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朝横扫中原的满汉大军是怎样变成乞丐和流氓的混合体的

很多人都知道，清朝的正规武装力量在长达200多年的时间里是分为“八旗”和“绿营”两大编制，称为“经制之军”

而后世鼎鼎大名的“湘军”、“淮军”其实只是“团练”，属于官方认可的“民间组织”，而他们的诞生，恰因为清廷正规军的战斗力急剧衰落，不足以镇压，只得放权。

但是很多人并不知道的是，清朝的正规军是如何从开国之初纵横天下的“精兵”沦落成为连刚放下锄头的农民都打不过的“鱼腩”，而这种战斗力的衰落，与军饷，也就是士兵的经济情况有很大的关系。

1、绿营的军饷待遇是清顺治四年（1647年）确定的，《清世祖实录》卷34记载：

有马战兵每名月给银二两，五马战兵每名按月给银一两五钱，守兵每名按月给银一两。

这个工资标准制定之后，一直到清朝灭亡就没有改过了，也就是持续了将近265年。

顺治十六年（1659年），户部侍郎林起龙上疏指出：

一曰给饷薄……今城守兵每名月关米三斗，支银一两；步战兵每名月关米三斗，支银一两五钱；马战兵每名月关米三斗，支银二两。除扣克外，一月之中日用蔬菜所需，冬夏衣服所需，整修器械鞍辔所需，一人之身仅德存活，若有父母妻子，则艰难甚矣。

注意这段话里的几个要点：

1，克扣；2，副食；3，衣装；4，器械；5，养家。

这五条中的前四条，放在今天人眼里绝对是不可思议的。

先说克扣，除了我们之前经常在文艺作品中了解的“喝兵血”这种违法活动之外，还有“国家认可”的合法克扣，比如朋扣银、朋马银、小尽银等等。

所谓朋扣银，是从官兵应领俸饷银中，每月分别按额定数目扣出，作为养马经费用银，谓之朋扣银，亦称朋银。清制，副将以下，把总以上，每月各扣2钱，马兵扣1钱，步兵扣5分，守兵扣3分。这项银两存储营中，以备买马之用。买补马匹余剩款项，年终报兵部核明，送户部充饷。

看起来，是不是有点像“众筹”？不过对象就很特殊，放今天就和“众筹”买坦克差不多……

所谓小尽银， 名目更加奇葩，又称“小建银”，用途是抵充有闰月的年份的俸饷，你没看错，这个逻辑就是农历里面加闰月等于一年有13个月，多出这个月的饷银，国家觉得按月发工资亏了，就让军官和士兵拿出自己的工资来“买保险”……换句话说，国家无论一年几个月，只发12个月工资……这真不是一般的教条和“节俭”了。

这些国家规定的钱粮扣除完，马兵每月实得银1.833两，战兵每月实得银1.4两，守兵实得银0.937两。

等等，还有更奇葩的，就是乾隆朝之前的旧例：

绿旗营兵演放鸟枪需用火药铅子，向例兵丁自备……皆于兵饷项内支取。

你没看错，军队日常训练所耗费的子弹钱，要从士兵军饷里扣除，这种制度下，士兵怎么愿意训练射击？怎么敢练射击？多打几枪，半个月饭钱没了。

“兵”才是清朝的正规军，“勇”则是团练，是“民间组织”

乾隆也意识到这个问题的弊端，明令废除这个惯例由国家负担相关耗材支出，但是，所谓的“欢呼雀跃”也没维持多久，绿营的军将们又绕了回去，还是要克扣这笔开支。

以上还是“合法”的国家克扣，绿营兵们，还要面临各级将领们的克扣，这部分就是违法的，可也最是根深蒂固的，办法还很多。

比如在绿营将领在本部队放债，直接扣发军饷还本付息，还有假冒填补军械而扣士兵工资来“尽义务”，还有各种迎来送往和办公费用摊派到士兵军饷里克扣，这种手法可谓贯穿了整个清朝。

