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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自由主义者的哲学史观

 青铜骑士文华馆 2020-02-27

       罗素的名著《西方哲学史》应当被视为一个自由主义者的哲学史观,这在该书的《绪论》中表现得很清楚。《绪论》对起源于公元前6世纪而发展至于20世纪的哲学史进行概括式的梳理,其思想主轴则是按照文末所表述的那种原则进行的,表现出了罗素一向所拥有的简洁清晰的文风。这种原则将哲学的起源、经院神学与哲学、教会与世俗君主的思想与权力争斗、16世纪以降的宗教改革运动、近代哲学之诞生与发展,以及对近代政治和哲学上的无政府主义和主观主义之反动的自由主义学说、国家崇拜理论、共产主义理论等,总之一切社会思潮特别是哲学思潮统一起来。无疑这需要一种高度的洞察力、概括力和思想远见。比起那些为数众多而人云亦云的哲学史材料家胜之远矣。貌似客观的材料家们并未对哲学史的发展有何贡献,未能够从中提炼出一以贯之的发展逻辑。但是作为思想家的罗素做到了这一点。或许这也是其著作远超同侪的重要原因之一。
     罗素在《绪论》最后两段文字无疑是及其重要的,可谓是其文章的核心与灵魂,也可以视作其自由主义哲学史观的宣言。他如此写到:
自从公元前600年直到今天这一全部漫长的发展史上,哲学家们可以分为希望加强社会约束的人与希望放松社会约束的人。纪律主义分子宣扬着某种或新或旧的教条体系,并且因此在或多或少的程度上就不得不仇视科学,因为他们的教条并不能从经验上加以证明。他们几乎总是教训人说,幸福并就是善,而惟有崇高或者英雄主义才是值得期望的。他们对人性中的非理性的部分有着一种同情,因为他们感到理性是不利于社会团结的。这冲突早在我们所认为的哲学兴起之前就在希腊存在着了,并且在早期的希腊思想中已经十分显著。”
    “很显然,在这一争论中
——就象所有经历了漫长时期而存留下来的争论一样——每一方都是部分正确的而又部分错误的。社会团结是必要的,但人类迄今还不曾有过单凭说理的论辩就能加强团结的事。每一个社会都受着两种相对立的危险的威胁:一方面是由于过分讲纪律与尊敬传统而产生的僵化,另一方面是由于个人主义与个人独立性的增长而使得合作成为不可能,因而造成解体或是对外来征服者的屈服。一般说来,重要的文明都是从一种严格和迷信的体系出发,逐渐松弛下来,在一定的阶段达到了一个天才辉煌的时期;这时,旧传统中的好东西继续保持着,而在其解体之中所包含着的那些坏东西则还没有来得及发展。但随着坏东西的发展,它就走向无政府主义,同时产生出来一种受到新的教条体系所保证的新的综合。自由主义的学说就是想要避免这种无休止的反复的一种企图。自由主义的本质就是企图不根据非理性的教条而获得一种社会秩序,并且除了为保存社会所必需的束缚而外,不再以更多的束缚来保证社会的安定。这种企图是否可以成功,只有未来才能断定了。
     正如罗素所说“(哲学争论)的每一方都是部分正确的而又是部分错误的” ,因此没有一种理论与学说是终极的结论。人类各个时期的哲学思想在某种程度上都部分地反应了人类在所能涉及的思想领域的最高最深入的探索,同时也可能误入最深的真理歧途,因此后来的思想探险者无疑应该保持极其审慎的借鉴态度与批判精神,我们应该像
尼采一样对过往一切的文化思潮、哲学见解拥有嗅觉灵敏的警惕。对罗素的自由主义哲学史观,我们在仰望敬佩的同时,亦当作如是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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