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治学、写论文的方法和门径

(2008-03-26 20:36:21)

 

万献初老师关于语言文字学、文献学、国学等专业研究生

论文选题与撰写专题讲座提纲——陈练文、俞必睿整理

谈治学、写论文的方法和门径

万 献 初 讲授提纲

   章黄学派人才辈出，在传统语言学（小学）研究上成就斐然，究其原因，整个学派重视读书的门径和治学的方法，学术传承有知识的传承，但更重要的是治学方法的传承。

   一、治学需“取法乎其上”

   治学必须首先立大志，只有心存高远，才能有好的发展前景。黄侃先生所言“治学，须扎硬寨，打死仗”《黄焯文集》360页，湖北教（育出版社1996），是说有难度才有高度有价值，难是高雅的条件之一，大家都会的价值就不高。语言的内在规律性是很强的，用经济的手段实现表述明晰化的目的，是语言自组织的基本原则。“语言符号的演化有其自身的动力，这种动力来源于语言系统自己组织了自己的演化行为。”（江荻《汉藏语言演化的历史音变模型·前言》，民族出版社2002）。“语言既是一个系统，它的各项要素都有连带关系，而且其中每项要素的价值都只是因为有其他各项要素同时存在的结果。”（索绪尔《普通语言学教程》160页，商务印书馆1999）。语言的内在规律有深有浅，探索语言规律有难有易，要研究那些深的难的，就非下大工夫不可。

   1、宋·谢枋得《叠山集》卷二“与李养吾书”论：“天地间大事，决非天地间常人所能办。使常人皆能办大事，天亦不必产英雄矣。……大丈夫行事，论是非不论利害，论逆顺不论成败，论万世不论一生。志之所在，气亦随之。……儒者常谈，所谓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极，为去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正在我辈人承当，不可使天下后世谓程朱之事皆大言无当也。”

   2、1928年2月21日金毓黼信引黄先生语：“胸中悬一鸿博之见，非经生朴学面目。”（《黄侃年谱》（司马朝军、王文晖合撰，湖北人民出版社2005年出版，以下各条所引《黄侃年谱》版本与此相同。）曹子建有言：“盖有南威之容乃可以论于淑媛，有龙泉之利乃可以议于断割。”

   3、宋末陈仲微语：“禄饵可以钓天下之中才，而不可以啖尝天下之豪杰；名杭可以载天下之猥士，而不可以陆沉天下之英雄。”（《宋史》卷422 ）。

   4、“述而不作”——作之难而述之易也。

   5、阮元《十驾斋养新录·序》：“曾子曰：‘难者弗辟，易者弗从’。故圣贤所能，必为至难。”

   6、马提索夫（J.A.Matisoff）：“复杂和艰难具有极大的挑战性，激励学者磨练智慧，创造激动人心的论证和令人惊叹的理论建树。因此，富于创新的学者认为：东南亚区域语言的复杂性使得它成为精练历史语言学某些关键概念的理想试验室。”（江荻《汉藏语言演化的历史音变模型》623页引，民族出版社2002）

   7、孙过庭《书谱》云：“不入其门，讵窃其奥？苟锐志于斯，未有不明者。”

   8、扬雄《法言·学行》：“务学不如务求师；师者，人之模范也。”

   9、王念孙语：“学问须有性灵，苦功而无性灵，是人役也。”（《段王学五种·高邮王氏年谱》第31页引章学诚《丙辰剳记》语）

   10、林尹临终致陈新雄函：“莫为之先，人莫之知；莫为之后，人莫之传。”（陈新雄《古音研究》215页，台湾·五南图书出版公司1998）

   11、清·凌廷堪《校礼堂文集》卷二三“与胡敬仲书”：“盖尝论之，学术之在天下也，阅数百年而必变。其将变也，必有一二人开其端，而千百人哗然攻之。其既变也，又必有一二人集其成，而千百人靡然从之。夫哗然而攻之，天下见学术之异，其弊未形也。靡然而从之，天下不见学术之异，其弊始生矣，当其时必有一二人矫其弊，毅然而持之。及其变之既久，有国家者绳之以法制，诱之以利禄，童稚习其说，耄耋不知非，而天下相与安之。天下安之既久，则又有人焉思起而变之。此千古学术之大较也。”

