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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赶进度，到1968年底，每隔上两三个月就得打一发了。这当口，阿波罗计划已经成了压倒一切的政治任务哦。前面几次又是土星V又是登月舱的，又是土星V+登月舱的一通足折腾已经把路都趟差不多了，这趟阿波罗7号终于该装人了，不过火箭还是土星IB，反正是近地飞行，也用不着劳驾那大号的炮仗。  悲催三人组：埃塞尔（左）、谢拉（中）、坎宁汉（右） 首次飞行的成员组原本是格里索姆他们，但是AS204事故毁了这个安排，于是原定的第二次载人飞行的宇航员就上阵了，他们是沃尔特.谢拉、唐.埃塞尔和瓦尔特.坎宁汉。谢拉是水星计划和双子星计划的老将,不过他已经决定在这次飞行后就退役。 阿波罗7号在1966年7月制造完毕，然后安装电气系统、仪表和敷设线路，后来火灾发生，这条飞船于是就按照新要求做了大量修改，主要是导线啊、舱门啊、通道什么的。1968年5月7日新构型通过检验，当月底运往卡纳尔维拉尔角。 毕竟是首次载人试验，所以乔治.劳他们要求千方百计保证这次飞行成功。都明白这次要出了什么大事，只会招来比一年前的火灾更大的麻烦，69年的后墙肯定是保不住的。所以，乔治要助手辛普金森把所有有争议的项目都列出来逐个审，安全评价委员会也得列出所有“有争议的决定”重新评估。直到得出结论是所有硬件都符合发射要求。 阿波罗7号主要目标是验证指令舱与成员的配合性能、载人飞行时运载火箭及发射设施的适应性、验证指令舱的会合性能。原本计划3天，但是为了长时间考核飞船性能和宇航员操作，记录更多数据，外加气象观测和一些科学观测，把3天抻成11天了，比正常的阿波罗任务还长。于是乎在飞船里安了照相设备、电视摄像机啥的。还带了手提式电视摄像机，反正是准备搞一出生活直播剧。 发射前三天，谢拉和坎宁汉都出现了感冒症状，但在医生的治疗下他们痊愈了。  冉冉升起 1968年10月11日上午11点2分45秒，阿波罗7号飞船载着三位宇航员升空。火箭工作正常，10分30秒后将飞船送入近地点227公里，远地点285公里的地球轨道。几小时后，飞船与火箭第二级分离。然后通过姿态控制系统的小发动机将飞船掉头，以第二级火箭为目标进行会合模拟。这是很重要的一步，登月前需要进行这次掉头以便让指令舱与登月舱对接上，这是因为登月舱的四脚怪设计，所以它在三个舱段里的半径最大，于是入轨之前为了保持土星火箭的减阻外形，火箭内从上到下的安装顺序是先指令舱、服务舱再到登月舱的。 这期间，感冒的两位还感觉良好。注意啊，马上就有好瞧的了。 在发射约15个小时后，谢拉的感冒再次发作。没多久，埃塞尔也出现了轻微感冒症状。在微重力环境下，谢拉呼吸困难，不得不快速呼吸，而且开始变得烦躁，因为充血的鼻窦在微重力环境下无法排空，所以普通的感冒在太空中是非常痛苦的。再加上在适应失重状态时经常会出现的脸部浮肿和头痛，感冒发作让谢拉疲惫不堪，也让他变得易怒。吃了阿司匹林后反而变得更糟。于是阿波罗7号的飞行就在这种烦躁的状态下进行着。 在第一天晚些时候，地面控制中心要求宇航员们提前接通电视直播系统，以检查电路。这不是真正的直播，但也不在飞行计划中。谢拉不愿意了，他觉得地面人员在飞行计划中随意增加项目，恕难从命。争执很快就导致更高层的地面控制人员介入：NASA的首席宇航员斯雷顿指出，休斯顿的要求只是插上摄像机的插头，打开电源开关而已。但谢拉态度坚决，“我们还没有拿出设备...也还没有进食....现在我感冒了。我不想这样打乱我们的时间表。”到了斯雷顿还是让步了，而地面控制人员已经对谢拉的粗暴反应不痛快了。 不过嘛当电视直播时，地球上看到的可是一派和谐场面：宇航员们微笑地展示着手写的卡片，上面写着：“来自所有东西的上方，阿波罗飞船”，“伙计们，继续把那些卡片和信寄来吧，不要停。”这三位可真是给NASA挣足了面子。 在镜头里阳光灿烂，其实天上这三位很累。那年头也没有数据中继卫星，NASA的空地通信全指着那点稀稀拉拉的地面站，平均每90分钟轨道飞行才有5分钟能通信；而且休斯顿中心希望至少有一名宇航员一直在监视这条新出炉飞船的表现。