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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国维学贯中西，具有深厚的国学功底，对西方哲学、美学和心理学深有研究，学术眼光和选择也很独特。他涉足的领域众多，戏曲研究就是其中的一个领域。他撰写的《宋元戏曲史》是中国的第一部戏曲史，揭开了中国戏曲史学的序幕，成为戏曲史学的奠基之作，奠定了他在中国戏曲史学的地位。 他把戏曲——元曲与唐宋诗词并提为“一代之文学”的高度，指出元曲为“中国最自然之文学”，认为其妙处在于“有意境”，拓展了中国传统文艺的美学思想。王国维是中国戏曲史学上第一个定义戏曲的人，他准确地阐述了“以歌舞演故事”的基本戏曲特征，并提出的“悲喜剧论”与“意境说”，对我国戏曲史学的研究作出了极大的贡献。 一、元曲具有什么样的艺术特色？王国维是20世纪中国戏曲研究的旗帜性人物。他著有《曲录》、《戏曲考原》、《唐宋大曲考》、《古剧脚色考》、《宋元戏曲史》等多部戏曲研究著作。在《宋元戏曲史》中，他以饱满的激情以及精深的功底，辑录和评价了元杂剧的文学成就。从其评价的文字中，显示出了他独特的评价理念。如“自然”、“意境”、“悲剧”等。他用 “自然”来概括元剧的审美特征，他认为“自然”是元剧最美之处。 正定古城元曲博物馆 元曲也被称为元杂剧，是一种戏曲艺术，盛行于元代。相对于南曲，后世将其称为北曲。元曲中尤以杂剧突出，也就是元代的戏曲。它不仅是一种成熟的高级戏剧形态，又因为它极具时代特色和艺术独创性，被人们视为那个时代的文学主流。 他对戏曲概念作了定论，道出了中国戏曲的本质特性和表现形式，即“歌舞”是表现手段，故事是表现内容。他认为，中国戏曲与西方不同，西方话剧是一种写实、具象的表演方式；中国戏曲是具有象征、写意的一种程式化的表演方式。 他说：“元曲之佳处何在？一言以蔽之，曰：自然而已矣。古今之大文学，无不以自然胜，而莫著于元曲。” 那么，又是什么使得元曲拥有“自然”这一独特的审美特点的呢？对此，王国维在《宋元戏曲史·元剧之文章》是这样解释的：
元曲四大家之一马致远故居 在元曲发展初期，自然酣畅的情感迸发是其完美的艺术体现。元朝建国初期，元曲开始发展起来。这时的元曲，刚从民间的通俗俚语的形式介入，具有鲜明的通俗化、口语化之特点，以及豪放、粗犷、质朴、自然的情趣意致。之所以元曲会呈现出这样的一种形态，与元朝的社会环境和少数民族的统治是分不开的。 元朝是蒙古人建立的王朝，它一方面要依赖江南汉族人民创造财富，另一方面又对汉民族施行压迫政策，把国民分为蒙古、色目、汉人、南人四个等级，造成了民族矛盾的日益激化。 元朝建立后，少数民族开始进驻中原，出现了民族大融合的大势。西北游牧民族质朴、豪放的性格逐渐被注入到文学作品之中。元代戏剧家们热衷于对人情世态淋漓尽致地书写，以及饱满酣畅的艺术表现形式，将故事的情节设置得跌宕起伏；对人物的刻画惟妙惟肖、栩栩如生。 王国维将之归结为“自然”的审美特点。“自然”，顾名思义，就是真实地摹写作者的所见、所闻、所想，并使之在舞台上呈现出来，让观众真切地感受到“时代的情状”，并从故事中体悟到其真正的含义和妙趣。 王国维先生坐像 王国维认为，元剧属于一种使用了新语言的新文体，元剧的文字是鲜活的、生动的，是再现的生活文字符号。他说：“写情则沁人心脾，写景则在人耳目，述事则如其口出者。”、“话语明白如画，而言外有无穷之意。”意即元剧的表现风格是“情真、景实，人物语言性格化”。 元曲在遣词造句方面，是中国古代文学语体的一次解放，尤其是对方言俗语的使用。可以说，在我国古代各种文本中，最接近生活本色的语言就是元曲。它从传统文学固有的文体风格中摆脱出来，达到了任情而发、随境生成的境界。 《西厢记》中就大量使用了方言俚语，而且与诗词语、经史子集语等相互交叉，浑然天成，使得其语言风格既朴实又不失优美，散发着浓厚的生活气息，使今人读之依旧为其生动丰富而赞叹。 在元剧中，作者对于不同人物，因其经历、身份、处境不同，所使用的语言风格也不相同，或朴素，或诙谐，或典雅，都与剧中人物非常吻合，给人的感觉是自然生动。 