   12、清·崔述《崔东壁遗书》附录“自定全书目录”：“世之论者皆谓经济所以显名当时，著述所以传名于后世。余之意窃以为不然。人惟心有所见，茹之而不能茹，不得不假纸笔以书之，犹蚕食叶，既老，丝在腹中，欲不吐而不能耳。名不名，非所计也。”

   二、治经学、小学应阅读之书目

   1、徐复《量守庐学纪》P148－150：“章先生指示青年必读二十一书，（黄侃）先生以为尚有未备，增益为二十五书。二十五书是：经学十五书，为“十三经”加《大戴礼记》、《国语》；史学四书，为《史记》、《汉书》、《资治通鉴》、《通典》；子部二书，为《庄子》、《荀子》；集部二书，为《文选》、《文心雕龙》；还有小学二书，为《说文》、《广韵》。”（《黄侃年谱》P298 ）

    “又谓治小学须读十书，依时代为次：一《尔雅》；二《小尔雅》；三《方言》；四《说文》；五《释名》；六《广雅》；七《玉篇》；八《广韵》；九《集韵》；十《类篇》。十书中前六种为小学必要之书，昔人诠释，皆可用为研读之资。” （《黄侃年谱》P297）

   2、殷孟伦《量守庐学纪》P139－147：黄先生先让圈点《十三经》，“先生又勖我在三十前一定读完唐以前的典籍，因为唐以前流传下来的典籍为数不多，容易读完，又是非读不可的书。有了这样的功夫，往后研究任何门类的中国学，就都好办多了。”（《黄侃年谱》P317 ）

   三、寻找适合自己的入学之门

   1、世上第一汽车推销员乔·吉拉德说：“问题是上帝赐予的礼物，每次出现问题，把它解决后，自己就会变得比以前更强大。”

   2、太炎先生云：“治汉学者不可有好奇之心。”（《黄侃年谱》P312 ）

   3、《吕氏春秋·审己》“凡物之然也，必有其故。而不知其故，虽当与不知同，其卒必困。”

   4、《汉书·艺文志》：“安其所习，毁所不见，终以自蔽，此学者之大患也。”

   5、黄侃1928年2月8日复金毓黼信云：“好学深思，心知其意，史公之所怀；（上联为）多闻阙疑，慎言其余，圣师之明训。”（《黄侃年谱》P271）

   6、袁枚《随园诗话》卷五：“颜（师古）不长于天文地理，故俱缺之，不假他人以訾议也。……善藏其短而长乃俞见。”

   7、丁肇中在1996年瑞士第七届英格贝尔论坛年会上说：“如果说政治是少数人的利益服从多数人的利益的话，那么科学恰恰是多数服从少数。一个人提出的理论和观念，能把以前的旧理论、旧观念打破，这就是科学的进步。”

   8、何九盈：“大抵在学术研究中，谁能洞察本学科发展中的主要矛盾所在，并及时地、全力以赴地去解决它，谁就能推动这门学科的发展。”（《语言丛稿·乾嘉时代的语言学》商务印书馆2006，282页）

   9、何九盈：“一篇博士论文能否成功，题目最为关键。只有重要题目才能出重要成果。老掉牙的题目，过于琐碎的题目，大而无当的题目，本人驾驭不了的题目，学术意义不大的题目，都应该排除。一定要深入学术前沿，做自己力所能及的文章。一篇论文做下来，既能出成果，也能全面提高自己的研究能力，为自己的学术事业的进一步发展创造条件。……写学位论文，无疑是一件苦差事，但也是年轻人大显才学、大放厥词（取原意）、驰骋沙场、决一死战的大好时机。……在灯火阑珊处得到了什么呢？那是构建论文的三件宝物：材料、理论、方法。”（《明清皖南方音研究·序》，高永安著，商务印书馆2007）

