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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上古史》 第2册（帝尧时代）9. 身服节俭帝尧除了个人形象加分之外，他的个人私德也让他作为一个君主人格魅力备增。 君主之个人私德，最为民众注目的则是节俭。 《淮南子》一书上是这样称美帝尧的节俭： 帝尧拥有天下，不是为着贪求万民百姓的财富，利用君位来享受安乐的，而是为百姓改变连年征伐战争、以强凌弱、以多欺少的混乱局面的。 是以，帝尧亲自带头实行节俭、向民众昭示仁爱之心、让人们和睦相处。 他的住房也仅仅是茅草盖顶、不加修剪，柞木为梁、不加砍削； 他所乘坐的车子不加绘画，蒲草席垫不镶花边； 他祭祀所用的食物不调五味，吃的主食不舂捣细； 他巡视狩猎只为推行教化，辛劳地奔波于三山五岳。 这些难道是他所应得的奉养还不足以使他享乐而为此辛劳奔波？ 非也非也。 这完全是因为帝尧一心为的是国泰民安、天下社稷，他在这当中并未获得任何利益好处。 而到了他年老衰弱、精力不济的时候，他便将整个天下传给帝舜，毫不犹豫的就犹如倒退而行去脱下鞋子一样简单随意。[1] 而中国史学之父司马迁的老爸司马谈在总结先秦诸子的理论成就，提到墨家崇尚帝尧的最大理由，也是节俭—— 墨家也崇尚帝尧帝舜施政之道，谈论他们的品德行为说： 他们所居住的公堂的台阶仅有三尺高，堂下土阶只有三层。 他们用茅草搭盖屋顶而不加修剪，用栎木做椽子而不经刮削。 他们用陶簋吃饭，用陶铏喝汤，吃的是糙米粗饭和藜藿做的野菜羹。 他们夏天穿葛布衣，冬天穿鹿皮裘”。[2] 任何一国之君主即便自身有钱，太过奢侈，也会被民众厌恶，大失民望。 那么古今中外的老百姓为什么特别注重君主的节俭呢？ 因为按照逻辑来说，节俭必然清廉，清廉则不会盘剥百姓，有了这样的君主，上行下效，老百姓就能攒点属于自己的钱。 说白了，老百姓的天性正是自己最爱钱，才最在意君主节不节俭。而君主的节俭，如果是出自他本人之天性，那就更加妙不可言了。 老百姓的这种思维惯性，即便到了现代社会，也是不可能被颠覆反转的。 但是节俭是不是真的对君主治国有放大效应呢，不见得。 这里举个例子，中国第一次南北朝时期梁武帝的例子—— 梁武帝大同十一年（公元545年），梁朝散骑常侍贺琛向梁武帝上书，指出梁帝国目前的重重乱象： 一是如今北方（北魏）臣服，正该休养生息积聚力量，而人民却不能安居乐业，户口减少，这皆因州郡牧守不得其人。 二是官吏贪污成风，少有廉洁者，奢侈浪费的社会风气是其温床，应提倡节俭朴素风气，纠正奢侈浮华之风。 三是官吏奏事，多为讨好皇上，求得封赏。对下则作威作福，陷害好人。 四是朝廷大兴土木，百姓服役不停，以致国弊民疲，困苦不堪。 梁武帝看到这封上书，气得浑身发抖，继而勃然大怒。 为什么他会有这样强烈的反应呢？ 对于梁武帝之个人私德，史书上这样记载的—— 梁武帝为人很守孝道，待人慈善，彬彬有礼，生活又节俭。 他博学多才，善写文章，对阴阳、卜筮、骑射、声律、草隶、围棋无所不精。 他对国家事务很勤勉。冬天，四更一过，他就起来工作。由于天气严寒，握笔的手都粗糙得裂了口子。 特别是他自从信奉了佛教之后，长期斋戒吃素，不再吃鱼肉。每天只吃一顿饭，也只不过是些菜羹粗饭罢了。 有时候遇到事务繁多，太阳移过了头顶，梁武帝就漱一漱口算是吃过了饭。 他身穿布衣，用的是木棉织的黑色的帐子。一顶帽子戴三年，被子盖二年才换一床。后宫里贵妃以下，不穿拖地的衣裙。 