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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迪肯（Terrence Deacon）是一位在人类学、语言学、符号学、神经科学、认知科学和心智哲学等领域都有重要影响的美国学者。他1984年获哈佛大学生物人类学博士学位，后曾在哈佛大学、波士顿大学和哈佛医学院获得教职，现在是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人类学系教授。迪肯在语言的起源和进化、进化发生机制、突现发生规律和脑的进化等方面都有独特学术见解。这在他1997年出版的代表作《符号化动物：语言与大脑的共同进化》（下文简称为《符号化动物》）中得到了很好的体现。这本书一出版便受到了国际学术界的广泛关注（Unger 1998；Knight 1998；Briscoe 2001等），2005年被授予斯特利（Staley）奖（斯特利奖由美国研究院在每年的美国人类学年会上授予年度最有影响的人类学著作）。相关学者分别于2006年和2007年组织了两场围绕本书主要内容的学术研讨会。德国斯普林格出版社推出的《生物符号学》期刊还于2012年推出了一本围绕本书核心思想而展开的题为《符号化动物进化出来了》（The Symbolic Species Evolved）的专刊。（Schilhab et al. 2012）与之相比，国内与之相关的研究屈指可数（楚行军 2016），在其核心思想的系统研究方面还有很大的拓展空间。基于此，在这本专著出版20周年之际，本文拟在系统解读其核心学术思想的基础上，结合当代语言研究进展，对其做出初步评价，为国内相关的深入研究提供一些参考。 2. 学术背景 《符号化动物》一书的副标题是“语言和大脑的共同进化”。这个副标题阐述了本书的写作目标——试图揭示语言和人脑如何共同进化而来。语言是人脑突现的重要功能，人脑是语言运作的神经基础。没有自然语言，人脑可能不会呈现现在的模样；没有人脑，自然语言将会面临皮之不存，毛将焉附的尴尬。二者从逻辑思辨层面来说必然共同进化而来。不过对于其具体进化历程，不同专家的认识则差异很大。特别是在当代进化语言学、进化神经科学和进化心理学不断深化的学术背景下，各种观点层出不穷。正因为如此，作者将“符号化动物”作为本书的主标题。这样做旨在表明与其它同主题研究相比，本书特殊之处在于从人类的符号化特性出发，为语言和人脑共同进化的分析提供新路径；因而本书将人类视为一种符号化动物作为了解语言和人脑如何共同进化而来的一条主线。符号、语言和大脑分别对应符号学、语言学和神经科学三个不同领域，相互之间的关系错综复杂。因此要想深入理解作者的学术思想，我们要把该书的分析放在相应的学术史中来梳理。 作为一种特殊的符号系统，语言与心智的关系很早就引起了相关学者的广泛注意。乔姆斯基（Chomsky）先天论语言观的兴起将这个主题的探讨带入更多学者的视野。在各种探讨中，乔姆斯基的观点往往是相关学者探讨各种细节最重要的参照点之一。乔姆斯基[A1] （2005等）认为语言是一种遗传而来的先天生物学能力，拥有对应的基因和神经科学基础，是一个相对独立的认知器官。其可以被称之为语言机能。语言机能可以直接引导语言能力的发展和成熟，在生成语法研究中表现为原则和参数的设置过程，可以被称之为语言习得机制。语言机能还是语言结构核心共性的生物学基础，在生成语法研究中表现为各种生成规则，可以被称之为普遍语法。因此语言机能、语言习得机制和普遍语法在生物学层面都是指语言的先天生物学天赋，区别在于这些术语应用于不同层面的研究。这种观点将大脑中的某些连接或者结构与语言结构的某些特征和语言习得及使用能力直接联系起来，并将其视为人脑进化的突变产物。 长期以来，乔姆斯基的语言和心智关系论述一直在神经语言学研究中占据重要地位。该研究的现状是：一、支持将乔姆斯基所发现的语言结构共性与特定神经结构或基因联系起来的直接证据一直没有发现。