   四、治学的门径

   1、张之洞《輶轩语·语学》：“泛滥无归，终身无得；得门而入，事半功倍。”

   2、吉川幸次郎引黄侃言云：“治经须先明家法。明家法，自读唐人义疏始。”（《黄侃年谱》P429）

   3、可借“宗法”推及“家法”：“所谓宗法，是指一种以血缘关系为基础，标榜尊崇共同祖先，维系亲情，而在宗族内部区分尊卑长幼，并规定继承秩序以及不同地位的宗族成员各自不同的权力和义务的法则。” （阴法鲁主编《中国古代文化史》1册第82页 北京大学出版社1989）。《说文》“宗，尊祝福也。”（“宗”的甲骨文是房子中有牌位，本义为祭祖的场所。）学派的家法像宗法一样，是对前人的继承。

   4、黄侃1928年11月7日致陆宗达信：“学问文章皆由章句训诂起。”（《黄侃年谱》P271）

   5、黄侃予陆宗达论治学书（1932.5.31/6.10）：“刻苦为人，殷勤传学”；又“宁阙毋妄，潜心谨守。”

   6、戴震《与是仲明论学书》：“经之至者道也，所以明道者其词也，所以成词者字也。由字以通其词，由词以通其道，必有渐。”

   7、王鸣盛《十七史商榷·序》：“经以明道，而求者不必空执义理以求之，但当正文字、辨音读、释训诂、通传注，则义理自见，而道在其中矣。”

   8、金韩道昭《五音集韵·序》：“尝谓以文学为事者，必以声韵为心；以声韵为心者，必以五音为本，则字母次第，其可忽乎？”

   五、治学的方法

   1、格里木（1785－1863）：观察是语言研究的灵魂。《尚书·仲虺之诰》“好问则裕，自用则小。”

   2、陆游《冬夜读书示子聿八首》之三：“古人学问无遗力，少壮工夫老大成，纸上得来终觉浅，绝知此事要躬行。”

   3、黄侃主“发明之学”：“发明”是用传统方法处理新旧材料，从常见书中发掘出新东西。王国维主“发现之学”：提倡“二重证据法”，主张用新方法处理新材料。黄侃言“发现之学行，而发明之学亡。”（《黄侃年谱》P254）所言虽有过火之嫌，但强调对传世文献的深度发掘与研究是非常必要的。

   4、吉川幸次郎《我的留学记》（光明日报出版社1999）黄侃语：“中国学问的方法，不在于发现，而在于发明。”“对重新获得理论、见解，也可称发明。”考证学“不只是归纳，也有演绎。演绎是非常有难度的，必须对全体有通观的把握，绝不是谁都有能力这样做的。于是，就认识到中国学问确实是需要功底的。”“发掘文献内存的证据，比什么都强。”（《黄侃年谱》P325 ）

   5、1932年8月30日论治学之道：“发见一，推明二，改善三，钩沉四，扶微五，闇中六。”（《黄侃年谱》P365、373） 又18、1931年11月13日致潘重规信：“文章不必苦学，收心近里，见的始言，则自然工妙矣。”（《黄侃年谱》P344）

   6、章学诚《文史通义外篇三·报黄大俞先生书》：“古人一事必具数家之学，著述与比类两家，其大要也。班氏撰《汉书》，为一家著述矣；刘歆、贾護之《汉记》，其比类也。司马撰《通鉴》，为一家著述矣；二刘、范氏之《长编》，其比类也。两家本自相因，而不相妨害。但为比类之业者，必知著述之意。而所次比类之材，可使著述者出，得所凭借，有以恣其纵横变化。又必知己之比类，与著述者各有渊源。而不可以比类之密，而笑著述之或有所疏；比类之整齐，而笑著述之有所畸轻畸重；则善矣。盖著述譬之韩信用兵，而比类譬之萧何转饷，二者固缺一不可，而其人之才，固易地而不可为良者也。”

