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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计阅读需要 13分钟 近代以来，霍乱、天花、伤寒、鼠疫……每次病毒和细菌的肆虐，上海这座城市都付出了惨重的代价：尤其当人们还不可避免地要同时面对薄弱的公共卫生体系、陈旧的习俗和理念、傲慢的殖民者和动荡的时局时，人类与疾病之间的这场战争便愈益显得艰难，甚至惨烈。从某种角度来说，正是在这样一片艰难和惨烈之中，一种近代意义上的公共防疫体系也随之逐渐构建起来……上海作为一座历史并不久远的城市，其疫病流行的最早文字记载，迄今为止见于1454年（明景泰五年）。史书上仅寥寥数语：夏，上海县，华亭县大疫，死者无数。此后的疫病记录，相隔了整整一百年。自1554年起，上海县连年大疫，据《上海县志》记载，当时上海城装运棺材的车马进出，每天好几百，以致棺材供不应求，许多死者只得以苇席裹尸，有的人家因死者相叠而一时无法收拾，其惨像一直延续到第二年。1588年（明万历十六年），上海又是祸不单行，大旱又大疫，嘉定一地更是死亡甚多，路边积尸的数量之多，竟然造成交通瘫痪。直到1821年（清道光元年），上海有一种“大疫”终于为人们所认识。这就是被称为“曾摧毁地球的最可怕瘟疫之一——霍乱”。据称，这次霍乱源于泰国北部，沿铁路线入侵曼谷、西贡，并传染于包括上海在内的中国其他沿海城市。相对而言，这次流行对上海的影响比较轻微。开埠后的1850年夏天，上海又不幸遭遇伤寒侵袭。由英国传教士雒魏林创办的上海滩第一家西医医院——山东路医院（今仁济医院），在一份医学报告中有着令人震惊的记录：5、6、7月间，上海伤寒广泛流行，许多人死亡，由于家属和其他人的死亡，看上去几乎所有居民都在戴孝。这一年，上海刚刚开辟了通往伦敦的航线，开始了与外面世界的对接，但这场瘟疫使得这座城市几乎走到世界的尽头。12年后，也就是1862年6月，一艘名为“千岁丸”的日本帆船，载着51名一心想打通对华贸易之路的幕府官员和商人，从长崎启航来到上海。然而，他们中的一些人，在还未见识他们心目中的“西洋”——上海的繁华，就上吐下泻起来，这次不是他们所知的菌痢，而是霍乱！一位药材商的仆人当即一命呜呼。翌日，船上的厨师也随之而去。第三天，翻译官的弟弟，年仅26岁的硕太郎也因此死亡。经荷兰领事的斡旋，三名倒霉的日本人在太平军隆隆的炮声中葬在上海烂泥渡的佛塔之下。所幸的是，“千岁丸”上的其他人没有再遭遇霍乱病菌，考察因而得以继续。然而上海的厄运并未就此停止。第二年，即1863年，霍乱肆虐之势不仅未见减弱，相反势头愈加凶猛。不仅华界，租界也笼罩在瘟疫之中，外侨中不少人死亡，其中包括外侨中的一位显赫人物——署总税务司德都德(H.Tudor Davies) 。给人们生命带来威胁的疫病，还不仅仅是霍乱。从19世纪60年代始，史书上陆续出现了一些新型传染病“入侵上海”的最早记录：1862年，法租界流行鼠疫，不少人因感染而死亡；1881年，盛行天花，刚10岁的小孩也难以幸免；1884年，恶性疟疾流行上海；1889年，猩红热暴发，导致公共租界内约有1500名华人因此失去生命。1902年更有1527人死于此病；1918年，世界范围的流行性感冒闪电般袭击上海，当年死亡418人……然而造成危害最大的，还是当数霍乱。近代上海霍乱的又一次大流行是在1907年，有655人因此失去了生命。此后霍乱的流行史应验了这样一种常识：即每隔6至7年爆发一次。1912年、1919年、1926年……最为惨烈的是1938年，因为战乱，引发“难民潮”涌入上海，霍乱迅速蔓延，一年之内死亡人数高达2246人！1898年上海时疫流行。7月16日这一天，有17人死亡，但他们不是死于病毒或细菌，而是倒在了法国水兵的枪口之下。法国水兵的出现与当时上海流行的疫病不无关系。话从四明公所说起。四明公所建于19世纪末，是那些雄心勃勃的宁波商人同乡兼同业的组织。这些组织的一项主要事业，就是“建殡舍，置义冢”，以守护客死异乡的灵魂，在西方人看来，中国人似乎更重身后之事。殖民者来了以后，宁波人发现他们的公所却被划在法租界范围里，而麻烦也很快找上门来了。