这帮子人只好三班倒：眯觉的流程是这样的：埃塞尔先转过身来，滑到宇航员的躺椅下面，而谢拉和坎宁汉则在一旁看着系统。“在飞行过程中我睡眠一直有问题，”埃塞尔后来回忆，“由于我奇怪的睡眠时间，以及别人的活动和对话....在第一个晚上之后，我就靠打瞌睡撑着，然后每隔一个晚上就睡上6到8个小时。”那两位睡得也不怎么样。 经过一夜断断续续的休息后，阿波罗7号的宇航员开始了对接练习，测试了服务舱发动机。在登月任务中，这台发动机产生的9000公斤推力会将阿波罗号宇航员推入围绕月球的轨道，然后再将他们推送回家，所以它每次都必须成功工作。 当发动机着火时，谢拉向休斯顿中心大喊：“只差一步了!”埃塞尔回忆起当时的激情：“当它点着的时候，就像屁股被人踢了一脚。”，那劲头好像比土星V的还大。刚开始的那九秒钟燃烧得相当顺利，埃塞尔向制导计算机输入六分仪观测到的S-IVB二级火箭数据。宇航员开始一连串的点火，以逐渐接近S-IVB二级火箭。在发射后不到30小时，阿波罗7号已经到了离翻滚的S-IVB火箭只有70英尺的距离。谢拉一看到火箭，就注意到整流罩四个铰链瓣中的一个没有完全展开（不过后来还是完全展开了），因此他取消了模拟的逼近机动动作，以免撞上。随后建议抛掉这些整流罩瓣。在25分钟的时间里，谢拉敏捷地绕着火箭旋转，进行拍照检查。这次交会表明，即使没有雷达数据，阿波罗号指令舱的宇航员也能找到并营救困在低空、偏离轨道的故障登月舱宇航员。 宇航员前后顺利地发动了8次服务舱发动机。他们测试了三组燃料电池和电池充电器，测试了环控系统，因为风扇噪音太大干脆全关了；他们还让阿波罗7号进入“烧烤模式”，将指挥和服务舱慢慢地绕着长轴滚动，将热负载均匀地分布在航天器外壳上。埃塞尔则给了六分仪、望远镜光学和麻省理工设计的制导计算机一次彻底的锻炼：尽管排泄物组成的颗粒和一片片的尿液晶体有时会遮挡住他的恒星目标（这场面实在重口味），但他证明了这套光学仪器能够精确地瞄准，以控制阿波罗登月和返月，甚至在不追踪地球数据的情况下也能做到这一点。在任务的第五天结束时，飞行主任格林·伦尼估计，团队已经完成了计划测试目标的70%到75%。当然了，只有几个小故障出现，大部分都很容易修复。窗户密封不紧，导致五个窗口都出现部分雾化。其中一个燃料电池偶尔会发热，另外就是宇航员的固体废物（我想诸位都知道那是个啥）与孤鹜齐飞。还有就是吃饭很不方便，吃一顿要花四五十分钟，结果他们尽可能把吃饭时间拖后到没事可干的时候再吃。 日子好像过得很平静，但到了第9天埃塞尔在跟踪地标，谢拉用无线电报告说需要推进器反复点火，在大气阻力的影响下保持跟踪姿态时，突然间谢拉就爆发了：“我希望你能找出想出这个测试的那个白痴的名字，因为我真的很想知道！我想在我回去的时候要亲自跟他谈谈！”  憔悴的谢拉 地面控制员吓得语无伦次：“收到，沃利（谢拉的名字）。早上好。” 这时候谢拉旁边的埃塞尔也帮腔说，“你找的时候，顺便找找看是谁想出了P22地平线测试，这个也好不到哪里去。” 可想而知地面那帮人们的反应是什么。飞行指挥格里芬后来很客气地说：“沃利是我的好朋友。他很爱开玩笑，是个双关语高手……但当他登上阿波罗7号进入轨道时，他似乎认为任务控制中心做的东西不对。经过长时间的共同准备飞行后，这些摩擦使大家都感到惊讶。我们一直相互尊重着对方——宇航员和地面人员，这是第一次出现这种情况。” 26年后，当时的飞行主任格林·伦尼说他很生气，这是种对地面人员的侮辱，是不合适的，更直白点就是不听指挥。后来他补充说，谢拉他们的话倒没有影响任务执行，但控制中心的人很恼火，结果是地面控制中心人员和宇航员有了隔阂……，好在7号任务期间没碰上什么大的意外，还可以继续维持面上的那团和气。 而在任务快结束的时候，谢拉的固执已经到了极点，他决定再入期间宇航员们不戴头盔。再入过程中，舱内压力会从5.9增加到14.7 psi ，回升至海平面压力。谢拉这么干的原因是鼻窦堵塞和耳朵堵塞还是没好，头盔会让他无法通过捏鼻孔来平衡压力，他担心会导致耳膜破裂。 任务控制中心提醒他，头盔可以保护宇航员免受舱内泄漏、快速减压和着陆冲击力的伤害。但谢拉坚持说泄漏的可能性很小，并且作为指令长，他有权决定。为了让头部和颈部在猛烈的溅落中得到缓冲，宇航员们用胶带把一卷一卷的空塑料食品包装粘在他们的沙发头枕上。 