   7、罗常培：“正确的结论是由充实的学问、致密的方法、矜慎的态度追寻出来的。”“比较语言学本来没那么简单，如果不能讲通成套的规律，就是把一个单词孤证讲到圆通已极，也不过枉费工夫罢了。”（《语言与文化》61页、38页，北京出版社2004）

   8、何九盈：“一个学人思维能力的高下，主要表现在综合与分析这两点上。……综合是一种很高的本领，古今中外的大家无不得益于综合。从柏拉图到康德，从郑玄到朱熹，无一不是综合大家。只有综合，才能创新，才能高屋建瓴，调兵遣将，一切材料为我所用。”“具体问题具体分析，那个就是那个，这个就是这个，学术研究的终极目的，不就是求真务实吗？目光要像刀子那么锋利，把事物中的‘一’一一切割出来，条分缕析，纯一无间，这种本领既是天生的，也是可以培养锻炼的。”（《中古音·序》，张渭毅著，河南大学出版社2006）

   9、冯胜利：“治学辨伪的要谛莫过于‘实’，但它远不只是以往意义上的‘求实’，当代学术应是事实（fact）、实验（testable）和实施（operable）三者缺一不可的求实精神与方法。这样的求实不仅可为辨伪提供标准，同时也是发现规律、构建理论的精神所在。” （《汉语韵律语法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135页）

   10、乔姆斯基曾说：“认真的研究，是先提出某种假说，尽力推衍下去，看它能把我们带到何方，以证明其真伪或需做何种修正。”

   六、做研究的具体操作方法

   1、黄侃1931年3月4日录笔记三条：

   （1）、杨岘《藏先生述》：“忆平日诏岘曰：‘置散钱满屋，无下手处，授以索则贯矣。四部书千万卷，犹散钱也。沉研一经，而群书为之用，殆犹索欤？’又曰：‘读书遇有用者，录片纸黏于壁，朝夕循览。座左右各设一空器，壁积多以入器，更黏新者。越日探左器入于右，试覆诵焉；越日探右器入于左，亦如之。勿怠勿弃。博学多识，奚难哉！’”

   （2）包世臣《国子监生凌君墓表》自述其告凌之言曰：“心之为用，苦则机窒，乐则慧生。机窒者常不卒其业。凡读书，不熟则心以为苦。君自取熟者治之可也。”

   （3）杨岘《陈先生述》：“先生曰：‘高邮王念孙氏三代经学，庋架无唐以后书。学贵精深，奚泛滥为？精乃道，深乃灵，无入而不絜。千载之心，勉乎哉！’”（《黄侃年谱》P326－327 ）

   2、黄侃1934年3月与赵少咸书：“大凡音学有三要：一明音理，二考音史，三索音证。明音理者，固不仅以等韵自限，而非等韵无入道之门。” （黄侃年谱》P397）

   3、黄侃1929年1月27日致陆宗达信：“大抵名物制度，宜抽绎其例，排比其文，或图之，或表之，虽有旧图旧表，仍宜自作。自作一过，则是非愈明，永不忘矣。”（《黄侃年谱》P280 ）

   4、程湘清《宋元明汉语研究·汉语史断代专书研究方法论（代序）》第1页，写语言学文章的方法主要有四点：1）解剖麻雀，由点窥面；2）历史比较，鉴别异同；3）分门别类，静态描写；4）定量分析，从数求质。

   5、吴金华：“现代的科研经验提醒我们：只有在宏观背景下展开微观的研究，只有定量分析与定性分析研究相结合，才有可能突破以往概括性的、印象性的研究水平。”（《章太炎〈新方言〉研究·序》，孙毕著，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

   6、郑林啸《音韵学中统计法的比较》：“现代语言学的研究比较注重信度和效度，信度主要是指研究的稳定性和可重复性，效度主要是指研究的解释性和可推广性，运用统计学方法可以使音韵学的研究更有信度和效度。”（《语言研究》2004年3期，18页）