顺治十二年刑科给事中李宝秀上疏《为兵民疾苦多端事》：

见在兵丁，每月所支饷银为数不多，该管将领又有克扣陋规，层层盘剥，内不足养父母妻子，外不足置甲衣器械，欲其勠力疆场，赳赳桓桓，岂可得乎？

这还是顺治年间的说法，在乾隆年间，需要面对的已经不是士兵能不能效命疆场的问题了，陈黄中在《养兵论》中写道：

绿旗之兵，自沿边诸镇外，大约马一步九。其守步月饷，计月仅得银九钱有奇，一卒之家，约以三口计，是一口每日仅得银一分馀耳。夫重赏始得勇夫，而薄饷必无强卒，故今之名隶伍符者，皆市井游惰，不克自存，计无复之，苟延岁月，始肯入伍，犹且逃亡告退者甚多，若其人稍有谋生之策，必不肯为。其中更有挂名册籍，规避差徭，别营他业以自给，而其技艺之不堪，又不待言矣。

总结一下，就是到了“乾隆盛世”之际，绿营兵这支国防主力，已经到了稍稍有点谋生能力的正经人就不屑于为之的“贱业”，只剩下各种活不下去的流氓无产者在其中挂名，以经营其他小买卖过日子，这样的军队，还能不能称其为军队？

2、当然，上述所说还是平时“养兵”，清廷对绿营兵还有临时补贴、战时津贴和战功奖励。比如绿营兵“出差”，像押运饷银、抓捕逃犯之类的，都算“出差”，就有0.03两银子的补贴，绿营官兵有红白喜事也有几两银子的国家补助，战时津贴则包括开拔前后给的行装费、盐菜口粮等杂项，打仗的时候，绿营士兵的收入可以达到5两银子，是平时收入的6倍左右。

探究清政府的整个行为逻辑，从根本上，就没有把这些士兵当“兵”来养，而是当做“看家狗”来养，平时喂剩饭，战时扔骨头，再对奸淫掳掠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就能对付天下的“乱民”了，至于说“国防”，那是不必考虑的，反正天朝有一副庞然巨兽的大架子，一般人还真不敢挑战它。

不过，这套策略，到了咸丰年间，也已经难以为继了。

民国十八年（1929年）察哈尔省编遣欠饷定期库券壹圆，欠饷对于中国军队而言，还真是一个历史悠久的故事。

太平军兴，各省财力不同，绿营发饷开始出现严重程度不一的欠饷，除了四川一省为全饷外，其余省少的一年只发2、3个月军饷，多得也只能发到7、8个月，到同治年间，各省绿营欠饷或3、5年，或7、8年，均达数百万两之巨。

而光绪年间，这种情况并未得到改变，1886年，朝廷上谕给京师绿营发全饷，各省绿营仍只能发到七、八成。

那么，整个清朝，绿营士兵的收入相当于什么水平？

1838年，林则徐曾经在奏折里做过简单计算：

若以食贫之人，当中熟之岁，大约一人有银四五分，即可过一日。

问题是，绿营兵不是一个人，而往往是一家子，只以5口之家计算，年需花费50两白银左右。

1866年，左宗棠奏称：

士兵每月得银3两至3两余，即可“日用足敷，无须别营生业。”

这个数字已经比林则徐的时代花费多了，到了晚清，物价上涨，一个三口之家的花费已经达到了70多两，又要比之前超出很多了，不过每月3两的收入，那是湘淮勇营，不是绿营。

电影《投名状》剧照，这句话可以说是清军的心声

绿营的法定收入仍然是1647年的定制，马兵每月实得银1.833两，战兵每月实得银1.4两，守兵实得银0.937两，这个数字就算军官有良心，不喝这口“兵血”，也得乘以70%。

而同时代一个自耕农的年收入可以达到33两——50两，一个佃农的年耕种收入则为15——30两。

实际上，绿营兵的合法收入根本比不上普通的自耕农，连佃农的收入水平都达不到，所以其家庭生活只能靠着各种非法收入才能贴补，在此条件下，无论是军事技能还是军人自尊全部荡然无存。

在太平军兴时，时人对绿营的评价就是：

名之为兵，实则市人，无纪律，无赏罚，见贼即走。

这里就不特别强调绿营兵几乎成为惯例的战时抢劫的细节了，他们的“合法”生活水平近似于乞丐，想要稍加改善就不得不完全走向“违法”的流氓之路，乞丐、流氓，也正是清朝正规军绿营兵的唯二选择，悲哀不？

