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东北曾经的辉煌，从何而来？

近年来，东北陷入了经济发展的困难期，人们在对当下“东北现象”感到痛心疾首的同时，也常常感怀于东北作为“共和国长子”曾经拥有的辉煌。

东北将何去何从？俗话说“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东北目前所经历的是一个经济周期，还是一场长期浩劫？在回答这个问题之前，我们不妨先去认识一下在近现代历史上东北地区如何发展和崛起，看看这片黑土地上曾上演过怎样的“逆袭”，又是如何成就了那一段传奇。

在清朝前期，统治者将东北视为“祖宗肇迹兴王之所”、“龙兴之地”而加以封禁，使关外长期处于封闭和落后的状态。清军入关后，在东北实行八旗驻防制度, 设置奉天、吉林、黑龙江三将军, 镇守东北边陲，这种军事与行政相结合的组织使东北的社会经济缺乏活力，对外来移民的限制更使得东北地区与外界相对隔绝，无法进行有效开发，成为当时中国最为落后的地区之一。

清朝前期“柳条边”图。“柳条边”是指在东北地区“修浚边壕，沿壕植柳”，用以封禁边界，但作用有限

到嘉庆-道光年间，清廷对东北的封禁逐渐宽松，并最终鼓励移民实边，开发东北，由此开启了首轮“闯关东”大潮。

从19世纪中叶到20世纪初, 东北人口由289.8万人增长为2158.2万人, 60年间净增人口1868.4万人, 平均每年增长30余万人，增速远高于当时全国平均水平。这一时期外来人口的主力为华北一带的农民，初期移民多以“候鸟式”的季节性迁移为主，后来则有越来越多的农民定居在东北，以男性青壮年为主。他们不仅带来了充沛的劳动力资源，而且传播了优良的农作物品种和成熟的农耕垦殖技术，大大加速了东北地区的土地开发和农业发展。依靠东北优良的自然条件和关内移民的辛勤劳作，东北地区的耕地面积剧增，粮食产量迅速提高，逐渐成为了享誉东亚的商品粮基地。

反映“闯关东”人物形象的艺术作品

大豆是这一时期东北地区最具代表性和影响力的农作物，其迅速实现了商品化，并在国际贸易中大显身手。在1898 至1899 年间，东北地区出口的大豆、豆饼和豆油总额从477,663 吨增长到550,738 吨，短短的一年时间就增长了73,075 吨，增幅达16%。到20世纪20年代，大豆成为东北对外贸易的主要输出品，其加工后的附加产品也广受欢迎，东北豆饼作为水稻肥料被日本大量进口，对欧美的出口也数量惊人（尤其在一战期间及其之后），东北大豆甚至一度占据了世界大豆市场80%的份额，使近代东北地区在国际贸易中处于顺差地位。

20世纪初，东北大豆曾一度垄断国际市场

农业与贸易的发达为东北地区工商业的发展提供了条件，而在营口开埠后，外国资本竞相进入东北（尤其是俄国和日本），近代科学技术、生产设备与经营理念迅速传入东北，促进了工商业的兴起和繁荣，也推动了东北城市工业化的进程，在诸多方面走在中国区域发展的前列。

首先体现在具有东北区域特色的农产品加工工业，即以榨油业、面粉制造业和酿酒业为代表的三大支柱产业：

1896 年，英国太古洋行在营口开设了第一家机器榨油房——太古元，开始使用小蒸汽机和发动机代替人力，使机器榨油逐渐推广，出油率大幅提高。到20世纪初，营口港榨油业日臻繁荣，作为东北北部工商业中心的哈尔滨也已出现五十余处机器榨油房；

1900 年俄国人以30卢布为资本在哈尔滨建设了第一家机器面粉制造厂——第一满洲制粉公司，日生产能力8200 斤，其后几年间又陆续建立了多家面粉工厂，使1905年哈尔滨附近俄国机器面粉制造厂的日生产能力已达16 万吨以上，行销整个远东地区；

