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04-20 15:10:35 来源：佚名《在桥边》现代散文赏析 1．伯尔及其创作
海因里希·伯尔，与志贺直哉一样，也是与军国主义格格不入的一位作家。伯尔被誉为当代德国的歌德，他的着作有四十多种语言的译本，在全世界拥有广大的读者。他的作品中一直渗透着诞生于德国的存在主义哲学思潮的气息，既弥漫着下层人民同命运进行抗争的痛苦，也渗透着欢乐的精神。从20世纪50年代起，他就充当着战后德国文学领军人物的角色，也是战后德国最早(1972)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作家。直到临近20世纪末的1999年，才有另一位德国作家、《铁皮鼓》的作者君特·格拉斯获此殊荣。
伯尔读小学的时候，希特勒纳粹势力迅速崛起。进入中学，他坚决地拒绝参加法西斯的青年组织。他目睹笼罩全国的通货膨胀和经济萧条，也看到了失业工人在人口密集区的骚乱、罢工。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后，正在读大学的伯尔被法西斯军队绑上战车，先后开赴法国、苏联、罗马尼亚、匈牙利作战。在战争临近结束的时候，他被盟军俘虏，在美军战俘营里待了一段时间，后被遣返回乡。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经历，使伯尔感触甚深。战后初期，他的创作主要取材于“二战”，反映战争带给人类的灾难。法西斯战争不仅给世界带来深重的灾难，也破坏了德国人民和平的生活，德国在战争中化为废墟，痛苦、彷徨、饥饿和疾病严重地威胁着人民。伯尔与周围的底层人民挣扎在险恶的环境之中，形形色色的各种人物以及他们的生活，为伯尔的创作奠定了丰厚的基础。20世纪50年代初到60年代初，伯尔的创作题材有所变化，主要描写“小人物”在经济复苏过程中的痛苦挣扎和悲惨遭遇，表现他们的苦闷彷徨，揭露和批评战后西德社会的种种不公正现象。评论界称这些小说为“不顺从文学”。60年代以后，伯尔的作品触及的社会问题更加广泛，提出的社会主题更加深刻，着重表现了西德社会在“自由”“民主”的幌子下对“小人物”的迫害，其中“小人物”的精神面貌已由“一声不吭”发展到奋力抗争。这一时期，伯尔的创作采用了更多的现代主义表现方法。
伯尔的主要作品有中篇小说《正点到达》、长篇小说《亚当，你到过那里？》和短篇小说集《流浪人，你若来斯巴……》等。成名作《正点到达》已成为联邦德国“废墟文学”的代表作。50—60年代的作品《小丑之见》被称为这一时期形成的“不顺从文学”的重要作品。1971年发表的《与一位女士的合影》是伯尔全部创作的结晶，被诺贝尔奖评委会誉为“臻于顶峰”之作。
2．内容与题旨
小说的主题，在表面上看是爱情，表现爱情对于一个处境堪忧的小人物具有如何强大的精神力量，而深层则是对德国战后重建中偏重物质而缺乏精神关怀这一问题、以及小人物在这种历史背景下的精神状态的思考。从小说的字里行间，尤其是透过反讽手法的运用，我们能够体会到这一层意蕴的存在。而这两层主题结合在一起，则更有一种在不重视精神的时代氛围中保持个人精神追求的象征意味。
开篇的第一句话十分重要：“他们替我缝补了腿……”这点明了故事发生的时代背景。以写德国战后创伤着称的伯尔，此篇虽无一字正面提到那场战争，但开篇就点出了它的存在──战争所带来的创伤并不因为战争的结束而立刻消散，而是长久地驻留在经历者的生活里。但背景仅仅是背景而已，此篇的重心不在“战争”，而在“战后”的德国社会生活──作品对此颇有讽刺。“新桥”这一意象，是德国战后重建的代表；而对“新桥”所通过的人员、车辆的种种统计、计算，则代表了一种十分不可靠、近乎痴妄和盲目的乐观。
故事的纽结点是一个小人物的那一点“微不足道”的悲欢。他在战争中负伤，大约也丧失了一般的劳动能力。战后的政府给他治伤，又给他安排了一个“可以坐着的差使”。表面上看，他受到的对待还是不错的，但是恰恰作为“人”的最核心的部分──心灵──却被忽视了。后文中有一句话，体现了对这种偏重物质而缺乏精神关怀的战后重建的尖锐批评：人“不应该被乘、被除、变成空洞的百分比”。
为了表现这样的主题，小说的语言除了简练和不断妙用反讽之外，还有一种内在的优美。其实主人公的处境比清兵卫还要不幸得多，但是调子却比较欢快。这不仅仅是爱情的作用，而是出于更加坚定的理想主义精神。实际上，小说中的暗恋，主人公也并未把它作为一种可以实现的现实追求来看待，而更多是作为一种精神寄托来对抗这个忽视人的精神存在的社会氛围。根据诺贝尔先生的遗嘱，诺贝尔文学奖的设立，不仅仅是考虑作品的文学价值，而且明确规定要奖励那些“富有理想主义的最杰出的作品”。从这个角度而言，伯尔获得此奖项，也是名实所归。
3．情节分析
