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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ARS风暴下，一个父母的心声 文 / 杨渡 作者按：本文原发表于2003年5月3日中时报。如今，在冠状病毒的风暴下，不禁想起那时面对病毒的无助与初生孩子的心声。我相信，今天的医院里，一定有许多父母，遭逢诸多的困难，怀着无比矛盾的心情，面向未知的未来。 今天重新分享此文，唯愿提醒人们，我们都是世间的稚子，一样的恐惧无助、彷徨无依。唯有多一些些慈悲体谅，互相扶持，才能走过难关。因为疾病可以打倒人的肉体，但不应让它打倒了温厚的人性。我后来帮sars生下来的孩子取名“立慈”，就是希望他一生无论如何，要立心慈悲。除了慈悲扶持，我们别无选择。 2003年4月30日早晨八点半，我给报社打一个电话，准备请假。 “我是阿渡，是这样，我有两个消息。一个好的，一个坏的。” “先说好的吧！”同事说。 “好消息是：我的太太生了一个儿子，母子均安，孩子还算健康，三千五百多公克，五十一点五公分。” “恭喜啊，恭喜。喜获麟儿！一举得男！” “坏消息是，”我说：“我太太是在中兴医院生的……。” “啊？……”听者为之无言，不知怎么接话。因为中兴医院有SARS病患，随时可能封院。 事实上，在生产之前我们就非常担心。预产期是四月二十九日，本来孩子的妈就准备在中兴医院生产，因为它的坐月子中心非常好，母子可以得到充份照顾。SARS风暴来袭的现在，我已经不知道可以去那里生孩子了。朋友为我介绍许多方法，以避开SARS可能袭击的医院。例如找小一点但好一点的妇产科专门医院，至少不会有胸腔科的病患，而SARS 是胸腔科的。 但熟知医院的好朋友说：现在一些小医院到底什么状况都不清楚，有些可能是由大医院跑出来的病患，他们不说去过和平，谁也不知道。妇产科医院没有隔离病房，连有危险都不知道。大医院则是各科杂处，谁也不知道有什么感染者来过。 我最害怕的是：如果生产了，而突然接到ZF的强制隔离通知，那孩子和母亲是不是要待在医院里十四天，坐月子就不用想了，更惨的是刚刚出生的孩子可以撑得下去吗？谁来照料？ “那只有一个办法，”我的妹妹说：“我们请产婆到家里来接生。” “像古代那样，我在旁边烧水吗？”我说。大家都哑然失笑。 “现在要去那里请产婆？而且万一有什么意外，例如血崩，谁会处理？”谁都没有答案。 到最后，实在想不出办法，只有拿生命一赌。 我们赌中兴医院。原因只有一个：逆向思考。当全部人都以为市立医院危险的时候，他的病人反而会减少，病人少，感染的机会就少，碰到和平医院那种强制隔离的机率应该会比较少。 二月二十八日晚上，妈妈的羊水破了。我紧急送她就医。整个晚上没有剧烈阵痛，只有酸麻之感，她还呼呼大睡，打出怀孕后才有的酣声。因为人少，整个妇产科一点也没有紧张感。口罩是一定要戴的，但晚上睡觉时，实在太麻烦，就干脆取下了。这时的妇产科已经与其它地方隔离，应该不必担心。 次日我照常上班。为了呼吁医院互助，大家不应害怕而疏离自私，形成县市的地方保护主义（B京已经有这种倾向），写了一则社论“慈悲无惧”。下午再去医院时，妈妈已经在催生药的协助下阵痛不已。三时五十八分，并无多大痛苦的顺利产下儿子。 这是我第一次看着孩子生产的过程，并且带着Ｖ８拍摄下来。但生出的那一剎那，自己竟眼眶一热，差一点抓不住摄影机。 孩子是在血泊中出生的。当初在法国渡假时怀孕的经过，怀孕时带着母亲一起走在农民大游行的街头，反战之夜诗歌朗诵的现场的感觉，以及我在踼足球的时候，他竟在腹中踼着的触觉，怀胎十月的种种，诸般记忆，一起涌现……。 有如存在主义所讲的，他哭声宏亮，大哭一阵，偎着母亲的乳房，竟立即睡熟了。 晚上我去了学校教课，连电视新闻都来不及看。回到家已是夜深，疲倦至极，连孩子叫什么名字都来不及想，就睡着了。 还没睡够，电话就响起。我的大妹以极为紧张的声音喊道：“哥啊，你还在睡啊？你没看电视吗？还是今天的中G时报？中兴医院出事了。有四名感染的病患，很可能接下来会被封了。哥啊！你赶快起来吧！去把小孩和子华接回来。