1901年，俄国人卡衣可夫司基在哈尔滨建设西式酿酒厂，使机器生产在酿酒行业内逐渐推广。事实上，得益于近代以来东北地区丰富的粮食产量、较高的商品化程度和农产品加工业的兴盛，东北传统酿酒行业本就发展程度较高，仅在哈尔滨及周边地区，俗称“烧锅”的烧酒制造厂数量多达数百家，规模最大的烧锅地基用地可达13,200 多平方米。机器生产使得酿酒业的生产效率大幅提高，进一步促进了东北地区酿酒业的发展，并出现了中国最早的啤酒酿造厂。

东北的交通运输业在当时也是全国最发达的地区之一。1861年营口开埠后东北地区打开了门户，此后大连、营口和丹东并称为“南满三港”，作为海运贸易口岸发展迅速。1903年，中东铁路（含南满支线）通车，形成贯通东北南部与北部的交通大动脉，客观上促进了各区域之间的联结、原料产地与加工工厂间的货运频率和铁路沿线城市的发展。在中东铁路的周边也形成了稠密的铁路网，在“九一八”事变爆发之前，东北的铁路支线网络（不计入中东铁路的2425公里）已达到2620公里。

中东铁路路线图

“九一八”事变爆发后，东北进入了伪满统治时期。如果说在此之前的东北以农业和轻工业见长的话，在这之后则进入了重工业快速膨胀的阶段。日本为了满足战争物资供应，制定了“重点主义”产业政策，利用东北较丰富的矿产资源储备和已有的采矿业和机械制造基础，重点发展兵器、飞机制造等军工业和铁、煤、有色金属冶炼等化工工业，在此基础上进行掠夺性资源开发。在重工业之外，东北的金融产业在此阶段也十分发达，多国银行在东北都设有金融机构，金融市场较为活跃。

根据1930 年中华民国工商部编印的《全国工人生活及工业生产调查报告书》统计，1930 年东北地区工业资本约0.93亿元，工人总数7.7万人，工业原动力1.7万马力，每年出品总值3.3亿元，建有工厂13大类，在工业资本、工人总数、每年出品总值和工厂数量上均已超过华中地区和华南地区，仅次于华东地区，居全国第二位。

长春市，一度被称为“设计最为先进的亚洲第一都市”

在简短梳理近代东北经济发展的历史后，我们会发现100多年前东北崛起的优势所在：

从内部来看，作为一个移民社会，东北一方面较少受到传统社会组织与保守观念的制约，依靠扩疆运动、“陌生人间的合作”以及对外来事物的包容接纳能力来建设“新家园”，在接纳新事物方面具有一定的后发优势。

而在另一方面，这些关内移民当时大多出于逃避灾荒、战乱以及到新生社会“淘金”等理由来到东北，他们同时带来了勤劳质朴的品质、文化上的凝聚力，为东北社会带来了活力的同时也注入了彼此间身份的认同，有助于民间社会的稳定发展；

在外部环境上，东北在地理位置上处于东北亚各国的交叉路口地带，特别是在近代历史上被俄国和日本这样寻求扩张的强邻所环伺，在甲午中日战争、日俄战争中成为列强争夺的焦点，这一方面将东北卷入了殖民和半殖民统治的阴影之下，另一方面列强投资设厂、修建铁路等活动也在客观上促进了东北地区的工业化和商品经济的发展；

在自然条件上，东北地区不仅有着肥沃的土地、广袤的平原、繁茂的森林、纵横的大河和天然的港湾，在煤炭、钢铁、石油、有色金属等近代工业化最为重要的资源上也极为丰富，使其不管在农业还是工业发展上都有着得天独厚的优势。

也许是以上种种条件，加之历史的偶然与必然，使东北搭上了第二次工业革命的末班车。然而在当前的信息化时代、网络经济时代乃至“后工业化时代”，东北先前的优势是否转而成为这一轮变革中的沉重包袱，将接力棒转交给了下一轮“后发优势”选手，而自己陷入了“历史的轮回”？事实上，“东北现象”并非特例，英、美、德国等工业大国也有着他们的“东北地区”——有些已经黯然沉沦，有些正在涅槃重生。东北的下一个机会在哪里？也许可从同命相怜之人身上寻找答案。

（孙兴杰团队郑广超博士撰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