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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洋的大诗人很多，第一个介绍到中国来的偏偏是郎费罗。郎费罗的好诗或较好的诗也不少，第一首译为中文的偏偏是《人生颂》。那可算是文学交流史对文学教授和评论家们的小小嘲讽或挑衅了！历史上很多——现在就也不少一一讴种不很合理的事例，更确切地说，很不合学者们的理想和理论的事例。这些都显示休谟所指出的，“是这样”(is)和 “应该怎样”(ought)两者老合不拢。在历史过程里，事物的发生和发展往往跟我们闹别扭，恶作剧，推翻了我们定下的铁案，涂抹了我们画出的蓝图，给我们的不透风、不漏水的严密理论系统搠上大大小小的窟窿。通常说“历史的教训”，仿佛历史只是严厉正经的上级领导或老师；其实历史也像淘气捣乱的小孩子，爱开玩笑，捉弄人。有机会和能力来教训人，笑弄人，这是历史的胜利；很少人听取或听懂它的教训，几乎没有人注意和在意它的笑弄，那也是历史的——失败。” 这一段话是钱钟书《七缀集》中一篇名为“汉译第一首英语诗《人生颂》”研究文章的结束语。在中西比较文学的研究的同时，钟书先生深深地感慨大抵历史发生发展的原生形态往往并非是我们想象的样子。朗费罗的这首闻名的《人生颂》最初之汉译历程即是如此。钱文通过大量的文献资料引证和分析还原了当时的大概情形。朗费罗这首诗创作于1838年，汉译时间大概是1864年。是由英国驻华公使威妥玛(Thomas Francis Wade)译成中文，再由当时的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的全权大臣董恂裁成七言旧体诗。可惜的是威妥玛汉语水平一般般，而董恂又全然不懂英文。董的译诗差不多成了自己创作的旧体诗新作了，与朗费罗的原旨相去自然较远。连朗费罗(Longfellow )这个名字也被意译为了“长友”，他的国籍也成了“欧罗巴”。而董恂在那个时代算是洋务泒的开通人士了，然而对西方了解竟也如此浅陋。于此可见，历史的误解何其深也！我们对于事情真相的认识恐怕是不断去蔽的过程，但深处其间的时候，却不知自身其实是陷入重重迷雾之中。 其实十九世纪六十年代的中国人并没有被鸦片战争打醒，很少有人睁眼世界，更不用说看明白。以至于搞不清意大利、英吉利和瑞典的区别，还有把英吉利当作英、吉、利三国的笑话，晚清谴责小说《官场现形记》里面就有类似的讽刺故事。在同治时期和光绪初年，出洋任差事作外交使节都被视为畏途，出洋前先要去庙里烧香祈福能够平安归来，能够安全归国则视为侥幸，又要到庙里还愿。由此可见当时的普遍心态是斥洋与惧洋，绝少有像曾纪泽、薛福成等那样的知洋泒。直到晚清以至于现在，才呈现出洋热，对洋人趋之若鹜。这就不难理解董恂翻译此诗时犯某些背景知识的错误了。毕竟他是第一个引进西洋文学的人，比起那些把洋人的语言鄙夷为鸟兽语的人不知要开明先进多少了。 当代这首诗较好的翻译是由杨德豫先生（国学大师杨树达的儿子）完成的。虽然一百多年过去，我们对西方文明的理解有了长足的进步，但现在恐怕仍然还不能说对西方的历史文化精髓已然有了透彻的了解。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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