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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典常读(2):写在《写在人生边上》边上

 闲情偶的 2020-02-23

钱钟书对书情有独钟,所以他会把人生比作大书,又把人生随笔比作写在这本“大书”边上的批注(眉批或marginalia)。他还说“就是写过的边上也还留下好多空白”。似乎在暗示:想对这“批注”再批注,那就写在“边上”的边上吧。但《人生边上的边上》已被杨绛女士用过,不得已写下这个绕口令似的题目。


一、

幽默和恶搞的差异

《写在人生边上》收录了三十年代时钱钟书写的十篇随笔,笔锋犀利,妙语连珠,酣畅淋漓。读起来你不会意识到年代久远造成的思维隔阂,也不会咀嚼到鲁迅作文用语的佶屈聱牙;你会读到笑:微笑——大笑——乃至快乐。这才子式的幽默所带来的开心效果,是插科打诨或者恶搞作贱所不能达到的。钱钟书深谙幽默之道,在本书中就专门写了《说笑》,纠正我们对幽默的浅陋看法。不会笑的人肯定不懂幽默,所以反过来我们常认为会笑的人似乎就懂幽默。但钱钟书拨开迷雾:

“笑未必就表示幽默”,

“一般人并非因有幽默而笑,是会笑而借笑来掩饰他们的没有幽默”。

——《说笑》

是的,在经典的相声小品段子中,演员自己从来不笑的。而当我们听不懂别人的幽默时,只好赔笑以避免失礼。那么如何鉴别所谓幽默的真伪呢?他说

“真有幽默的人能笑,我们跟着他笑;假充幽默的小花脸可笑,我们对着他笑”。

——《说笑》

想想也是,黄段子或恶搞之所以逗我们笑,难道不是因为它们的下作或愚蠢让我们觉得自己被相对抬举而开心吗?对于这种方式只能被形容成搞笑或者可笑,决不会被称为幽默。所以能在公共场合引来阵阵笑声的人也未必就是用幽默在指挥别人笑,很可能只是个跳梁小丑在被人嘲笑而已。这让人清醒,也让人自省。

钱钟书无疑是属于“真有幽默的人”。他最常用的幽默指挥棒有两条:一条是巧妙贴切地类比他物,一条是标新立异地联想典故。前者是才情所赐,后者是学识使然。拥有了这两样利器,五花八门、古今中外的原料当然无不能为其所用。于是信手拈来,俯拾皆是,随便一抖便是笑料一筐。

二、

幽默利器之一:类比

类比在本书中是随处可见的。类比的好处是能借助司空见惯的现象品味鲜为人知的奥妙,从而拉近读者和作者的思想距离。拿《吃饭》中的一个“类比”来类比这类比的妙处就是:

像白煮蟹和醋,烤鸭和甜酱,或如西菜里烤猪肉和苹果泥、渗鳘鱼和柠檬片,原来是天涯地角、全不相干的东西,而偏偏有注定的缘分,像佳人和才子,母猪和癞象,结成了天造地设的配偶、相得益彰的眷属。

好的类比无疑是直指人心、让人顿悟的捷径。谁都不喜欢绕远路,能提供捷径当然会叫人莫逆于心、开怀大笑了。

他的类比有对虚伪的揭露。比如在《魔鬼夜访钱钟书先生》中,借魔鬼之口说:

有种人爱受恭维,好像接受还债,只恨没得利钱。另一种人假作谦虚,好像上司纳贿,原璧退还好等下属加倍再送。

钱钟书老年像

在《谈教训》中直截了当地说:

义正词严的叫喊……有时是中年人看见旁人还是少年的忌妒;譬如姿色减退的中年主妇,觉得少年女子的打扮妖形怪状。

在《释文盲》中用自嘲来嘲讽别人:

借大哲学家来做小品随笔的开篇有点大材小用;不过小题目若不大做,有谁来理会呢?小店、小学校开张,要请当地首长参加典礼,小书出版,也要求大名人题签,正是同样的道理。

也有对世俗的调侃。在《窗》里写道:

从前门进来的,只是形式上的女婿,要是从后窗进来的,才是女郎们把灵魂肉体完全交托的情人。进前门的哪像进后窗的直接痛快?好像学问的捷径,在乎书背后的引得,若从前面正文看起,反见得愈远了。

