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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汉8人“传谣”事件可以说是疫情爆发最重要、最关键的一个环节。下面我来简单谈谈相关决策问题：
大韩航空几十年前空难率极其高，是世界上最高的。后来分析，主要原因是韩国儒家汉文化很深厚，威权等级森严。结果就是副机长发现机长错误也不敢吭声，机长不知道自己犯错了；副机长或者极其委婉的侧面提醒，太委婉了导致机长没明白过来。空难频发。
后来怎么解决的呢？让机长、副机长、空乘人员都说英语，应为英语里没那么多敬语，直接喊名字，更平等化，交流也更直接，没那么多弯弯绕绕，大家英语水平一般，也不会使用高水平的委婉表达（这是高水平）的语言技巧。后来空难率快速下降，成为世界上最安全的航空公司之一。
美国”猪湾入侵“古巴就是一群聪明人的完美失败。美国肯尼迪总统顾问团队的主要问题是”太团结”，大家拧成一股绳，劲往一处使，结果就是没有人提不同意见，因为不同意见会影响团队凝聚力。所以每个人提出的决策，其他人都同意，缺少深入辩论。结果损失数十上百亿美元的钱还是小事，2万人被古巴卡斯特罗俘获，酿成重大外交事件。有本政治心理学的书《小集团思维》，推荐给大家看看。这句话猛一听很难理解，我来简单解释下。比如某地发生了港口爆炸，这事情一次就完了，不会有第二个、第三个港口爆炸，这事是非常确定的，基本不会再有本质上的变化，这就叫确定性信息。而传染病疫情就是不确定信息，刚开始连是不是都不知道，传染性、致死率、传播途径等等一概不知。这时候就很难拍板拿出一个确定性的解决方案。官场里流行一句话：“你要想让一件急事做不成，你就多请示就行了”。一是层层请示，每上一层都更少了解情况，需要花时间了解，这么以来事情就耽搁了。二是层层上报，信息就层层丢失。疫情这个事就是典型。所以，不确定性强的事情，就需要多中心分散决策，决策权应该下放，先干着再说，边走边看。不适合一个声音、一股劲的决策方式。
如仅哀之，而不鉴之，亦使后人而复哀后人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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