法租界当局有意征购四明公所地产，理由是修造学校、医院需要地皮，这或许是事实，但他们无法容忍寄放在公所里的棺材同样也是事实。四明公所杂处民居之间，所寄放的棺材棺木松裂，导致血水外溢之事时有发生，极易污染得病，显然，这给图谋不轨的法国人抓到了把柄。在一封以法租界公董局董事的名义给法总领事的函中，法国人如此解释他们的愤怒：现在，在这公所里又有许多的尸棺堆寄着；当此时疫流行的过程中，租界边沿有了这类秽物的存在，的确是公共卫生上的一种长期威吓……特请你将这抗议的意旨，转达中国当局，要求他们严令所属，立将四明公所的棺柩大行扫除，并应在该公所的房屋和空地上，实施绝对的消毒办法，不得延误！ 殖民者的霸道溢于言表，但对大多数淳朴的华人来说，“公共卫生”“消毒”这样的字样也确实有点陌生。法总领事于是向上海道发出最后通谍，限令四明公所交出产权。7月16日晨，法国水兵冲入公所，强拆围墙，引发事端，直接导致市民被杀17人，伤十多人，被捕十余人。历史上称之为“第二次四明公所事件”。事件的结尾对宁波人来说是极其伤感的：四明公所的地产保住了，但从此不得掩埋新尸，不得停柩，所有旧坟陆续迁回原籍！法国人的势力范围又扩大了，对他们而言，法租界的公共卫生事业似乎又翻过了一页。转眼十二年过去了，有些被遗忘的微生物又出现，似乎在提醒人们不能无视它的存在。1910年10月底，上海闸北甘肃路一带，突因染鼠疫连死两人!欧洲人对于鼠疫的恐惧是根深蒂固的。14世纪那场几乎毁灭欧洲的“黑死病”——鼠疫还历历在目。租界当局的惊恐可想而知，尤其是派员查验后，意外发现阿拉白斯脱路（今曲阜路）、北山西路等处也有疫情，租界当局更是忙不迭地启动一整套应急措施，但恰恰是这些举动激怒了华界的人们。疫区要消毒，紧急出动的外籍巡捕很粗暴地强令那些连生计都成问题的邻近居民、店铺搬迁。那些挨家挨户检疫的外籍稽查员也未给人留下好印象，闯民宅如入无人之境，且不分男女，一一检查，妇女大为恐慌；安放捕鼠器时，稽查员又对华人居住环境的杂乱污秽横加指责，却忘了自己已越界侵入华界虹口一带。由此，租界当局推出的这场卫生检疫，逐渐发展成为华界民众对列强侵占主权的指控，一时间引发数千人阻挡检疫，工部局消毒药水车也被砸毁，造成一时混乱，工部局见势出动了大批巡捕弹压，逮捕了12名闹事者，这就是“清末检疫风潮”。对此，工部局不以为然，并坚持推出充满惩处性的“检疫章程”，为此召开公共租界纳税外人特别会议，“章程”的有关条款对发现传染病不报、患者家属拒迁出、阻碍种痘等实行严厉惩处。更严厉的规定是：住房40方尺（约4.5平方米）只许住一人，多住的罚25元。这一超乎当时人们的认识程度和一般生活水准的规定，更激起民众对检疫的抵触。这时候，有一个人站了出来。他叫沈敦和，是代表华人团体与租界当局接触的上海商务总会核心人物。沈敦和召集上海滩各业各帮的头面人物商议，并四处活动，其目的只有一个：创建一所中国人自己的传染病医院，并由精通中西医的华医按华人习俗检疫。为消除妇女顾虑，还随派一名女医生同行。他毫不隐讳自己办医院的目的，不仅仅在于公共卫生，还在于杜绝租界势力对华界的侵入。沈敦和早年毕业于英国剑桥大学，也是中国红十字会的缔造者，他的提议可谓是切中问题的要害。租界当局同意他的提议，但只给了四天的时间。沈敦和当即召集大会，并在会上慷慨陈词，继以挥涕，情之所至，感动了人群中的一位名叫张子标的粤商。张当即表示：愿廉价作让宝山境内的补萝居花园给沈作医院院所。于是，4天的大限未到，上海第一所中国人的传染病医院——中国公立医院（今上海市传染病医院）很幸运地挂牌了。在事实面前，工部局只得低下高昂的头颅：表示工部局不再到华界查疫，而改由华人自行检验，所有患疫华人的隔离诊治概归华人医院自行承担。新成立的中国公立医院，并没有人们想象中的抱残守缺，也没有一味的颟顸排外，而是聘请西医主政，由医院自派华籍医生，对虹口地区海宁路一带2400户华人居民分道查疫，这一回各路商家、市民均未受惊扰，所查区域内先后发现鼠疫，但因防范甚严，疗治得手，做到了随起随灭，终使检疫一事在10天内收兵。对抗病毒和细菌是一场战争，这场战争叫作防疫。防疫，是伴随着欧风美雨而来的一种新概念，一种隶属近代公共卫生范畴的理念。在此之前，所有的防疫措施都是这座城市的人们闻所未闻的，譬如报告制度，譬如隔离、消毒，但防疫注射稍稍是一个例外。