3、绿营兵的军饷只能养乞丐，八旗兵的军饷又有什么区别呢？

作为很多人眼中清朝的特权阶层，“旗人”的普遍形象是提笼架鸟、纸醉金迷，而往往忽略了，任何一个政治集团都存在内部的分层，上层贵族由于拥有诸多政治、经济特权可以有效变现，而八旗的底层民众，其实在大清朝的“祖宗之法”（只许从军）的约束下，恰恰是日渐贫困化的，而八旗军的最终瓦解，根子也在这个，而非上层的腐败。

晚清名臣曾国藩在《议汰兵疏》中写道：

八旗劲旅亘古无敌，然其额数常不过二十五万。

有些人关注的是“亘古无敌”，有些人关注的是数字，不过二十五万并不是整个清代固定的编制，而且不同时代，八旗的部队编制也不一样，比如乾隆朝的八旗总数是20.5万人。

嘉庆、道光、咸丰年间的八旗兵数据可以看上表，大体上是27.5万左右。

乾隆中期的20.5万八旗兵中又包括10990名养育兵，之后的27万八旗兵中又包含了大比例的“养育兵”，比如八旗骁骑营80441人中就包含养育兵26872人。

所谓养育兵，其实就是八旗中的“低保户”，其设立的原因就是，早在雍正初年就已提出：

闲散宗室，以无钱粮，至有窘迫不能养其妻子。

因为清代八旗“户口”不允许从事从军之外的其他生计职业，所以，如果家中壮丁没有被补入军中，其家庭生计会非常得艰难，而随着清朝统治延续近百年，原本兵额和八旗家庭的匹配被不断突破，八旗生计问题浮出了水面，比如到乾隆朝，汉军人口爆发增长，远远高于满洲、蒙古旗人的增长。

另一方面，旗人生计中原本应占据一定成分的“旗地”大量被卖给民户，到乾隆朝甚至达到了“十之六七”。

韩国电影《最终兵器：弓》中的八旗兵，说满语，持长弓大箭

清朝的解决方案是，一方面将大批汉军旗人“出旗为民”给满洲人，甚至索伦人腾出编制，另一方面采取官赎旗地的措施，在这之前针对旗人债务还有集中发银偿还的举措，当然以上这些都可谓治标之策，真正能够称为制度安排的，就是“养育兵”制度的建立。

从刚才的数据可知，乾隆中期的养育兵只占总兵额的1/20左右，而到了嘉庆朝，这个比例，京旗精锐已经达到了1/3，这种情况意味着，至少京师的“禁旅八旗”，在清朝中晚期，已经由居中驭外的精锐中央军组织，退化成为了核心政治集团的“社会保障”组织。

4、就待遇本身而言，八旗其实远超绿营。

士兵待遇上，禁旅八旗马兵月饷3两，绿营马兵月饷2两，八旗步兵一年所收的“月米”共12石，绿营兵丁仅3.6石，八旗马兵则达到23石，此外，八旗还有计丁授田和兵丁名粮之类的额外收入，绿营兵则完全没有。

战时待遇上，只有出征口粮八旗与绿营一样，其余标准均为八旗超过绿营。

不止这些，还有赏格、抚恤银、红白事例银、官兵孀妇待遇、官兵休致待遇等等，八旗都比绿营强得多，甚至达到1倍以上。

对此，雍正皇帝有一个集中解释：

朕君临天下，一视同仁，惟期事事公平，不肯稍有偏向，如满洲驻防兵丁其所得钱粮马干等项，较绿旗兵丁为多，此非厚待旗人也，盖绿旗兵丁系土著之人，经营度日，稍觉容易，满洲兵丁于钱粮之外，无所资籍，故特加恩惠以养赡之。

翻译过来就是绿营兵还能在当兵之外干点别的营生，而满洲兵丁则根本不允许干别的工作，所以要给予厚养。

问题是，这个逻辑本身就是错误的，军人就是军人，怎么能够默认他们可以“做买卖”、“经营度日”？那还是兵吗？

事实上，清朝这种所谓的“厚养”在王朝面临财政危机时进入了真正的恶性循环。

电影《投名状》剧照，刘德华的扮相，很有当时清军的穷苦风范，据记载，围攻太平军的黑龙江八旗连百姓的门窗、被褥都抢劫，在军营旁边开市销赃

1853年，清朝取消了恩赏八旗兵的1个月钱粮，10年后的1863年，更规定八旗骁骑校以下只发六成饷，养育兵只发七成饷，同时还规定其中三成发制钱，银钱兑换上又刮一道油水。