   7、梁启超《读书法讲义》：“中外古今大学者他们有价值的著作，多半是在四五十岁以后才成功，四五十岁以前做的什么事呢？须知都消磨在搜集资料里头”，“未有问题以前，资料平铺纸上，熟视无睹；既有问题以后，资料自然会浮凸起来。凡自己会发生一个问题，必先有若干资料曾供观察。就拿这些作基本材料，以后凡遇着和这项问题有关系的资料，见一件便搜罗一件。”要勤做笔记，读过与抄录后是不一样的, “我们若能把勤做笔记的习惯养成，那么，你所要的资料，自然常会聚拢到你身边，供给你的新见解。”再次，先做丰富的“长编”，再做简洁的定稿。（《饮冰室合集》集外文，下册1362－1363页）

   又《中国历史研究法》第71页：搜罗资料与发生问题的关系：“第一步须将脑筋操练纯熟，使常有敏锐的感觉。每一事项至吾前，常能以奇异之眼迎之，以引起特别之兴味”；“第二步须耐烦，每遇一事项，吾认为在史上成一问题有应研究之价值者，即从事于彻底精密的研究，搜集同类或相似之事项综析比较，非求得其真相不止。须知此种研究法，往往所劳甚多，所获甚简。”

   又，勤做笔记、抄书的目的，是养成敏锐的观察力和注意力，“发明的最初动机在注意，抄书便是促醒注意及继续保存注意的最好方法。当读一书时，忽然感觉这一段资料可注意，把他抄下，这一资料，自然有一微微的印象入脑中，和滑眼看过不同。经过这一番后，过些时碰着第二个资料和这个资料有关系的，又把他抄下，那注意便加浓一度。经过几次之后，每翻一书，遇有这种资料，便活跳在纸上，不必劳神费力去找了。这是我多年经验得来的实况，诸君试拿一年的功夫去试试，当知我不说谎。”（《饮冰室合集》专集之七十一《治国学杂话》，第25页）

   8、宋·陈骙《文则》：“事以简为上，言以简为当；言以载事，文以著言，则文贵其简也。文简而理自周，斯得其简也；读之疑有阙焉，非简也，疏也。”

   9、蒋绍愚《近代汉语概要》（北大出版社2005，142页）：“描写是语言学研究的基础，语言研究的第一步就是要把各种语言现象和发展演变的情况描写清楚……但是，在描写的基础上，还应该教育部作出解释，只有这样，才能把有关的语言现象放到更广阔的背景上加以考察，从而看得更清楚耕准确。”

   10、毕恒达《教授为什么没告诉你》（法律出版社2007）150页：结论“是要将研究结果进一步理论化。有可能有必要的时候，再对政策或规划设计提出建议”；“结论是你现在把研究做完了，静下心、退一步、跳高一层，想想你的研究整体的意义在哪里。学术社群为什么需要多一篇你的，把你的论文放置在相关研究领域的版图里”；151“回到你的研究发问，你论文做完了，是否回答你原来的问题，为什么？你的研究发现与分析可以跟理论产生怎样的关联，是验证、否证、修正，或更丰富了它的意涵？……提供哪些新的想法？你的研究和本土已经做过的诸多相关经验研究之间的关系为何？如果现在重新要做这个研究，你会怎么做？总之，不要进入论文资料分析的细节，而是看待论文的整体。”

   七、杂论

   1、《墨子·经说上》：“有之不必然，无之必不然。”（万按：划水难分，团沙不聚。）

   2、顾炎武《答李子德书》：“故愚以为读九经自考文始，考文自知音始，以至诸子百家之书，亦莫不然。”

   3、钱大昕《小学考·序》：“六经皆载于文字者也，非声音则经之文不正，非训诂则经之义不明。”

   4、王鸣盛《蛾术编》卷一：“小学宜附经，……然小学却为经之根本，自唐衰下讫明季，经学废坠千余年，无人通经，总为小学坏乱。无小学自然无经学。”