中国历来盛行预防天花注射，但不甚安全，一些人反而因此染上天花。1870年，即将上任的公共租界卫生官爱德华·亨德森博士就呼吁在租界内禁止传统的预防天花注射，而代之以19世纪初已在欧洲流行的种痘——虽然英国传教士雒魏林早在1846年便曾在他创办的山东路医院里施种过。翌年，这位租界卫生官走马上任后，便在租界内发起了一场接种牛痘运动。他甚至得到保守的上海道的支持。出乎意料的是，尽管宁波路上的工部局疫苗接种门诊每星期开放两个下午，但希望种痘的人还是寥寥无几。无奈之下，公共租界工部局祭出了“杀手锏”，愿意接种的小孩给钱！1872年，所有接种的小孩，每人在种痘后，手心里都被塞进300文的赏钱！不仅如此，原来固定的疫苗接种门诊也逐渐“流动”起来，由租界当局组织了一支流动疫苗接种的“大篷车队'，开往学校开往工厂，开往棚户，开往闹市中心……此后，愿意接种的人们、尤其是租界的华人才逐渐增多。因为他们被反复灌输这样一种观念：注射抗霍乱疫苗或抗天花疫苗是最为有效的防疫方法。1932年租界流行霍乱时，防疫专门小组的医生，手持针筒，每天伫立在街头为每个过往行人免费注射疫苗。至于传染病消息的来源，向来是一件令有关部门头疼的事。很长一段时间里，租界当局掌握传染病信息，全仗有限的死亡报告，以及部分登记在案的医院或注册医师的主动报告，消息来源十分有限。或许受预防接种的启发，公共租界也采取奖赏报告的措施。1931年，公共租界流行霍乱时，工部局卫生处规定，每报告1例霍乱，酬1两白银。比较规范的疫情报告制度来自法租界。1930年，法租界公董局要求所有登记在册的开业医师、助产士和机构在遇到列病范围的17种疫病时，有义务在第一时间、以专用邮筒向公董局卫生处处长通报。而同年国民政府颁布的《传染病预防实施条例》，只是要求医生在12小时内将病情报告病者或死者所在地的行政长官。但是很快，在1932年法租界抵御霍乱的紧急措施中，原来所谓“第一时间报告”的做法，已从对医生的要求转为对患者的警告：即要求患者如有不适，应在第一时间通知医生，使医生采取迅速有效的措施，确认病症、隔离病人，并通知租界卫生处，以专用车辆送病人至医院……不久，这一做法成为疫情通报制度，成为法租界“预防传染病章程”中的一部分。及时的报告，对患者而言，意味着能得到及时的救助，对其他大多数人而言，则可以得到及时的隔离。早在1871年亨德逊博士担任公共租界卫生官时，已有隔离医院的设置了。相比较预防注射和疫情报告，隔离对国人而言，更是新名词一个，难以接受也是在所难免。1910年10月，虹口一带发生鼠疫，工部局卫生处人员赶往现场，二话不说，强行竖起一层“铅皮隔离围墙”，以防疾病的蔓延，致使隔离区人们大为恼火，双方几乎又酿成一场华洋冲突。
严格意义上的隔离制度，是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形成的。1928年南京国民政府提出与9种传染病同住或有被传染可能的嫌疑人的隔离消毒日期，其中时间最长的是伤寒，为15天；最短的是白喉，仅3天。更为强硬的隔离措施体现在1930年国民政府颁布的《传染病预防实施条例》。该条例赋予地方行政长官较大的实施隔离的权力，如派检疫人员将病人或疑似病人扣留，或统一就近送隔离医院或病室治疗，且可根据实际情况，隔绝市街村落的全部或一部分交通；更具公共意义的是，人口超过20万的华界稠密地区，自此将设立传染病医院或隔离病室。法租界则进一步将负责诊疗传染病患者的医生也列入隔离范围。在隔离设施上不仅有专门的隔离医院，连著名的圣玛丽医院（后改名为广慈医院，今为瑞金医院）也辟出隔离区，此外还有收治恢复期病号的隔离中心。除了隔离举措，消毒也是另一重要方面。上海最早的消毒机构是1904年建立的公共租界工部局消毒所。凡向卫生官提出申请，消毒一律免费提供服务，但消毒对象仅限于房屋和衣物卧具。时至1930年代，法租界才将传染病患者的住所、收治疫病患者的医疗机构、周围的人和易感人群列入消毒范围，但消毒不再是免费的，费用须由侨民自己承担，而且有一点是明确无误的：即任何人不得阻挠医生执行消毒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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