直到1885年京师八旗才恢复了全饷，而地方驻防八旗一直到大清灭亡都只领不到七成粮饷，而且越往后，这种扣发和欠饷越严重，到了20世纪初，东北八旗甚至只能发到不到四成钱粮。

事实上，鸦片战争时，八旗兵还只是“生计倍形竭蹶”，也就是生计艰难。到了光绪年间，反复克扣后的八旗大兵，又没有湘军、淮军、绿营之类的种种非法收入，已经进入了崩溃区间，钱粮只勉强够夫妇二人的生存需要，子女一多就贫困不堪。

据当时日本人的记录，八旗旗人饥寒贫穷者占十之七八，不少八旗兵丁将家中“所有物件变卖糊口”，“衣敝履穿，形同乞丐”，据《清实录》记载，有的八旗兵无家什可卖，只能“男妇赴乡乞食，死者甚多”（同治二年）。

事实上，一个八旗马兵的收入，即便不打一丝折扣，也不过是晚清一个自耕农的水平，这还没有考虑八旗禄米广泛存在的“典钱粮”之类的借债，也没有考虑禁旅八旗自康熙年间即开始蔓延的“奢靡之风”。

事实上，刚刚到雍正年间，八旗高官“都统、前锋统领、护军统领、副都统内，颇有家计艰窘之人”（《清世宗实录》，雍正元年八月），都统为从一品，前锋统领为正二品，基本相当于“大军区正副职”……竟然过不下去日子了……

到了嘉庆朝，八旗的生计问题甚至造就了一个“奇迹”，那就是八旗汉军出身的四品官，竟然参与了攻打紫禁城的“天理教起义”。

紫禁城隆宗门的匾额中间的箭头，还是天理教攻城时留下的

这位奇迹的主角叫曹纶，出身于正黄旗汉军，曾祖父官至骁骑校，伯祖父曹瑛任工部侍郎，祖父曹城任云南顺宁府知府，父曹廷奎任贵州安顺府同知，曹纶为廷奎第三子。

这个曹氏家族也算是累世官宦，曹纶本人在嘉庆八年也以闲散充整仪尉，两年后任公中佐领，嘉庆十六年外授独石营都司，正四品。

一个旅、团级别的武官，在嘉庆十八年却因参与谋反而被处以极刑，为啥？

因为“穷”！

曹纶之父曹廷奎是一个廉吏，身后毫无积蓄，死于任上后，曹纶万里扶棺回京归葬，荡尽家财，到京城后居住在宣武门内报子街，妻子衣衫褴褛，曹纶出外当差只有一件破旧长袍，在家则衣不蔽体……

所谓全家只有一条裤子，也不过如此了。而天理教的领袖林清早早就开始结交曹纶，不停地给他送钱送物，也告知了他天理教的最终目标就是攻打紫禁城，不过曹纶本人因为“出差”护送土尔扈特人到热河，错过了起义的大举，他的儿子曹福昌则已经头缠白布参加了对紫禁城的进攻。

当然，曹纶这还算是“穷报恩”，另外一群人就纯粹是奇葩了。

大清朝的宗室、奉恩将军（正四品）庆遥，宗室举人庆丰，宗室海康都是天理教外围组织红阳教的成员，天理教进攻紫禁城的计划早早通知了他们，这几位也欣然决定参加，以便在起义成功后当上被许诺的大官……指望这些人打仗，当然是不太现实的。

5、另外，满汉大军的衰落和训练方式也有关系。

清朝打天下的核心武力是“八旗”，在明末清初，“真满洲”基本已经成为无法抗拒的武力神话，在清军南下的过程中，凡遇苦战焦灼，前方的汉军将领就会请旨派遣"真满洲"出战。

清郎世宁画玛瑺斫阵图卷，取材自乾隆朝平准战争中的功臣玛瑺三箭毙敌酋，展示了当时典型的八旗骑射武士形象

因此，自入主中原开始，清廷就对八旗战斗力的保持无比重视，专门订立训练制度，勤加训练。除了各部单独训练之外，还要集中操练，春月分操二次，合操一次。秋月会诸营大操一次。然而八旗训练并没有阵型，是后来才加入了“鸳鸯阵”和“三才阵”，火器增加后开始练习“十进九连环”阵法，也就是交替使用火器轰打的方阵，不过“所演阵图，则年年皆循旧式，毫无改进。”