在《吃饭》里评论:

吃讲究的饭事实上只是吃菜,正如讨阔佬的小姐,宗旨倒并不在女人。

在《一个偏见》中又说:

偏见可以说是思想的放假。假如我们不能怀挟偏见,随时随地必须得客观公平、正经严肃,那就像造屋只有客厅,没有卧室,又好比在浴室里照镜子还得做出摄影机头前的姿态。

还有对权威的嘲弄。比如《魔鬼夜访钱钟书先生》:

不料你的见识竟平庸到可以做社论。

比如《读<伊索寓言>》:尊长会喜欢年龄相差得极多的小辈;但会厌恨年轻得不多的后生;

譬如一个近三十的女人,对于十八九岁女孩子的相貌,还肯说好,对于二十三四岁的少女们,就批判得不留情面了。

又比如《释文盲》:

好多文学研究者看文学书而不懂鉴赏,恰等于成日价在女人堆里厮混的偏偏是个太监,虽有机会,却无能力!

三、

幽默利器之二:典故

引用在书中更是不厌其烦地出现。在网络发达的信息时代,占有资料已经并不困难,但我们会抱怨知识爆炸,难以选择。想那民国年间,文盲尚且不计其数,他居然能通晓“核爆炸级”的人文掌故,更能从中遴选出贴切的材料,顺理成章地支撑自己的观点,真是难上加难了。书中的每个典故几乎都有详尽的出处以及专有名词的原文引用,古文洋文,无所不及。这样精确的叙述不排除掉书袋式的自我炫耀,但更体现一种学者式的严谨作风。作风严谨往往容易导致死板偏执,而才子式的幽默却恰到好处地将钻牛角尖变成了钻犀牛角——让人心有灵犀一点通——居然钻出了灵性。独立自由的思想更让这灵性成了系统,小聪明联成了大智慧。他的旁征博引不会让人觉得碰上了假借虎威的狐狸,只觉得遇上了调兵遣将的统帅——这也是今日许多空洞论文和钱氏文章的根本差异所在。

例如,在《释文盲》中要证明只关注枝节却不得要领的学者可恨可笑时就写到:

“圣佩韦(Sainte-Beuve)在《月曜论文新编》(Nouveaux Lundis)第六册里说,学会了语言,不能欣赏文学,而专做文字学的功夫,好比向小姐求爱不遂,只能找丫头来替。不幸得很,最招惹不得的是丫头,你一抬举她,她就想盖过了千金小姐。有多少丫头不想学花袭人呢?”

由一个出处联想到另一个掌故,借题发挥的力度一个比一个强。

又如在《论快乐》中分析“快”和“乐”的关系:先说法语里的喜乐(bonheur)是“好”和“钟点”两字拼成,可见好事只是个把钟头的玩意儿;联想到汉语里快活或快乐的快字也同样的意味深永;反过来说,一到困苦无聊就会觉得慢,并用德语的沉闷(langweile)直译就是“长时间”加以佐证。又说《西游记》里的“天上一日,下界一年”反映着人类这个心理,因为天上比人间舒服欢乐,所以神仙活得快;由此类推,地狱里比人间更痛苦,日子就更慢,并举证段成式《酉阳杂俎》中的“鬼言三年,人间三日”;最后还调侃天上量刑占便宜:譬如戴君孚《广异记》载崔参军捉狐妖,“以桃枝决五下”,长孙无忌说罚得太轻,崔答:“五下是人间五百下,殊非小刑。”从法语、汉语、德语中的词语本意,联想到志怪小说里的各种奇谈怪论,衔接巧妙,相互印证,妙趣横生。

阅读这生活百态和浩繁典故,你会发现:原来观察生活和钻研书本一样有学问,而有时做研究又和唠家常一样生动有趣。世事洞明皆学问,人情练达即文章。能否联系实际体味生活,是大才子和书呆子的区别。真有才情的人不仅能海纳百川,还能融会贯通、触类旁通;于是获得从心所欲而不胡言乱语的自由。是否具有这种自由又是真才子和假才子的区别。