（Szabolcs[A2] et al. 2009；Deacon，2009）虽然围绕语言功能区和Foxp2基因的学术争论很多，但是否真的存在可以直接引导语言结构共性发展的神经组织和基因尚是一个未解之谜。二、将语言机能视为一个独立认知模块的观点不断受到挑战。（Deacon 2005）虽然乔姆斯基一直坚信语言机能是一个独立认知器官，然而语言学、心理学和神经科学等层面的发现却不断表明语言能力与其他认知能力关系密切。在这种学术背景下，国内外学界都出现了很多反思乔姆斯基语言能力说的理论，典型的如下面的通用语言能力说和语言能力合成说。 通用语言[A3] 能力说认为语言器官并非一个独立的认知模块。相对应的，语言能力也不是一种独立的认知能力。语言的习得和使用所蕴含的各种认知行为都只是人类通用认知能力的一部分。这种观点在语言研究上主要体现为认知语言学对语言能力本质的认识。相关学者虽然并不否认语言能力可能存在某些天赋的成分，但是其基本理论假设与生成语言学相反，认为不存在独立的、先天的专门为语言设计而来的语言模块。Croft & Cruse（2004: 1-3）对这种语言观的总结颇有代表性。他们将认知语言学的基本理论假设归为三个方面：语言并非一个独立的认知器官；语法是概念化过程的产物；语言知识产生于语言运用。语言能力合成说主要由石毓智（2005: 2-13）提倡的语言能力理论。他以认知心理学的各种发现为基础，将人的语言能力视为各种更基本认知能力协同作用的结果。他所谓的更基本认知能力包括：1）人类创造的、约定俗成的符号系统[1]，即第二信号系统认知能力；2）对量的认知能力；3）概括、分类能力；4）记忆、预见能力；5）联想、推理能力；6）声音、形状的辨别能力。 通用语言能力说和语言能力合成说的一些观点有重合之处，但都与乔姆斯基为代表的生成语法研究对语言能力的很多认识截然相反。它们在语言理论研究上主要体现为认知语言学等语言学流派从社会和功能等视角对语言本质的很多分析；在心理学研究上主要体现为通过对语言构式和图式系统分析来反映人类认知规律的认知心理学探讨；在系统科学层面主要体现为对语言复杂适应系统特征深入探索的计算机建模研究；在心智哲学层面主要体现为将语言能力视为各种基本认知能力突现产物的突现论探讨。其将语言能力视为通用认知能力的有机构成部分，自然不需要借助于类似生成语法学家所提出的基因宏突变之类特殊的进化过程来解释语言能力的进化，因而其所谓的语言器官也就不是一种特殊的进化产物。在这种视角下，语言能力和对应的神经机制具体如何共同进化而来呢？《符号化动物》一书可以为这个问题的回答提供有益参考。 3. 语言和大脑的共同进化 《符号化动物》主要内容分为三部分：第一部分是“语言”，包括第一章到第四章，探讨语言的本质和为什么只有人类才拥有语言；第二部分是“大脑”，包括第五到第十章，关注人类的脑结构及其与自然语言之间的关系；第三部分是“共同进化”，包括第十一到第十四章，审视人类脑结构和语言进化背后的各种规律。对其关于语言和大脑共同进化思想的解读可以从三个方面来展开： 3.1 语言 3.1.1语言符号 语言本质上是一个象征符号系统。其很多特性即为这个系统的突现产物。何谓“象征符号”？这可以追溯到皮尔斯的符号学理论。皮尔斯[A4] （2014）从形式与意义之间的关系出发将符号分为三类：相似符号、指示符号和象征符号。相似符号的形式和意义之间拥有某种相似关系。例如从个人与其照片之间的相同外貌特征出发，我们可以用某人的照片来指代某人。指示符号的形式和意义之间拥有某种逻辑上的、文化传统上的或者时间上的因果、暗示或者顺应关系。例如古代烽火台所标示出来的冒青烟和需救援之间的指示关系。象征符号的形式和意义之间不具备任何必然的自然联系，需要按照某个先天或者后天的规则体系在符号和阐释之间建立起一种概念上的联系。例如，大部分语言实词和其语义之间都不存在任何必然联系。在肯定上述认识的基础上，迪肯（1997，2003a，2005，2009）从语言符号系统的象征特性出发，深化了皮尔斯的符号学理论。