他生性不喝酒，如果不是在宗庙搞祭祀活动，或是办大宴席以及进行拜佛活动，就不奏乐。 尽管他居住在幽暗的房子中，却一直衣冠楚楚，坐在宫中便座上，或在酷暑的日子里，也没有袒胸露怀。对待宫中太监小臣，象对待宾客一样。 可以说，梁武帝个人私德是很完美的，堪称楷模。 但是呢，在治国之术上，梁武帝不惟无方，竟可说是非常的昏庸了。 他太过于宽待高级官吏，牧守大多渔猎百姓，皇帝的使臣又干扰郡县。而他本人又爱亲近任用奸佞小人，很失于苛刻严暴。 他个人很节俭，但是崇信佛教，大兴土木兴建了许多塔和庙，使得公私皆困，财政频临破产。 梁武帝对刑法的态度是疏远忽视，因此公卿大臣们也都不重视审判刑案，奸佞之官便擅权弄法，受贿赂的东西多得就象市场上的商品一样，冤狱的事情很多。 但是每当他裁决了重大犯罪，就一天不高兴，因为处决人犯有违所谓的“我佛慈悲”。 长久下来，他统治下的整个梁帝国就像是即将爆炸的火药桶了，他却视而不见。 梁武帝的臣下贺琛上书的这封奏章揭开了“皇帝的新装”，怎么能不让他怒发欲狂。 于是梁武帝把主书召到面前，口授敕书指责贺琛，说： “我有江山已四十多年，每天都耳闻目睹许多从公车机构中转来的臣民直言不讳的上书。 …… 你为什么不分别清楚，直截了当的指明： 某位刺史横征暴敛，某位太守贪婪残暴，某位尚书、兰台奸诈虚滑； 渔猎百姓的皇差姓什么叫什么？从谁那里夺取？给了谁？ 如果你能明白地指出这些，我就能杀掉、罢免他们，再选拔好的人才。 还有，官吏百姓的饮食豪华过度，如果加以严格禁止，房屋密集曲折，你又怎么知道呢？ 倘若挨家挨户搜查，恐怕更增加了对老百姓的骚扰。 如果你指的是朝廷中生活奢侈，我是没有这种情况的。以前饲养的祭祀用的牲畜，很久没有宰杀了。 朝廷召开会议，也只是吃一些蔬菜罢了、如果再削减这些蔬菜，一定会被讥讽为是《诗经·蟋蟀》所调整讽刺的晋僖公那样的人。 如果你认为供佛事佛奢侈的话就错了，都是园了里的东西，把一种瓜改为几十个品种， 把一种菜做成几十个味道只因为变着花样做才有了许多菜肴，对事物又有什么损害呢？ 我如果不是公宴，从不吃国家的酒食，已经有很多年了。甚至宫中的人也不吃国家的粮食。 凡是营造的建筑，都与材官和国匠无关，都是用钱雇人来完成的。 官员们有勇敢的，也有胆怯的，有贪婪的，也有廉正的，也不是朝廷为他们增添了羽翼。你认为朝廷是有错误的就自以为是。你应该想一想导致朝廷犯错误的原因！ 你说：应该以节俭引导百姓，我已经三十多年没有了房事，至于居住，不过只有能放下一张床的地方，宫中没有雕梁画柱； 我平生不爱饮酒，不喜好声色。因此，朝廷中设宴不曾演奏过乐曲，这些都是诸位贤臣们看到的。 我三更便起，治理国家大事，处理政务的时间依据国家事务的多少而定，事务不多时，中午之前就能把它们处理完。 事务繁忙时太阳偏西才能吃饭，常常每天只吃一顿饭。既象白天，又象在过黑夜。 往日，我的腰和腹超过了十围，现在瘦得才只有二尺多点，我以前围的腰带还保存着，不是乱说。 这是为了谁工作？是为了拯救万民的缘故。 你又说：官员们没有不凡事都向您禀奏的，一些人用尽伎俩想升官发财。 现在不让外人奏报事情，那么谁来担负这个责任呢？委托管理国事的专人，怎么能够得到呢？ …… 你说：‘吹毛求疵’，又是指谁？‘擘肌分理’，又是指的哪件事？ 官府、衙门、官邸、市肆等等，哪个应该革除，哪些应该削减？ 哪些地方兴建的工程不急？哪些征收的赋税可以迟缓？ 你要分别举出具体事实，详细启奏给我听！ 用什么办法使国家富裕，军队强大，应该如何让百姓休养生息，减除劳役，这些都该具体地列出，如果不具体地一一列出，那就是蒙蔽朝廷。 