在这篇小说里，前三段是情节的发生部分。交代故事主人公的基本现状，以及他对其职业的一点小小的玩世不恭。这也是他对只有存在而无意义的生活的一种反抗。在这三个段落中，细节、叙述与情绪是浑然一体的，尽管是通过翻译，我们还是能感觉到原作流畅的文气、从容的组织、揶揄的笔调。第1段充分地运用反讽的手法，诸如“精明能干”“陶醉”“捷报”“心满意足”等词语，皆饱含讽刺。如第2段，说“我是一个不可靠的人”，在此，“不可靠”一词，从一个带有中性到贬义色彩的词汇，变为一个略带炫耀和自得的词汇。而当它与“诚实的印象”配合在一起时，就又生出几分嘲笑和自嘲。第3段继续在语言上摇曳生姿，同时嵌入更多的细节信息：我是如何故意制造不准确，我为什么会如此，他们得到不准确的数字有何反应……诸如“眼睛闪闪发光”这样的意象，使得叙述避免了空泛而变得细节化，更有血肉之感，而像“未来完成式是他们的专长”这样的反讽判断句，都表露出“我”对这种空洞乏味生活的不满和反抗。
以上这些，只是构成故事的背景，就好比挖了一个水塘，还需要有一股活水引入，方能有其波澜──有波澜，情节方有动力。过桥的姑娘，便充当了这股活水。同时，他也是主人公生活中惟一的亮色。情节由此发展了。虽然只是暗恋，虽然暗恋的方式只是每当她过桥时，目送她走过。主人公情绪上的亮点，与文章在结构上的要点，恰成同构，也是文气饱满酣畅的原因之一。这两段，一改前面的反讽语调，写得如散文诗一般。在这两段中，大量使用短句，甚至不惜有所重复(这种重复更增加了感染力)，如“这两分钟是属于我的，完全属于我一个人的，我不让他们侵占去”，就是三个有力的短句；大量动用逗号、顿号、分号、破折号，把长句的意思和语气断开。但有时又故意保留一个较长的语言成分，故意设置文气上的阻碍，然后再奔泻而下，使语言摇曳生姿，如“所有一切有幸在这几分钟内在我蒙眬的眼睛前面一列列走过的人”，是一个复杂的短语，若要拆开也无不可，但是，此处语言上的阻塞和通畅，正是与主人公情绪的起伏塞畅息息相关的。为什么偏偏在这里用一个仿佛“嚼不烂”的短语？这就像上一单元所讲的，揣摩人物的心理，“贴着人物写”，才能把握到语言的分寸。技巧只是技巧，比如长句短句搭配，要达到好的效果，何处该用长句，何处该用短句，则是“运用之妙，存乎一心”。
这篇小说情节的发展部分很短，和高潮部分连得非常紧凑，这也和《清兵卫与葫芦》相似，甚至比它还要短，严格意义来说，只有一句半：“最近他们对我进行了检查。坐在人行道那一边数汽车的矿工及时地警告了我……”这也是值得学习的经验：在短篇幅的记叙文写作中，只要前面的铺垫足够充分，就可以很快从情节的发生过渡到高潮，简单交代一个起因即可。
在情节的发生部分，矛盾的核心，也就是情节的生发点，是主人公对姑娘的暗恋与记数工作之间的矛盾，但是，由于很容易蒙混过关，由于主人公明白如何“唤起人们对我有诚实的印象”，这个矛盾并不突出，他很轻松自得地就能享受到“完全属于我一个人的”“不让他们侵占去”的两分钟。但是，在高潮阶段，这个矛盾则充分激化，以至于“我的心都碎了，因为我必须数，不能再目送她过去”。生计和爱情发生了严重的近乎惨烈的冲突，小说似乎要滑向悲剧的结局。我们可以看到，和《清兵卫与葫芦》相似，这对矛盾的双方，也是互相交错：表面上看，主人公为了生计，压抑住自己对姑娘的感情，恪尽职守；而在深处，则仍然是鲜活的情感和生活的真正寄托压倒了空洞无意义的职业──“我一辈子也不会把这样漂亮的女孩子转换到未来完成式中去”。只是一个小小的故意漏计，就击溃了来自现实世界的压力，不仅在情感上，而且在智慧上也高于自己所要抗争之物。
情节的结局，多少有点出人意料，主人公被调去数马车，反而获得了与姑娘进一步接触的机会。但这又在情理之中，因为小说的主色调还是比较明快的，虽然有阴郁，但是这现实层面上很浓重的阴郁，却被文章内在的情绪挤到边角里去了。不过，在最后带些欢乐的叙述基调中，还是仍然有反讽，比如接连使用的“美差”“从来没有碰到过的运气”“交了鸿运”“该多美”等语汇。除了情感(爱)，反讽也是抵抗阴郁的有效武器。这种语言细节的处理，使得小说的结局显得更为丰满。
小说的情节在短短的篇幅中几经“摇摆”，“我”内心的情绪也随之紧张，造就了小说的节奏感。“我”对工作的不满因为心爱的姑娘过桥而冲淡，却又在被上级检查工作时增强；在上级检查时，“我”必须挣扎在激动的爱情和死板的计数之间，必须挣扎在保留饭碗和热爱姑娘的两极之间；当“我”以为坚持不住之时，却又碰上了好运，被调去数马车，得以和自己心爱的姑娘一起。情节的几次波折使一个小人物的境遇完全展露在我们面前。小说的结尾尽管皆大欢喜，故事却似乎并未因此终止。作品中埋下了的伏笔“我爱她。但是她什么也不知道，我也不愿意让她知道”，预示着“数马车”的好运对“我”也是十分有限的，或许那将是永远的暗恋，或许还将伴随着更多的痛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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