其关于语言符号象征特性理论蕴涵的分析可以归纳为以下几点： 一、语言符号指称之间具有层级性。复杂的指称关系往往由简单的指称关系叠加而来。人们在遇到新的语言符号时，如果不能进行象征方法解读，则就倾向于利用指示规律来解读；如果指示规律解读仍然不成功，则就倾向于利用相似特征来解读。 二、语言符号之间存在密切联系。在每个语言符号系统内，某个特定语言符号的语义不但与其指示物相关，而且还与那些和其拥有相互指示关系的其他符号语义具有密切联系。 三、语言符号提出一种新的认知要求。象征符号的解读不但需要了解符号与指示物之间的关系，还要知道符号之间的相互关系，因此需要一种从多种候选项之间做出选择的新型认知模式。人类大脑迈过了这个认知门槛，因此拥有灵活的象征符号习得和使用能力。 四、语言符号的象征性与语言结构之间关系密切。各个语言符号之间具有复杂的相互指称关系。这种特性会产生很多系统层面的组合规律，可以成为语言结构共性的重要来源。 五、语言符号和语言习得之间拥有相互适应关系。象征性语言符号需要借助于儿童的大脑而不断在语言使用者身上传递，因而需要向不断适应儿童大脑认知特点的方向来进化，使得其能够像一个寄生虫，以儿童的可塑性大脑为寄主，使自身不断在不同代际人之间得到新生的同时，赋予习得者语言使用的能力。 3.1.2 语言结构 迪肯认为语法结构的共性有很多来源，在知识属性上主要可以分为两类，即绝对共性和统计共性。绝对共性指来自语言象征符号特性的各种系统原则。例如出于指称需要而产生的语言结构的递归特性。（Deacon 2003a）这种递归性是一种符号学特性，自然是绝对共性。统计共性则来源于人类语言的习得、使用和处理过程中的各种限制，例如来自人类记忆力和听力的认知限制。这类限制条件自然也会给语言结构的产生带来各种限制，从而成为语言结构共性的重要来源。由于这种认知限制容易受到文化习俗等外在条件的影响，因此在不同语言中的体现并非完全一致，是一种概率性统计共性。在这种观点下，每个自然语言的语言结构具体如何产生呢？迪肯认为符号学、心理学、神经科学和生理学等层面的各种限制都可以带来某些语言结构共性。这些不同性质的语言结构共性叠加在一起，构成一个复杂的适应系统。各个自然语言所呈现出来的具体结构特性只不过是这个适应系统的突现产物。 3.1.3 语言能力 象征符号运用能力是语言能力的核心成分之一。语言能力可以概括分为习得和使用两个方面。语言学习能力本质上是一种倾向性学习能力。所谓倾向性学习能力是指一种类似印迹作用和导引式学习之类的特殊学习能力。语言的倾向性学习过程很大程度上利用了儿童大脑的可塑性。一方面儿童大脑需要接受语言经验的刺激才能正常发展，另一方面语言符号则也同时需要向有利于未成熟大脑学习倾向性的方向去适应。两方面的契合使得语言类似一个寄生在成熟大脑中的寄生物，只不过这种寄生是一种互利行为。它在保证了大脑可以顺利发展的同时，也为语言在人类代际间的传递提供了可能。 语言的使用涉及到语言神经机制的正常运作。在发音层面，人类大脑皮层直接控制语音，使得语音的控制更加精准灵活。这和笑声及啜泣等本能发声的控制很不一样。后者主要来自脑干的控制，是一种自发行为。在语言处理层面，语言结构在大脑中的处理并非如生成语法学者所宣称的那样，是一个自下而上的组合、转换和生成过程，而是一个类似胚胎分裂一样的由上而下的不断分化过程。在象征特性层面，象征符号的处理更多涉及到一种在不同候选项之间的选择能力。这更多是人脑额叶前部皮层功能的表现。发达的额叶皮层为语言符号各个层面的复杂关系选择提供了强有力的认知神经基础。 3.2 大脑 关于语言的神经处理基础，迪肯认为不存在乔姆斯基所描述的拥有先天基因天赋的语言神经机制，语言能力的产生是以额叶前部皮层急剧扩张为主导的整个人脑重组的结果。要想深入理解这种观点，我们必须系统梳理大脑进化和发育的一般规律。 3.2.1脑的绝对体积。 不少学者认为人脑体积在人类进化历史上的急剧扩大是语言产生的关键因素之一。