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腹有韬略，胸怀天下，一心报知遇之恩，九叩见刚正之意，热血酬知己，丹心照青史。既为人臣，能阻太宗篡史，敢拦高宗易后，人皆观望，公不浮沉，为公生平最傲二事。 ——题记（城南刘生评） 唐初文治武功极盛，既有天策府十八学士， 又纳凌烟阁二十四贤臣。 上有凌烟阁贤臣之首——长孙无忌执笏朝野为太宗分忧， 下有山阴真传——虞世南沉浮陈隋至唐步步高升，一手好字得天子青睐…… 而这个精彩纷呈的大唐，号称旷古绝今的“贞观盛世”遍地贤德，这位后世赞誉有加的“有唐一代书法之广大教化主”究竟是如何一步步进入世人眼帘，在史册上留下惊鸿一笔的呢？小编带您一一了解！ 褚遂良（596年-658年），字登善，杭州钱塘（今浙江杭州市）人，祖籍阳翟（今河南禹州）。唐朝政治家、书法家，与欧阳询、虞世南、薛稷并称“初唐四大家”，传世作品有《孟法师碑》《雁塔圣教序》等。隋开皇十六年（596年），褚遂良生于长安。父亲褚亮在隋朝官至散骑常侍一职，与虞世南、欧阳询等人为好友。如果不出意外，绝对是个官二代。又有虞、欧阳两位叔叔照顾，虽不说荣华富贵，但一生无忧还是唾手可得的。弱冠之年，尚未有报国之举，江山却早已易代。险些身陷牢狱之灾，若不是因其叔欧阳询、虞世南乃父亲知交好友并在秦王李世民帐下为官，否则顷刻间即命丧黄泉。贞观十年（636年），拔褚遂良出任起居郎，专门记载皇帝的言行。
贞观十二年（638年），虞世南逝世，魏徵将褚遂良推荐给李世民，太宗命其为“侍书”。
贞观十八年（644年），褚遂良以黄门侍郎的身份开始参预朝政决策。并巡察四方，直接可以黜陟官吏。
就是在弘文馆这样浓郁的学习氛围下，再加上欧阳询和虞世南的悉心教导，褚遂良的学识与日俱进。展露出欧、虞二人所不具备的政治地位与社会名望，这为他以后迈入太宗核心权利圈子埋下了极为重要的一笔。PS:《唐会要》卷六十四《史馆下》记载，弘文馆的日常事务，因由褚遂良来管理的，人们称他作“馆主”。（弘文馆主的称呼就是这么来的哦！）天恩泽被，而褚遂良也以自己的方式回报着太宗皇帝，《伊阙佛龛碑》便是其一。局部一 《伊阙佛龛碑》是褚遂良最早的书法作品，现存河南洛阳龙门山。虽名为碑，实为摩崖刻作碑状。太宗四子李泰于洛阳龙门山开凿佛窟，为长孙文德皇后冥福。贞观十五年，由中书侍郎岑文本撰文，谏议大夫褚遂良书。高约5.00米、宽1.90米。字共三十二行，满行五十一字，计一千六百余字。碑主是“一与之齐，终身不改。”的长孙文德皇后，她与太宗从少年结发，一起互相扶持，走过了二十三载。曾见过李三公子两小无猜的年少痴情，也曾经历过玄武门之变的血流成河，亦与那位手执中央神器的男子君临天下的无上风采……于情伉俪情深，于政相辅相成。长孙皇后而且还对太宗贞观之治起过积极作用，满朝文武乃至天下民众莫不对她崇敬感怀。为其立碑，不仅仅是因为褚遂良对太宗的知遇之恩，或许更多的是对这位国母深深的敬慕之心。因此褚遂良将此碑写得十分端庄肃穆，刚严实在，质朴宽博，犹如仁者之言行。磊落坦荡！《伊阙佛龛碑》也充分展现了“铭石之书”的特点，融入了褚遂良从容浑朴的个性与刚严的气度。笔势往来，时而显露出隶书所特有的波磔之笔，浑朴中透露一股婀娜之气。清代杨守敬《评碑记》称其为“方整宽博，伟则有之，非用奇也。”贞观二十三年（649年），唐太宗李世民在弥留之际，将长孙无忌与褚遂良召入卧室，对二人说：“卿等忠烈，简在朕心。…朕之后事，一以委卿。…”知遇之恩，褚遂良登善无以为报，唯有肝脑涂地死而后已，以报君恩。唐高宗李治继位后，由于有长孙无忌和褚遂良辅政，尚有贞观遗风。然而李治政治才干缺乏的短板日益暴露，好色之性日肆。永徽六年（656年）唐高宗准备废皇后王氏，立武昭仪（武则天）为后。褚遂良为出于维护国家尊严与君主威名多次苦谏，极力反对废后。“陛下必欲改立后者，请更择贵姓，昭仪昔侍先帝…今立之，乃天下耳目何！”说罢，便将其笏板置于庭阶，九叩乞归田里，血染太极殿。高宗勃然大怒，在帘卷后的武则天不由咬牙切齿喊道“何不捕杀此獠！”太宗皇帝病榻之前所言“无忌、遂良在，国家之事，汝无忧矣。”至今还在褚遂良耳中嗡嗡作响、《房玄龄碑》笔墨酣处，尚未干泽……