换句话说，“分操”、“大操”，北京的禁旅八旗“表演”的阵法沿用了至少200年没变，直到清末编练新军为止。

除了阵法陈旧，八旗训练时态度也极其敷衍——乾隆十二年，命在八旗前锋护军内选体壮勇猛者千人习练云梯技艺，战事结束以后，乾隆皇帝就命令云梯兵别立为营。可以说，登云梯爬楼是他们的看家本事，但是，后来官兵为图省力，已不奋力训练，而是从容登梯，一副登高游戏的样子。

至于火器训练，每年打靶1人10发子弹，全部中靶者全无，他们的骑射训练，作为“国本”按规定是每月4次，却是“十人上马半数落，呲牙裂嘴腿骨折”。

最有意思的是，哪怕是这样的训练，到嘉庆之后，也已经废弃不用。

外国人笔下中国藤牌兵的滚地刀法操演

至于清朝的另一支“国家武装”——绿营，哪怕是纸面上的训练计划也要比八旗还要差得多。

绿营兵最大的特点就是训练旧制沿袭自明朝，传承达400多年。

这种训练方式极重阵法，然而实用性却不强。清朝大将福康安在乾隆五十一年（1786年）就曾痛骂：

向来绿营阵势，止系两仪、四象、方圆各式，此皆传自前朝，相沿旧样，平时校阅，虽属可观，临敌打仗，竟无实用。在各营演试之时，明知所习非所用，不免视同具文，饰观塞责。

绿营的这副德行，一方面是训练的问题，更根本的则是清政府对这支“军队”定位，我们姑且称之为军队，除了“打仗”之外，还有承担护送银饷、押解犯人、解送钱粮、缉捕盗贼、缉查走私、守护、察奸、承催等等差役，除小部分兵守省城外，大部分兵力需要分驻全省要地、塘汛。

据乾隆朝的统计，全国绿营兵64万人，集中驻防标营只有336个，分散驻防的营有763个，守汛之兵，有的驻地只有十几个人，到了后来，更是只剩下1、2个人，这种布局方式，就算是想训练也没法训。

综上所述，虽然大清朝的编制表上有90万大军，真正进行军事训练，拉出去还能打打仗的，可能连1/10都不到，只能不断零散抽调，短期合营训练，在朝廷财力充裕时，这种野战军的战斗力还能对付一下“治安战”，等到朝廷财力窘迫时，就是一群毫无训练的“叫花子”跌跌撞撞地上战场。

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清代受雇于英国的“中国军团”（也称“华勇营”）。

我们丝毫没有理会头顶上呼啸而过的子弹，排枪射击非常有效，命中率很高。非常幸运的是，敌方持有许多种不同颜色、不同形状的旗帜，这有助于我方准确的选取射击目标。这些士兵们表现得完全像一个老兵……而且他们的群射技术非常好，枪枪命中目标，冷静得如同在打靶场练习射击时一样。

——《与中国军团在一起的活跃日子》，华勇营第二连连长[英]巴恩斯中尉著，1902年出版于伦敦。

这是在评论庚子国变期间，受雇于英国的“华勇营”在天津东局子攻防战中的表现。事实上，“华勇营”招募的不少都是中国退伍士兵。

这支军队的所有军官和士官都是英国人，但他们都会说简单的中文。

也正是这群军官，他们对华勇营采取与英国军队一样的训练，同时，“和士兵生活在一起，并像在英国训练军士一样对他们进行一对一的教导，不管在训练场还是在军营地，他们无时无刻不保持着与士兵的交流和沟通”。

华勇营的英国军官教练中国士兵使用马克沁重机枪，要知道，八国联军中的澳大利亚军团的该款机枪都是在香港“借”的。

英国随军记者阿诺德·亨利·萨维奇·兰道尔在《中国与八国联军》里对华勇营的训练结果给出了这样的评价：

士兵们每天训练达四、五个小时，军事素质迅速提升，尤其六百码（548.64米）射击成绩十分优秀。所以带兵军官对他们赞不绝口：“他们非常遵守纪律，而且十分自律；他们非常强壮，而且十分坚忍；而且，他们个个都是射击高手，几乎环环击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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