乔姆斯基（1975：59）似乎倾向于将某些语言特征看作大脑体积增大的共肩产物，因为“1010 的神经元堆积在一个类似足球大小的地方”可能会发生某些边际效应。迪肯在系统阐述脑体积与认知能力关系的基础上，反驳了上述观点。脑体积与智能关系复杂，并非简单的线性提升关系。实际上，人脑总体积并没有大象或者鲸的大，但很显然不能据此说这些动物的智能超过了人类。人脑与其他很多动物的大脑虽然体积各异，但很多相应部位功能相似。某些特定认知功能可以通过某个特定神经部位的变化来实现。不过这个特定神经部位的变化并非孤立发生，还会带动整个大脑结构的重组和整合，进而对整个大脑功能的变化施加重要影响。因此语言功能自然不该简单归因为大脑体积变化的产物。 3.2.2脑的相对体积。 人脑体积在整个身体中比例相对较大也被一些学者视为语言产生的重要原因。迪肯举例反驳了这种观点。首先人脑占身体比重并没有老鼠之类的大，但不能据此认为老鼠的智能比人类高。其次脑体积所占整个身体比例越大也并不一定意味着更高的智力和行为控制，例如体格强壮的大型犬类也并不一定比侏儒狗笨拙，虽然后者脑的相对体积比前者高不少。实际上人脑体积比例的增大经历了两个时期：一、作为灵长类动物，在从哺乳类动物分化出来的过程中，人类远祖的身体增长从胚胎期开始就比其他哺乳动物要慢一些，使得其大脑与身体比例增大；二、与其他同类属动物相比，人类大脑的生长期又得到了延长，使得其大脑体积与身体的比例进一步增大。因此人脑体积比例的扩大涉及很多复杂的过程，不能简单将其与语言产生联系起来。 3.2.3脑发育 人脑发育会经历一个达尔文选择过程。在这个过程中，有用的神经连接得到保存，没有得到利用的神经元会逐步脱落，整个神经结构得到修剪，以保证成熟后的神经组织效率更高。除了上述特性，在大脑的早期发育中不同个体乃至不同物种的很多大脑部位和结构还具有较大的延展性和可移植性。这些都为新认知功能的产生提供了很多实现手段。具体到儿童脑发育与语言习得的关系，一方面人脑发育的达尔文选择过程、延展性和可移植性能够为语言的发育提供多方面的支持和保障；另一方面语言作为一种重要经验输入，能够为儿童脑的正常发育提供良好环境。这使得儿童脑和语言能力相互促进，相互适应，共同发育成熟。 3.2.4额叶前部皮层 额叶前部皮层能够为在不同选项中做出抉择的认知行为提供神经基础。语言符号系统的一大特性是涉及复杂的象征符号习得和应用。象征符号的解读需要在多重可选择指示对象之间做出选择。其认知要求和额叶前部皮层的认知功能不谋而合。因而额叶前部皮层可以为象征符号运用能力提供神经基础，象征符号运用能力也能够为额叶前部皮层的进化和发育提供合适的认知环境。人脑在进化中的体积增大并非一个不同大脑部位同比例增加的过程。以额叶前部皮层为基础的脑体积的增大影响到人脑的整个重组。重组后的人脑各个部位及结构通力协作为语言功能的产生提供了神经基础。因此虽然额叶前部皮层的扩大在语言的产生中扮演重要作用，但不能将语言的进化简单归为额叶前部皮层扩大的结果。 3.2.5其它 在人脑语言区方面，虽然布洛卡区和维尼卡区常常被称之为语言区，对应某些特定的语言功能障碍，但是神经结构与语言结构之间的关系非常复杂，并非直接的对应关系；在发声控制方面，人脑的大脑皮层直接控制发声，使得我们的发声很灵活复杂，其他动物大都由中脑之类控制发声，更多是本能；在基因科学层面，不同动物脑发育基因控制机制差别很小，一些神经结构的变化只需要借助于由调控基因所带来的表现顺序的细微变化即可实现，因而基因突变导致大脑变化进而为语言提供对应神经机制不太可能；在脑的偏侧化层面，语言大脑处理的左侧化是语言进化的结果，而非原因，其本质上可能是大脑体积的增大、发育期的增长放大了大脑发育过程的达尔文选择过程的结果。 3.3语言和大脑的共同进化 3.3.1言成肉身。 很多语言学家着重强调人脑进化所带来的神经组织和结构变化可以为语言能力的出现提供生理学基础。与之相对，迪肯在肯定人脑进化给语言能力施加影响的同时，着重分析了语言能力的出现对大脑进化所带来的影响。这种影响体现在认知层面的运作逻辑如下： 语言本质上是一个象征符号系统。