朕正在准备侧耳细听你按上述要求重新奏报，届时自当认真拜读，并把你的高见批转给尚书省，正式向全国颁布，只希望除旧布新的善政美德，能因此而出现在今世。 ”[3] 贺琛接到梁武帝这样的答复，还能说什么呢？ 他唯有向梁武帝谢罪而退，再也不敢提意见了。 梁武帝的结局如何呢？ 也就是在贺琛上书的四年之后，从北魏帝国叛逃至梁帝国的侯景，起兵叛乱，攻入梁帝国国都建康，将梁武帝软禁，最终他以八十六岁的高龄，被活活饿死在台城。 撰写《资治通鉴》的司马光是很少发议论，他写到这里呢？忍不住发作了很长的一段“臣光曰”—— 梁武帝不得善终，是应该的。 国君之所以在听取意见、接纳进谏方面出现过失，就是因为只注意了琐碎细小的事情而没有雄才大略。 大臣进谏时所犯的毛病，也在于烦琐。因此开明的君主要抓住最主要的问题以驾驭万事之本。 忠心耿耿的大臣要陈述大的方针政策来劝阻君主想得不对的地方，所以作为君主不需亲自动手操劳，就能取得大的功效，作为大臣说得简明扼要便能收到很大的效果。 纵观贺琛的进谏，可以说还未达到直言极谏的地步，而梁武帝却已要勃然大怒，袒护自己的短处，夸耀自己的长处。 他质问贺琛贪婪暴虐的官吏的名字，追问徭役过重及费用铺张的具体项目，用难以回答的问题来困扰他，胁迫他写成无法对答的奏章。 梁武帝自认为每顿饭的节俭作风是极大的美德，忙到太阳偏西才吃饭这种勤勉的工作态度是最好的治国办法，为君之道他已具备，再没有什么需要增加的了。 因而对于诸位大臣的规劝，认为全不值得去听。 象这样一来，那么其余比贺琛的进谏更恳切、直率、激烈的话，谁还敢去对皇帝说呢！ 也因此，奸佞小人在眼前也视而不见，重大决策颠倒错误也不知道。声名遭受辱没，自己处于危险的境地，国家被颠覆，祭祀被停止，被千古人怜悯讥笑，难道不很悲哀吗？ [4] 为什么要全文引用梁武帝这么长的答复呢？ 在这里呢？要和大家谈一谈中国历史上有两种亡国之君是最无可药救的。 一种亡国之君属于隋炀帝式样的—— 这种亡国之君之所以亡国，不是因为愚蠢，而是太过于聪明，他们最大的特点呢？当然是自炫聪明。 司马迁在《史记》上总结商纣王之所以亡国的原因，是这么说的。 商纣王的聪明足以让他拒绝臣子对他的一切进谏，而他的口才足以找到种种借口掩饰自己的过错。 在臣下面前炫耀自己才能，宣扬自己比任何人都还要聪明，认为每个人都比不上自己英明神武、光芒四射。[5] 对于这样的君主，再忠心的臣子给他提意见，也是白搭。群臣只能眼睁睁的看着君主像坐过山车一样向亡国之路狂奔而去。 而另一种亡国之君就属于梁武帝式样的—— 这种亡国之君之所以亡国，不是因为品德败坏，恰恰相反，他们是完美主义者，身上的美德闪闪发光，自以为自己的人格魅力可以感召所有人。 这种美德完美主义者，是最听不得别人提意见的。因为他认为自己已经非常非常之完美了，无可指摘。 一旦有人提出意见，恼羞成怒，怒发欲狂都成了条件发射。 所以这样的君主一旦亡国，他们的哀叹往往是—— 朕非亡国之君，臣皆亡国之臣。[6] 殊不如，在一次次的拒谏之中，这种美德完美主义者，实际上选择的就是亡国之路。 因此上，我们在看待帝尧节俭这一个人私德上，不宜评价过高。 做过一个君主，最高价值应该体现在治国之术上，而不是当道德模范。 如果帝尧也像梁武帝一样，以自身节俭之美德，拒绝臣下的劝谏，那么绝对是不可能成为中国人心目中圣王贤君的。 一个君主是有着莫大的权柄，就像手上举着一支巨大的火把，火焰越是明亮，越是能够鼓舞人民信心。 然而，举着火把的人，若然一不小心，这火焰恐怕又会反过来吞噬了自己。 该如何运用好手中的权柄呢？ 每个君主都有各自的答案。 帝尧是这样勉励自己的—— 战战栗栗， 如履薄冰。 