赶快啊，别在他们决定隔离了再去，就来不及了。如果在那里隔离，就完蛋了！” 我挂上电话，还无法清醒。看看表，老天，早晨六点五分。大妹还没睡，熬夜加班刚刚回家。我立即下楼去买了一份中G时报，中兴医院赫然是头题，有四名疑似病患，不必说，如果再演变下去，有两个人以上感染，或者发现院内有垂直感染，会立即强制隔离。我自己是不怕的，我曾采访过重大事件，目睹人世的生离死别，有些事情可以看开一点，但孩子才刚刚来到这世界，就得被隔离起来，太可怜了。我感到无比恐慌了。 要如何处理？离开是一个办法。但问题一样：要去那里？接回家也可以。我妈妈生我的时候，是由产婆在家里接生的，我妈妈一定知道如何处理。那就用逃亡的吧！带着母子逃离医院吧！ 然而，我不能不想到，如果逃离医院，那与我笔下所写只顾自己生活，却不顾虑自己可能带菌的自私者有什么差别？所谓”慈悲无惧”，难道只是说得好听的口号，而不是一种信念。 但不管如何，先到医院再说吧。万一有状况而强制隔离，不管如何，家人的生命是一体的，我无法放下他们在医院，自己却在外面。 早晨的中兴医院无比平静。平静到出奇的地步。平时满满的停车场，现在全部空着。量过耳温，由急诊室进入，六楼的妇产科病房里，安静得出奇，彷佛所有人都走光了。但护士小姐还在。我问了是不是可以办出院。他们说：妈妈也许可以，先用请假的，但小孩怕还不行吧，得要四十八小时，身体检查确定才能走。 “但如果这里被强制隔离，你也知道，孩子怎么办？ ” “啊！不会吧？”护士小姐也犹豫起来。 “可是，和平医院就是这样啊！”我说：”如果隔离，母亲无法坐月子，孩子刚刚出生，不知道有没有办法抵抗。” “这里还好吧！SARS 的病患都隔离在九楼和十楼，而且这个楼层是最重要的楼层，婴儿室也采取严格管制，为了怕SARS感染，连母婴同房也取消了。婴儿应该是安全的。” “我们不可以把婴儿带走吗？” “带走之后，孩子还是要检查，打预防针，你要去那里检查？” “啊？”我也茫然了。这个世界，有那一个医院是安全的，有谁是安全的？谁来告诉我啊！ “还是稍微等一等吧，等小儿科医生来了，问过以后再决定吧。” “现在不能问一问吗？” “现在才七点半呢！” 我沿着医院安静的走道回病房，几乎可以听见自己脚步的迟滞拖长的回声。直到这一刻，我才开始有一种”天地之大，不知所之”的茫然。 “怎么办？”孩子的妈问。 “妳可以先请假离开，明天再回来，但孩子恐怕得停留四十八小时，检查完后，才可以走。” “如果我们走了，孩子留下，医院被隔离了，我们进不来，怎么办？” “我也不知道。”我只能这样说：”我们再回来陪他吧！” “不要。如果孩子不能走，我也要留下来，我不能放下他。他才刚刚生出来……。” 长长的沉默之后，我先让自己静定下来，试着把事情想清楚。 第一， 如果真的这个医院受到感染，我不能去感染别人，最好自我隔离。那就留下来，一家人一起共渡难关。 第二， 既然如此我也不能离开，我必须在这里写社论，为报社发稿。今天还有一则稿子要写。 第三， 我必须请假，让其它人代班。 第四， 作最坏打算，如果医院被决定强制隔离，我需要什么东西。手机充电器（可以保持连络）、笔记本电脑（可以继续发稿）、还未读完的《中国思想史》、刘大杰《中国文学史》。这一段时间，只能当作闭关修炼。 想清楚之后，反而不慌乱了。我先给报社打电话，再开车回家，写好稿子，EMAIL 出去（这时候，才知道网络有多好用！）交待接下来的工作，再带上计算机和书，戴上口罩，坐出租车，认命般的想着闭关之后，好好读书。人生原来只是这样单纯，需要的并不多啊！ 中午时分，报社负责医药的妏纯打电话来，说中兴医院还好，控制得宜，原本照顾仁济医院死者的四名护士虽然有疑似感染，但有三名已退烧，一名在隔离病房。其它有可能接触的，都在九楼隔离。中兴医院应该不会强制隔离了。 但我不知道未来会如何？真的，再没有比现在更确切的体会到：这个ZF已经乱了方寸，完全不知道下一步会有什么政策。 许多朋友打电话来，说：你啊，还好吗？怎么办啊？ 立法院的朋友也打电话来，说要不要帮忙转其它医院？ “你想帮我转那里？那里比较安全？”我问。这个问题，其实是慌乱的人最想问的。 “啊？”他们一时都愣住了。他们一样没有答案。荣总吗？台大吗？仁爱吗？