关于头盔的讨论持续了好几天，在返航前不到两小时，这场讨论到了白热化的程度。  休斯顿与7号乘员组 地面的斯雷顿：好的。我想你最好想好怎么解释当我们着陆的时候我们没有带头盔。我认为你现在想已经太迟了。 谢拉：那是肯定的。我想在地面上没人戴过我们这样的头盔… 地面：我们唯一关心的就是着陆，我们对重返大气层毫不关心，但那是你的脖子，我希望你不要把它弄断。 谢拉：休斯敦，这里是阿波罗7号。我们回来后，我会准备谈谈整个任务。 谢拉的替补汤姆·斯塔福德在控制台听着，他记得斯雷顿最后的指示是：“沃利，我命令你戴上头盔。”阿波罗7号的指令长说了最后一句话：“Deke，你可以上这来帮我戴上。” 斯塔福德看到任务控制中心的传奇人物，首任飞行主任克拉夫特满脸通红，大步走下来，想和他弄明白谢拉要干什么，克拉夫特认为谢拉是抗命不从。斯塔福德只能耸耸肩：“沃利可以做他想做的事，只有他在那里，在那里他说了算。”谢拉在1994年说：“在这种情况下，我患了感冒，我和地面的讨论已经够多了，没时间去讨论我们要不要戴头盔。我说，在船上，我是指挥。要是我失踪了或聋了，他们可以戴上他们想要的所有黑纱。但我有责任完成任务。”克拉夫特在回忆录中也承认，“谢拉只是在行使他指挥官的最后决定权，仅此而已。” 10月22日，“阿波罗7号”(Apollo 7)在百慕大以南200海里处溅落，距离瞄准点仅一英里。没有戴头盔的宇航员也没有受伤。于是又形同给了克拉夫特、斯雷顿的地面控制中心那伙人一记耳光。  壮丽的佛罗里达半岛，摄于阿波罗7号 在溅落之后，阿波罗计划主管空军中将萨姆·菲利普斯宣布：“阿波罗7号是一次完美的任务。我们完成了101%的目标。” 坎宁汉在他的回忆录中写道：“一项近乎完美的使命就在我们身后。突然之间，人类距离登陆月球表面的目标非常接近了。就连克拉夫特也说“谢拉和他的宇航员完成了所有的工作，或者至少是所有有意义的工作……所有人都很满意，他们证明了服务舱发动机是我们送入太空的最可靠的发动机之一。他们以真正的专业精神操作着指令舱和服务舱。” 但是，管理层对谢拉这帮子的那一肚皮鸟气岂是这么容易消的？用克拉夫特的话说，他们对谢拉在飞行中表现出来的坏脾气很不满意，外加那个埃塞尔。总之要狠狠收拾，不然反了你丫的了。坎宁汉回忆说，当他们回到卡纳维拉尔角时，斯雷顿在那里等着。他把沃利带到另一个房间，花了大约10分钟来制定规定，这是文雅的修辞手法。 虽说克拉夫特在自己的回忆录中说谢拉在技术上做得很好，没有什么能改变这一点，但他还是直截了当地对斯雷顿说（谢拉）他们不该再执行任务了。坎宁汉和埃塞尔也让他担心，因为他们站在谢拉那头，所以克拉夫特不想让他们中的任何一个处于指挥职位。斯雷顿当然举双手赞成，不赶紧镇住这帮小子，后面就有得瞧了。 后来，沃尔特·坎宁汉果然没有被安排到登月任务中，而是被任命为“天空实验室”项目的主管，称这是他对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NASA)做出的最大贡献。“天空实验室”的9个乘员名额竞争异常激烈，加上斯雷顿认为坎宁汉的物理经验让他更像一个科学家-宇航员，而不是一个指令长，总之，坎宁汉被踢到了一边，最终于1971年离开了NASA。但他很自豪于阿波罗7号任务，认为到今天为止，阿波罗7号仍然是所有新型飞行器试飞中时间最长、最雄心勃勃、最成功的首次试飞。 至于埃塞尔，他在阿波罗7号上的名声、以及他在1970年的离婚，对决心将宇航员视为美国人完美典范的NASA来说，当然不可接受。所以此后他也没有再飞行过。埃塞尔写道：“我们有时傲慢、专横、不择手段，称它为偏执也好，小聪明也好，至少它帮助我们完成了任务，我们完成了一次伟大的飞行" 埃塞尔于1987年去世;谢拉在2007年去世。阿波罗7号乘员是唯一没有得到NASA“杰出服务奖章”的航天员。2008年10月，时任NASA局长迈克尔·格里才为3人追加了奖章。  俱往矣，阿波罗7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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