人啊，往往不会在大山上翻倒， 而是跌倒在小土堆上。[7] 未完待续 [1] 尧之有天下也，非贪万民之富而安人主之位也，以为百姓力征，强凌弱，众暴寡，于是尧乃身服节俭之行，而明相爱之仁，以和辑之。 是故茅茨不翦，采椽不断，大路不画，越席不缘，大羹不和，粢食不毇，巡狩行教，勤劳天下，周流五岳。岂其奉养不足乐哉？ 举天下而以为社稷，非有利焉。年衰志悯，举天下而传之舜，犹却行而脱蹝也。——《淮南子·主术训》 [2] 墨者亦尚尧舜道，言其德行曰：“堂高三尺，土阶三等，茅茨不翦，采椽不刮。食土簋，啜土刑，粝粱之食，藜藿之羹。夏日葛衣，冬日鹿裘。”——司马谈《论六家要旨》 [3]“朕有天下四十馀年，公车谠言，日关听览，所陈之事，与卿不异，……何不分别显言：某刺史横暴，某太守贪残，尚书、兰台某人奸猾，使者渔猎，并何姓名？取与者谁？明言其事，得以诛黜，更择材良。 又，士民饮食过差，若加严禁，密房曲屋，云何可知？倘家家搜检，恐益增苛扰。 若指朝廷，我无此事。昔之牲牢，久不宰杀，朝中会同，菜蔬而已；若复减此，必有《蟋蟀》之讥。若以为功德事者，皆是园中之物，变一瓜为数十种，治一菜为数十味；以变故多，何损于事！ 我自非公宴，不食国家之食，多历年所；乃至宫人，亦不食国家之食。凡所营造，不关材官及以国匠，皆资雇借以成其事。勇怯不同，贪廉各用，亦非朝廷为之傅翼。卿以朝廷为悖，乃自甘之，当思致悖所以！卿云‘宜导之以节俭’，朕绝房室三十馀年，至于居处不过一床之地，雕饰之物不入于宫；受生不饮酒，不好音声，所以朝中曲宴，未尝奏乐，此群贤之所见也。朕三更出治事，随事多少，事少午前得竟，事多日昃方食，日常一食，若昼若夜；昔要腹过于十围，今之瘦削裁二尺馀，旧带犹存，非为妄说。为谁为之？救物故也。” 卿又曰‘百司莫不奏事，诡竞求进’，今不使外人呈事，谁尸其任！专委之人，云何可得？……卿云‘吹毛求疵’，复是何人？‘擘肌分理’，复是何事？治、署、邸、肆等，何者宜除？何者宜减？何处兴造非急？何处征求可缓？各出其事，具以奏闻！富国强兵之术，息民省役之宜，并宜具列！若不具列，则是欺罔朝廷。伫闻重奏，当复省览，付之尚书，班下海内，庶惟新之美，复见今日。”————《资治通鉴·梁纪》 [4]臣光曰：梁高祖之不终也，宜哉！夫人主听纳之失，在于丛脞；人臣献替之病，在于烦碎。是以明主守要道以御万机之本，忠臣陈大体以格君心之非。故身不劳而收功远，言至约而为益大也。观夫贺琛之谏亦未至于切直，而高祖已赫然震怒，护其所短，矜其所长；诘贪暴之主名，问劳费之条目，困以难对之状，责以必穷之辞。 自以蔬食之俭为盛德，日昃之勤为至治，君道已备，无复可加，群臣箴规，举不足听。如此，则自馀切直之言过于琛者，谁敢进哉！由是奸佞居前而不见，大谋颠错而不知，名辱身危，覆邦绝祀，为千古所闵笑，岂不哀哉！——《资治通鉴·梁纪》 [5]纣材力过人，手格猛兽，智足以距谏，辩足以饰非，矜人臣以能，高天下以声，以为人皆出己之下。——《列女传·孽嬖传》 [6]相传明末崇祯帝的遗嘱内容是：朕凉德藐躬,上干天咎,然皆诸臣误朕……”。 意思是：我亡国，固然是因为我德行不足，上天的作对，但也是这些大臣也害了我。实际上就是朕非亡国之君，臣皆亡国之臣的意思。 说起来，崇祯帝也是异常节俭的一个皇帝。 [7]战战栗栗，如履薄冰。人莫踬于山，而踬于垤。 ——《古诗源·尧戒》。 相传为帝尧所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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