淡，因为据说剖腹产的孩子不会主动吃奶。

“只要他好，就一切都好。”我们相视着说。

我第一次见到儿子的时候，他刚被洗完澡。护士说，给儿子洗澡的时候，他又一次哭得惊天动地，“不晓得的还以为我们在杀娃娃”，护士说。

护士一边把儿子交给我一边对他说：“哭啊，你咋不哭了？舒服了是吧？”

我看着儿子，可能确实是洗完澡感到舒服，他表情祥和，但似乎带着一种坏坏的神气，像是在说：“对，我就哭了，你能把我怎么样？”

在第一次见到我儿子的时候，我父亲惊叹着对我母亲说：“呀，和你儿子刚生的时候一模一样。”

我母亲仔细端详了一阵，对父亲说：“不，与其说他像你儿子，不如说他像你。”

那时我感觉几段生命历程在一句话中展开，我一时振奋，同时顿感疲惫。

从那一天到今天，整整22年，我经常想起儿子那场惊天动地的哭泣。每一个生命可能都是从另一个世界被拖入这个世界的，也许儿子对此愤怒不已。

此后儿子一直在愤怒，他的愤怒果然使我疲惫不堪。但疲惫不堪的生命又是多么伟大，我流连其中，踯躅前行。

最近这段时间，我看到了太多生命的结束，看到了太多的悲痛与忧伤，以及这个世界在悲痛与忧伤背后的罪恶与丑陋。

我不知道那些为失去亲人而痛哭的人们，在如何看待这些罪恶。

我认为一切罪恶都该付出代价，但在某些人看来，也许生命的逝去不过是一个省略号，点点而已，无关紧要。

不管那些制造罪恶的人认为自己如何无所不能，我坚定地准备捍卫自己，和我的所爱。

捍卫至死。

如果我的死也是一个省略号，那不会是因为无关紧要，而是因为我很清楚，我只是不说。

如果我们至死捍卫，那么不管我们的生命如何疲惫与卑微，它都将在结束的时候，在现在不能说的那个部分中，成就伟大。

我们在出生的那一刻都是伟大的，那么，正如一位伟大的政治家所说：我们可以再次伟大。

我把此文献给那个出生在这一天的年轻人，我将爱他至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