全称《大唐故尚书左仆射司空太子太傅上柱国太尉并州都督》，碑额阳文篆书“大唐故左仆射上信国太尉梁文昭公碑”十六字。最为人知的一句话是：“道光守器长琴振音,方氏虞风仙管流声。”《房玄龄碑》又称《房梁公碑》，此碑现仍在。但是磨损严重，碑文两千余字，现仅存三百余字。现存唯一宋拓本，为“临川四宝”之一，民国时期流入日本，为中村不折氏收藏。此碑为已故贤相房玄龄所书，本该有个严肃的主题。但是褚遂良忠于自己的的书法理想、以及对已故丞相的追思，使得碑文有了一种感情上的冲动。虽然房玄龄是褚遂良的前辈，但是对于这位和太宗陛下一手打造贞观盛世的先贤有一种浓烈的崇敬之情。因而笔随情生、法因势生，节奏极为明快，枯笔由此而生。《房玄龄碑》为褚遂良书法作品中最为瘦硬者，褚遂良书法的多姿在此时已经定型，并进一步走向成熟，便是以此碑为标志的。此篇意如春蚕吐丝，文章俱在。唐太宗李世民曾以诗《赐房玄龄》颂扬、勉励玄龄公为国求贤：赐房玄龄 太液仙舟迥，西园引上才。 未晓征车度，鸡鸣关早开。 然而，高宗不是太宗陛下，而褚遂良自己也难以做到那位人皆敬仰的大唐贤相般——君臣相知，再难缔造一个大唐盛世……永徽六年（655年）， 褚遂良初贬潭州（今长沙）都督； 后显庆二年（657年）再贬贵州（今越南清化）刺史，次年忧愤而死，削官夺爵；子孙流放爱州，途中遇刺。一门忠义，尽遭不白之冤。但这是身后事。和太宗陛下的约定，褚遂良一直谨记于心，并用一生回报那个一生对他恩重如山的君王，亦是朋友。如他所写的《雁塔圣教序》，一句承诺如大雁塔撰写的碑文一般，映照千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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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雁塔圣教序》永徽四年（653年）刻。原石有两块，一块是《大唐太宗文皇帝制三藏圣教序》，文字由唐太宗御撰；另一块是《大唐皇帝述三藏圣教记》，是唐高宗为太子时所撰，均为褚遂良书丹。《圣教序》21行，行42字，共821字，文左行。《圣教序记》20行，行40字，共642字，文右行。前者题额是隶书、后者为篆书。褚遂良的官名，前者为中书令、后者为尚书右仆射。年月日，前者为永徽四年岁次癸丑十月己卯朔十五日癸巳、后者为永徽四年岁次癸丑十二月戊寅朔十日丁亥。《雁塔圣教序》为褚遂良五十八岁时书，是最能代表褚遂良楷书风格的作品，字体清丽刚劲，笔法娴熟老成。褚遂良在书写此碑时已进入了老年，至此他已为新型的唐楷创出了一整套规范。《雁塔圣教序》为御制文字，深感圣恩因而下笔谨慎，笔笔写来，志气平和，神情清远。“字里金生，行间玉润；法则温雅，美丽多方。”唐张怀瑾评此书云：“美女婵娟似不轻于罗绮，铅华绰约甚有余态。”其谓如是。此碑一出，天下风靡，大有洛阳纸贵之气象。武则天为之不满，令王行满所书《招提寺圣教序》争风。然其丰润婉丽之书风、清劲峻拔之文骨、绰约天然之笔法实乃大唐独一，为有唐各碑之冠。显庆三年（658年），褚遂良在爱州最终走完了自己62年的人生。从22岁的一无名降卒为秦王效力，到42得太宗重视，到11年后成为朝野一人之下，万万人之上的国之重臣……再到60岁起被打压陷害，终以客死他乡、削官夺爵谢幕。其实，他曾经也写过一封书信交与他曾经一手扶持上来的的帝国皇主，那时他还那么小、那么乖巧——上表忠心、列举曾经功绩，没有换来任何怜悯，一位六十多岁的垂暮老人等来的只有帝王家的无情。可有人曾记得，皇恩浩荡二十载间褚文忠公的点点滴滴:明指君主失德，刚正不阿规劝的超凡胆量；维护人伦纲常，坚定不移的果敢立场；为苍生社稷祈愿，恨铁不成钢的拳拳之心……神龙政变后朝廷恢复褚遂良官爵，后追赠谥号“文忠”，天宝六年（747年）配享高宗庙庭。唐懿宗时经安南观察使高骈奏请，将褚遂良在爱州的坟墓及后裔归葬于阳翟。这位太宗时期的弘文馆主，经历了高宗的厌倦、武帝的报复，终于永久地落在了大唐英雄榜的画像上。定鼎青史，复归故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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