   5、惠士奇《礼说·周礼》：“经之义存乎训，识字审音，乃知其义，故古训不可改也。康成注解，皆从古读，盖字有音义相近而伪者，故读从之。”

   6、张汝舟(《量守庐学纪》P155－160 )“记得黄先生说过：中国没有文法，训诂就是文法。”（《黄侃年谱》P277 ）

   7、黄侃《音韵通例》语：“韵转者必同声，声转者必同韵。”又《音略·略例》：“今谓对转于音理实有，其余名目皆不可立，以双声、叠韵二理可赅括无余也。” 钱玄同《文字学音篇》：“窃谓古今语言之转变，由于双声者多，由于叠韵者少，不同韵之字以同纽之故而得通转者，往往有之。”

   8、王宁师有言（1993.10.28）：“《尔雅》是同训词典，不是同义词典。系连是建立在分析基础上的。训诂就是探源，词源学是训诂学的灵魂。”

   9、2004.10.23凤凰卫视“世纪大礼堂”华东师大胡××教授《“读经”的新意义》：章学诚“六经皆史”把经降到了工具的层次，章太炎“经是韦册之绳”也降低了。“经”有重要义，有常用义，是文化中的重要典籍（书）。今天读经是对人文危机的回应，是对矛盾社会的“和解”，经是文化的软实力（softpower）。多次读经的回应：先秦是对战乱民贫的回应；汉初是对秦始皇文化暴力的回应；宋明理学是对“佛化”的回应；今天是对人文危机、西方科学主义危机的回应。

   10、或曰：“攻其瑕，正所以护其瑜也。”

   11、维特根斯坦名言：“一个词的意义就在于它在语言中的应用。”

   12、列维－斯特劳斯语：（我）对研究对象之间的共性更感兴趣，而且善于在表面上完全相反的对象之间发现它们的共同之处，从而把它们纳入一个共同的结构中。

   13、冯胜利语：“语言现象往往是多重界面交互作用的结果。”（《汉语韵律语法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177页），（万按：实际上，任何一个语言系统都是历时的延续，都存在历时的因素，绝对的共时平面是不存在的，故语言材料的“泛时性”是普遍存在的。哥本哈根学派的步龙达尔（Viggo Brondal,1887-1942 ）在“共时性”、“历时性”之外，提出“泛时性”（panchronie）和“无时性”（achronie）概念。指无论在什么时候，什么语言状态里，都存在的人类普遍的因素。合乎哥本哈根学派建立的普遍语法或理性语法。）

   14、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论乾嘉学风十事：1）凡立一义，必凭证据。 2）选择证据，以汉唐难宋明，不以宋明证据难汉唐，以经证经，可难一切传。 3）孤证不立说。 4）隐匿证据或曲解证据，不德。 5）最喜罗列事项之同类者，为比较的研究，而求得其公则。 6）凡采用旧说，必明引之，剿说认为大不德。 7）所见不合，则相辨诘，虽弟子驳难本师，亦所不避，受之者从不以为忤。 8）辨诘以本问题为范围，词旨务笃实温厚，尊重别人意见，有盛气凌轹，支离牵涉，或影射讥笑者，认为不德。 9）专喜治一业，为窄而深的研究。 10）、文体贵朴实简洁，忌言有枝叶。

八、语言学方法论书目

1．《语言学方法论》，桂诗春、宁春岩 外研社1997

2．《训诂方法论》，陆宗达、王宁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3

3．《1954－现代语言学方法论》，方经民 河南人民出版社1993

4．《20世纪中国语言学方法论》，陈保亚 山东教育出版社1999

5．《声韵学中的观念和方法》，何大安 台北 大安出版社1987

6．《20世纪音韵学方法论》，耿振生 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

7.《语言研究方法导论》，金立鑫 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7

8.《方法：语言学的灵魂》，朱晓农 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

*《教授为什么没告诉我 论文写作枕边书》，台湾·毕恒达，北京 法律出版社2007

（2010.8.20 修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