讲座纪要 | 周思中教授《18世纪清宫瓷胎画珐琅的艺术史》

闻德bdj9l2elad 2020-02-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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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3月22日，景德镇陶瓷大学博士生导师周思中教授受邀在艺术史论系举办《18世纪清宫瓷胎画珐琅的艺术史》专题学术讲座，艺术史论系主任、博士生导师陈岸瑛副教授主持本次活动，来自校内外的多位师生前来聆听交流。

清代瓷胎画珐琅是中国彩瓷艺术的巅峰，被誉为中国彩瓷“皇冠上的明珠”。然而，它是如何开始？如何发展并演变？产生和形成的艺术风格是什么？对中西陶瓷艺术史产生了哪些深远的历史影响？在本次讲座中，周思中教授从清代瓷器发展的宏观脉络出发，深入浅出地为在场师生梳理了清宫瓷胎画珐琅的艺术风格形成与流变历程，提炼总结了珐琅彩瓷技术在18世纪以来中国瓷业发展创新中的重要影响。

周教授首先明确了“瓷胎画珐琅”品种的基本定义与功用，这是清代宫廷引用西方珐琅的色料和景德镇釉上五彩色料结合研制的，利用景德镇磁胎着色二次加彩，由清宫内务府造办处珐琅作绘制烧造，并专供皇帝御用或赏赐臣子之用的一种釉上彩瓷新品种。瓷胎画珐琅瓷器的烧造兴起发展于康熙、雍正、乾隆三朝时期，清宫造办处的珐琅作、景德镇御窑厂、宜兴窑、广州粤海关，以及康熙年间的江宁织造官员（如曹家）等处都主持参与了“瓷胎珐琅”的研制与烧造任务，并有大批工匠、画匠，甚至欧洲传教士人员投身其中，成为了一项自康熙帝以来由皇室主导的大型工艺活动。

随后，周教授又结合丰富多样的作品图片，先后从瓷胎、形制、纹样、款识、整体风格等方面，为在场师生详尽分析比较了康雍乾三朝时期，瓷胎画珐琅的艺术风格特点与差异。周教授认为，康熙时代瓷胎画珐琅的烧造多用里有釉外无釉的“反瓷”、宜兴胎、永乐胎等，器具以碗为主、个别有瓶、盘等类别，造型小而雄浑饱满，纹饰以牡丹等花朵图案为主，色地分别为黄、红、紫、蓝、白色等，工匠们利用有限的珍贵色料，把这些主题花朵表现的大而堂皇，并与器型完美结合，加强了造型与纹样的整体感。而这一时期的款识多用御制款，采用兰料双方圈宋体和楷体年制款。从整体风格上看，康熙时期的瓷胎画珐琅色地图案风格大气沉稳，色彩富丽。到了雍正时期，瓷胎画珐琅的烧造多用景德镇高白釉胎，间有明填白瓷胎，这一时期的器型大多为碟、盘、碗、盅、壶，尤其是优美简约的橄榄瓶，形制文雅，短小秀丽。从纹饰上看，雍正时期的瓷胎画珐琅融诗书画印为一体，写实花鸟花卉、山水，并有引首、句后章，将传统的文人审美趣味寓于了工艺美术之中，这一时期的款识则多用“雍正御制”和“雍正年制”。乾隆时期是瓷胎画珐琅工艺烧造与艺术风格的集大成时期，形成了融合中西文化和不同工艺部类的综合风格，瓷胎以景德镇高白釉胎为主，器型华贵多样，崇尚奇巧，逐步从生活日用品发展至奢侈的非实用性艺术品形制，这也是社会生活日益走向“奢靡”的信号，体现出一种精细化的工艺精神。在纹饰雕琢上既有花卉、禽鸟、人物、山水、楼阁、人物，又有综合图案、西洋图案等丰富题材，款识则多用“乾隆年制”，在整体创作工艺上体现出从一种技艺成熟到各种工艺部类之间相互模仿、转移、嫁接的趋势。

最后，周教授在梳理概括瓷胎画珐琅的产生与发展历程之后，又分析了这一器型的形成原因，他认为清宫院画的合笔制、清宫造办处的一体行走制，以及全国各方面的力量支持，尤其是御窑厂年希尧、唐英的支持，奠定了雍正乾隆前期瓷艺兴盛的基础。与此同时，雍正时代瓷艺的复兴与巅峰，也与这一时期国内的铜料危机有关，皇家强调臣民多用瓷器，少用铜器，无疑是瓷业大发展的直接趋动力。而乾隆时代皇帝对于个人政治成就、功绩的变相炫耀，这决定了瓷胎画珐琅成为了技术高度进步，人工富余化趋势在艺术上的象征。总而言之，清宫瓷胎画珐琅创造了明清彩瓷的新品种，为18世纪中国明清彩瓷业及釉上彩业找到一条新的发展道路，带动了中国传统釉上彩走向一个更高的发展平台上，给景德镇的彩瓷业注入全新的活力，也为全国的彩瓷粉彩业在19至20世纪的发展奠定了基础，为景德镇瓷业的生产密集化提供了精细化样本。瓷胎画珐琅的烧造研制，体现出满清这一后起的新兴民族尽力学习文明先进民族优秀成果的不拘一格，展现出顺应时代的新兴民族在文化融合与创造上的“新势能”，这都值得当下的中国陶瓷艺术事业学习借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