另外，元剧基本摆脱了道德观念的束缚，不再是载道的工具。它以更直接、坦率的姿态，去表现作者对于人生的感悟及其世俗情趣。王国维说：“往者读元人杂剧而善之，以为能道人物，状物态，词采俊拔，而出乎自然，盖古所未有。而后人所不能仿佛也。” 正定古城元曲博物馆 在元剧中，还存在着大量的世俗内容，这是它超越于传统文体的地方。它不像律诗那般严肃，宋词中虽然涉猎了一些世俗题材，但并不广泛，而元曲则把世俗内容广纳进来，并更长于表现人情世态，具有浓厚的人情味、世俗味。 二、王国维在《宋元戏曲史》中提出了“戏曲意境说”王国维是中国古典美学的集大成者。他在多方面对意境的涵义进行了探讨，使得中国美学的意境问题在中西方文化的背景中变得明晰起来。他在《宋元戏曲史》中提出了“戏曲意境说”。 在我国传统文艺理论中，所谓的意境，就是主观情意与客观物境相互交融而形成的艺术境界。“意境说”最早始于唐代，到了明清时，才作为中国古典美学理论而被广泛使用。而在清末民初时期，王国维的《人间词话》，则成为了中国古典美学的核心范畴，风行于诗词评论界。 但王国维在《宋元戏曲史》提出的“戏曲意境说”，则与中国古典意境说并不完全相同。王国维的意境说是“真”和“自然”，因此，他提出的“戏曲意境说”也是基于此涵义。王国维在《宋元戏曲史·元剧之文章》中是这样说的： 王国维著作《戏剧考原》
这段话也透露出了“戏曲意境说”，是相对于元代以后的戏曲文学提出的。王国维并没有对“意境”的内涵给予更系统、全面的表述，但从他所举的例子中不难看出，《宋元戏曲史》中的意境说，较之他先前在《人间词话》中提出的意境说是有变化的。 他举的第一个例子，是关汉卿的《谢天香》的第三折：
王国维对这句唱词评价为“言情述事之佳者”。实际上，这里所述的意境不是意境中作者自己的事和情，而是剧中人物的情与事。 王国维列举的第二个例子，是马致远的《任风子》的第二折：
王国维赞其“语语明白如画，而言外有无穷之意”。这支曲子，既写情又写景，情景交融，言外有意，但这一处分明展现的是剧中人物的醉后所思、所见，这里状的是戏剧情境，与传统诗词评论中“言外有无穷之意”是存在一定差异的。 正定古城元曲博物馆 第三个例子是关汉卿的《窦娥冤》的第二折：
对这一支曲子，王国维是这样评论的：“此一曲直是宾白，令人忘其为曲。元初所谓当行家，大率如此。” 从这些例子中不难看出，王国维的“戏曲意境说”，是从戏剧的“代言性”出发，和传统诗词论中的“古典意境说”还是存在差异的，而且与他自己在《人间词话》中提出的意境说也是有所不同的。 由此可以推定，王国维所强调的“意境”之产生，是源于元剧曲辞的诗性意象和戏剧情境之间的完美结合。但不难看出，戏曲之意境说虽与传统诗词有一脉相承的地方，可二者还是有不尽相同的地方。 浙江海宁王国维故居 元剧同古诗词虽然有直接的关系，但其曲辞毕竟是为故事服务的。王国维在《宋元戏曲史》中说“写情则沁人心脾，写景则在人耳目”，与他在《人间词话》中所说的“真景物、真感情”有相通的地方。 但戏曲是一种代言体艺术，故这里的“情”与“景”是剧中人心中的情，眼中的景是从诗论中发展而来的。关于“叙事则如口出”，也是剧中人物在特定情境下的性格语言，这个意境之说就比诗论有了更大的发展。 在中国古典诗歌中，意境来自于主观诗人对境的空观，就是说诗人所看到客观对象是自然的。就这点而言，元杂剧的艺术美和剧作家的艺术经验，还是优先于自然美和剧作家的审美经验的。因此说，王国维的戏曲意境说与中国美学古典意境说存在着不和谐的地方。 而元杂剧虽然已经是一种综合性的戏剧艺术，但除了少数作品外，大多数剧作家的创作依然停留在书面文学，而不是作为舞台艺术的创作形式上。所以，王国维说“然元剧最佳之处，不在思想结构，而在其文章”，故有了“意境”之说的引入。 浙江海宁王国维故居 对于“意境”王国维认为其重要的一个条件就是“真”。正是基于“真”，引发了“自然”，继而他把“意境说”引入到对戏曲的评论上。因为元剧以真率自然取胜，所以王国维以“真景物、真性情”为桥梁，将意境说由诗论带入了剧论，形成了他的“戏曲意境说”。也就是说，他的戏曲意境说和他剧论上的“自然说”是密切相关的。 正如他说：“元曲之佳处何在？一言以蔽之曰，自然而已矣。”