因此语言习得和使用需要人类具备一种超强的象征符号运用能力。象征符号的解读需要在众多的符号指称关系中做出合适选择，不像指示符号和相似符号一样只需要在符号和指称物之间做出反应即可。额叶前部皮层为这种在不同刺激中做出选择的能力提供了主要的神经基础。象征符号运用能力是语言能力的主要组成部分之一。与之相对应，其所需要的额叶前部皮层在人脑进化中也得到了很大程度的扩大。二者并行发生，相互促进。这种局部部位的扩大使得额叶前部皮层的神经连接和结构也比其他物种相比更加复杂，进而影响到整个大脑神经结构和连接的变化。 语言能力出现对大脑进化所带来的影响以认知行为的发生为开端，但最终必然要经历实质的进化过程。其体现在进化机制层面的运作逻辑如下： 语言能力出现给人脑进化带来影响的实质是生物体认知行为变化影响到其自身生理的变化。这种进化逻辑在进化生物学发展早期主要体现为拉马克的用进废退说和可获得遗传法则。二者强调生存环境和行为特征可以直接影响到生物体的进化。这种论证忽视了基因的实际运作机制，因此存在不合理之处。不过鲍德温效应和基因同化理论则为解释生物体行为特征变化影响到生物体进化提供了新的科学解释逻辑。（楚行军 2016）在前期研究基础上，迪肯（2011）近年来又提出了一种新的进化逻辑——懒惰基因效应。其对行为特征变化影响生物体进化在语言进化中的体现提供了一种新的解释逻辑。 3.3.2选择优势 以乔姆斯基为首的生成语法学家认为语言并非一种自然选择。与之相对应，语言的是一种基因突变产物，其原始功能可能是思维。与这种观点相反，很多其他领域的学者认为语言是一个复杂适应系统。自然选择必然会在这样的系统产生中扮演重要角色。自然选择要想发挥作用必然要求语言的产生有特定的选择优势。在语言的选择优势探讨上，不同学者的观点差别很大，大量的不同认知功能都被相关学者提出作为语言的选择优势。（楚行军 2017）迪肯认为我们要想理解语言的选择优势，需要从原始人生存自然环境出发。原始人生活在一个靠采摘和狩猎为主要生存方式的自然环境中。这些合作活动需要原始人聚集在一定的群体中，相互交流，通力合作，才能共同生存下去。然而原有的相似符号和指示符号使用能力都难以满足社会化生存所带来的这种选择压力。这个时候象征符号使用能力出现了。它能够很好满足原始人群体扩大和社会关系复杂化所提出的新型认知要求。最初的象征符号系统自然不会像现代自然语言这样复杂，但社会化生存和人脑进化共同发生，二者的不断共同进化为自然语言的完善提供了前提条件。因而语言进化的选择优势主要是社会化生存所提出的新认知需求。 4. 反思 概括说来，迪肯的分析并非简单的逻辑思辨。其论证过程融合了神经科学等实证科学的新进展。这使得其语言和大脑共同进化思想更容易得到相关领域学者响应；同时，也为相关研究未来的发展提供了若干可行的指导方向。例如，学界近年来在语音能力进化分析方面的若干进展即可视为迪肯上述学术思想在相关研究中的应用。（Deacon 2010）在语言研究层面，迪肯以自身扎实的神经科学学术训练为基础，其相关分析还可以为一些语言学家的语言观提供坚实的实证支撑。例如，石毓智的语言能力合成观和迪肯对语言能力和语言结构共性的论述实际上是相通的。石毓智将第二符号系统作为其提出的合成语言能力的重要组成成分；迪肯将象征符号的习得和解读作为其提出的倾向性语言学习能力的核心成分。二者术语表达虽然不同，但主旨思想一致。因而迪肯对语言能力神经基础的分析也可以应用到石毓智语言能力理论体系的建构中。 虽然迪肯的学术思想为我们理解语言与心智关系提供了一种可能的路径，但是在语言与心智关系已经成为语言学关注的核心基础问题的今天，为深化相关研究的进展，我们还需要沿着迪肯的足迹，更进一步去思考很多问题，特别是需要深化对语言能力的认识。乔姆斯基将语言能力归为语言机能发育成熟的产物；迪肯认为不存在语言机能，象征符号使用能力才是语言能力的核心成分，但是它需要和其他很多能力一起服务语言的习得和使用。二者的观点都需要得到生物学层面的证实。