四、

“齐天大圣”钱钟书

品读此书只觉得造化钟神秀,灵气毓孙猴——钱钟书简直就是个孙行者。火眼金睛能看穿妖魔鬼怪,聪明机灵能嘲弄唐僧八戒,神通广大能藐视天庭地府。什么装神弄鬼,统统一击毙命。什么迂腐愚昧,全都无法矫饰。什么专家权威,正好可以拿来揶揄消遣。他若出家,法号也该叫“悟空”,因为在他的人生观里似乎是万事皆空。

阅读此书,读不到生存的挣扎或惊喜,看不到成事的艰辛或荣耀,也体味不到命运的悲剧或喜剧。总是冷眼旁观,鸟瞰众生,非干病酒,不是悲秋。人生百味经他一品就只剩下酸与辣。

这也许与他的人生经历有关。他出生于无锡一户殷实的书香门第,他的父亲是著名国学大师钱基博。受过良好的教育,从家族私塾到辅仁中学到清华大学到出国留学。对学习语言有特异功能,学贯中西,也并不费劲。即使数学对他造成过小小的打击,但是清华的破格录取又使他的自信得以保全。他属于可“用本事来换饭吃”的人,不必低三下四去看人脸色,吞咽嗟来之食。婚姻美满,命途平坦,即使经历文革浩劫那也是此书写成多年以后的事了。

席勒在《美育书简》中说“只有当人充分是人的时候他才游戏。”

钱钟书正是因为充分享有这种做人的条件,才能够跳脱俗尘,游戏人间。

与钱钟书形成鲜明对比的是英国散文家兰姆,虽然兰姆的文章同样以文风陡峭、幽默诙谐著称,但是他的幽默是苦涩而温情的。兰姆出身贫寒,命途多舛。虽然天资聪颖,读书用功,是个高材生,但是因为口吃被牛津大学拒之门外。他心爱的女孩嫁作他人妇,他姐姐间歇发疯时捅死了自己的母亲,他为照顾姐姐终身未婚,一生穷困潦倒。难能可贵的是他具有历经沧桑而不沮丧的乐观,渡尽劫波而最终彻悟的达观。比如他在《伊利亚随笔集》中写自己躺在病榻上的感受:

“病人独卧床榻,亚赛王侯,看他躺在自己的床上,君临一切,不受约束,只由着性子为所欲为,多么像一个国王!”

把人生的无奈解读成另一种自由。这种幽默让人笑过之后还有一丝感动。而对此年轻时的钱钟书会怎么说呢?他也许会说:

“对于这种人,人生还有什么威胁?这种快乐,把忍受变为享受,是精神对于物质的最大胜利。灵魂可以自主——同时也许是自欺。能一贯抱这种态度的人,当然是大哲学家,但是谁知道他不也是个大傻子?”

——《论快乐》

因此《写在人生边上》中有深刻,有尖刻,但是缺少宽容,缺少慈悲。孙悟空毕竟做不了观音菩萨。张爱玲说“因为懂得,所以慈悲”。对于普通人的人生苦难,三十岁时的钱钟书也许是不太懂得;所以对他这样真性情的人而言,无法慈悲也就不足为奇了。即便有高人一等的人生观也难以功德圆满,这也正是《论快乐》结尾所感慨的“人生对于人生观开的玩笑”吧!

五、

钟书魂夜访杜衡先生

记得高中时代在无锡老家第一次夜读此书时,忽然听到广播里插播讣告,说钱钟书先生于今日在北京病逝。难道那次是这位无锡名流魂归故里时的碰巧路过?——是钟书魂夜访杜衡先生?

多年之后,当我鬼使神差地在北京写下这篇沉积多年的读书感悟时,正值他写就此书时的而立之年。之所以敢对钱钟书的书品头论足,不是因为人近中年喜欢上了教训,而是因为明白了一个道理:写书评就像审专利,不求与高明的创造者一样伟大,只要能看得懂、道得出;那么,哪怕废话连篇,也总会有一两句切中肯綮的。再说,我们中的一大半人本来就“具有书评家的本领,无须看得几页书,议论早已发了一大堆,书评一篇写完交卷”,那就“扯个淡收场吧”。

                                             2010.3.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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