中心医院吗？那里收容的可疑病患更多。谁知道那里安全？还有，谁要收容我们？如果我们变成疑似感染者，每一家医院都恐惧，可以去那里？如果我们都不说明自己从什么地方来，谁会收容我们？这种半途逃跑的母亲和孩子啊！ 如果说天地间，一定有什么地方可以容身，我相信我有足够的朋友兄弟，可以一起生与死。但我不能害人。就是这样了。 想开了反而清楚。我们决定，如果医院说需要隔离，就隔离。如果医院判断不必，就回家。不用再想去其它地方了，反正那里都一样危险。 下午，我戴上口罩坐出租车回家。再自己一个人去操场，对着墙壁踼足球一个半小时，身体大汗淋漓，喝一大罐柠檬水，无比畅快。 晚上，再去骑自行车去伊通街买猪脚便当，给太太吃，便于哺乳。生活就是这样。不然要每天在等”判决”吗？ 直到这时我才明白，这一次的SARS伤害有多大。不仅是对台湾经济，生命，还有对人性以及人的价值。 以前孩子出生的时候，我们总是有一些期待。例如希望他明朗、快乐。王清峰竞选副总统时的一个广告是这样写的：”如果孩子不快乐，一生的奋斗有什么意义？” 现在才知道，那些平凡的愿望有多可贵。我已不再期待快乐，而只希望他平安而已。然而，我也不知道孩子在中兴医院出生，会不会被感染。生活于这个时代，连”平安”都是一个遥远的愿望吗？作为一个父亲，你能对孩子作的，竟如此有限。 回想这个孩子从怀孕到出生，世界竟变化如此之大。怀孕是在去年八月，于巴黎渡假的时候，从巴黎的罗浮宫、圣母院，玩到阿尔卑斯山，走过大雾的山路，去看看传说中的千年古城，喝最甘美的山中之泉。回台湾不久，就遭逢有史以来最大规模的农民大游行；十一月二十三日那一天，孩子的妈因为怀孕有一点肚子，他们让她站上总指挥车，看农民带着美丽的稻穗，走过宽广的凯达格兰大道。他们都说，这孩子有福气，还未出生，就站上总指挥车，这是有神农大帝祝福的孩子。之后则是前不久的反战。写诗的爸爸为”反战之夜──为伊拉克儿童祈祷”写了一首诗去朗诵，还写了一篇给伊拉克孩子的祈祷文，为无助的战火下的孩子，吶喊一声。现在，竟是SARS。 短短几个月，也不过就是这孩子怀孕的过程而已，这世界竟如此多变，转瞬间，就成了L世。一个父亲，竟在孩子出生的时候，不再能保证母子的安全了。这是什么世界？台湾为什么变成这样？ 五月一日，医院无事，孩子可以出院回家了。我问了医生，要不要自我隔离？医生说，应该不必，因为一开始的防护措施做得还不错，孩子身体健康，虽然有轻微黄胆，但放在灯光下照一下就好了，你可以带回家去了。 一个护士则好心的说：”可以走，就快点办手续快走。别再拖了！”我不知道她的言下之意。后来再问，才知道医院接纳了一些和平医院转来的病人，他们怕人进进出出，会带来感染。但他们终究要留下来抗疫，却好心的劝我先走。 医生交待出院后如何照顾孩子的事时，终究有些担心的说：怕你们会被感染到，用母奶喂孩子的时候，也要小心，要带上口罩，抱他之前，要先洗手；要亲他，得先洗脸。你们不一定有被感染，但做好防护总是好的。 “然而医生，”我说：”这SARS不是通过体液传染吗？唾沫、鼻水、排泄物等等，但她要喂母奶，母奶会不会传染呢？” “啊？”医生也有些愕然的看着我，想了一下，说：”以前检查有没有B肝，可以知道可不可以喂奶。现在，SARS 是全新的病毒，说真的，大家都在摸索。我也不知道会不会通过母奶传染。” 五一下午，终于回到家中，看着孩子躺在原就准备好的床上，细小的脸上如此平静，我竟有一种乱世逃生者，终于回到安全地方的感觉。 一个新生命的出生，本应充满喜悦。然而现在竟被逃难的感觉取代。 以前的两个孩子生下来的时候，我还有过一些乐观的期待，对于他们的未来。然而现在，我只能对这孩子说：”要勇敢！”因为，以后可能是一个乱世的世道，谁也不能预料未来将如何，只能勇敢，”迎向风暴的未来”。 这时我才真正了解弘一大师写过的四个字：”悲欣交集”。 然而无论如何，都要心怀慈悲，唯有慈悲，才能使我们有勇气，互相扶持，走过苦难的时代，走向未未。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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