乔姆斯基的理论假设当前尚没有直接的生物学证据来加以支持。迪肯的理论假设在神经科学层面可以将象征符号使用能力和额叶前部皮层扩大联系起来，因而为语言核心能力进化的解释找到了一种可能路径。不过正如他自己说言，并非单纯额叶前部皮层的扩大就为语言的产生提供了完备的神经科学基础。额叶前部皮层还影响到了整个大脑的重组，重组后的大脑协调运作才为语言能力整体提供了基础。这种解释就存在两方面需要深入研究的问题：一、由额叶前部皮层带来的整个大脑结构如何重组才能为语言能力变化提供完备的神经科学基础？在这个过程中哪些大脑结构变化了？各个神经结构如何合作才能使得为语言习得和使用成为可能？二、除了象征符号使用能力，语言能力还包括哪些成分的认知能力？迪肯创造了“倾向性学习能力”这个术语。然而这种倾向性学习能力具体构成如何？其如何运作来支持语言的习得和使用？对于这些问题，相关学者虽然可以不赞同乔姆斯基等学者的语言与心智关系观点，但是仍然可以参考其和合作者提出的广义语言机能和狭义语言机能的划分，进一步深化语言能力构成方面的研究。 参考文献 Briscoe, T. 2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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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acon, T. 2009. The evolution of language systems in the human brain [J]. Evolution of Nervous Systems. 74 (878): 529–547. Deacon, T. 2010. Relaxed Selection and the Role of Epigenesis in the Evolution of Language [C] // M. Blumberg et al. (eds.) Handbook of Developmental Behavioral Neuroscience.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730-752. Johansson, S. 2005. Origins of Language: Constraints on Hypothese [M]. Amsterdam: John Benjamins Publishing Co. Knight, C. 1999. Review of The Species: The Co-evolution of Language and the Brain[A6] [J]. The Journal of the Royal Anthropological Institute 5 (1): 105-106. Schilhab, T. et al. 2012. The Symbolic Species evolved [J]. Biosemiotics 6:1-5[A7] . Szamado., et al. 2009. What are the Possible Biological and Genetic Foundations for Syntactic Phenomena? [C] // B. Bickerton & E. Szathmary (eds.) Biological Foundations and Origin of Syntax. Cambridge: The MIT Press. 207-238. Unger, J. M. 1998. Review [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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