因为自然，所以能“摹写其胸中之感想”、“能写当时政治及社会之情状”。而“古今之大文学，无不以自然胜，而莫著于元曲”，是故，元曲与“古今之大文学”是完全一致的。而其“戏曲意境说”便是以其“戏曲自然说”为前提进行自然观的阐发的。 三、王国维在戏曲史学研究的贡献自1908年开始，王国维用了五年时间，对中国戏曲之起源和形成问题做了大量研究，并陆续发表了他的研究理论，最终结晶为《宋元戏曲史》这本著作。 在书中，他以大量翔实的史料为依据，对从上古到元代的各种戏剧或泛戏剧形态的发展演变轨迹做了考证，建立了一套戏曲理论体系，对中国戏曲史学的发展具有深远的影响。其历史功绩大致有以下几点： 01提出中国戏曲源于“巫优”第一人在《宋元戏曲史》中，王国维说：“歌舞之兴，其始于古之巫乎？”又说：“是古代之巫，实以歌舞为职，以乐神人者也……盖后世戏剧之萌芽，已有存焉者矣。” 浙江海宁王国维故居 在谈到“优”时，他说：“古代之优，本以乐为职。”对于“巫”与“优”的区别，他如是说：“巫以乐神，而优以乐人；巫以歌舞为主，而优以调谑为主；巫以女为之，而优以男为之。”因此他推断：“后世戏剧，当自巫、优二者出；而此二者，固未可以后世戏剧视之也。” 在这里，王国维对于“巫”和“优”职业的区分，旨在为确认后世戏曲“以歌舞演故事”的形式，都源于巫和优的表演。而二者的出现，都是源自于远古的自然神崇拜，也就是先祖们的宗教祭祀活动。 其实，不论是巫还是优，他们的歌舞、调谑，都是为了娱乐人。对此，王国维从汉之俳优、角抵，到后世的百戏歌舞，对宋金元戏剧出现之前的泛戏剧形态都进行了一番描述，并对宋朝时期的滑稽戏、小说杂戏、乐曲、官本杂剧段数、金代的院本进行了逐一论述，还从古剧的结构寻溯元杂剧的渊源，然后得出结论：“唐代仅有歌舞剧及滑稽戏，至宋金二代，而始有纯粹演故事之剧，故虽有谓真正之戏剧，起于宋代，无不可也。” 尽管在王国维之后，很多人对于中国戏曲的起源有了新的探索，对王国维的观点也存有一些质疑，但还是有很多人认同王国维的戏曲起源观点。 02定义“戏曲”，厘清古代戏曲之发展脉络王国维是第一个为中国“戏曲”定义的人。他在《戏曲考原》中提出：“戏曲者，谓以歌舞演故事也。”在《宋元戏曲史》中，他再次申明：“必合言语、动作、歌唱，以演故事，而后戏剧之意义始全。”也就是说，在他看来“真戏剧”应具备三个要素，那就是语言、歌舞、故事。他还将“上古至五代之戏剧”与宋金以来的元杂剧之间划了界限。 清华国学四导师塑像 根据这个前提，他清晰地描述了我国戏曲兴起、发展的过程：上古至五代是“后世戏剧之萌芽”时期；宋金两代是“始有纯粹演故事之剧”的戏曲形成期；“独元杂剧于科白中叙事，而曲文全为代言”、“此二者之进步，一属形式，一属才质，二者兼备，而后我中国之真戏曲出焉。”在这里王国维明确地指出了“真戏曲”的范畴，也就是以元杂剧为标志的中国戏曲。 03运用大量史实，议论元杂剧之发展与“发达”的原因王国维在《宋元戏曲史》中，对元杂剧发展的历史与“发达”的原因进行了阐述。他将元杂剧从兴起、繁盛到衰蜕的整个演变过程做了划分，共分三个时期： 一是蒙古时代。起“自太宗取中原以后，至元统一之初”。这一时期的剧作家都是北方人，“作者为最盛，其著作存者亦多，元剧之杰作，大抵出于此期中”。 二是一统时代。也就是13世纪80年代到14世纪30年代。这一时期的剧作家大都是南方人，剧作“除宫天挺、郑光祖、乔吉三家外，殆无足观，而其剧存者亦罕”。 三，至正时代。就是14世纪30年代到14世纪60年代，这个时期的剧作之“存者更罕，仅有秦简夫、萧德祥、朱凯、王晔五剧，其去蒙古时代之剧远矣”。 浙江海宁王国维故居 从王国维对元杂剧的划分可以看出，他对于学术的研究是由考察时地入手，以作家作品为依据，对元杂剧各个时期的特点进行归纳总结。这种方法对后世的戏曲史研究提供了很好的借鉴。 04以中西美学理论为依据，对元杂剧的文学成就给予充分肯定对于元杂剧的评价，王国维运用了中西美学理论。他充分发挥了“取外来之观念，与固有之材料互相参证”的学术优势，创造性地运用了“自然”、“品格”、“意境”等中西美学范畴，对中国戏曲之元杂剧做了全面深入的审美评价。 王国维推许元杂剧为“中国最自然之文学”、“一代之绝作”。他说：“元曲之佳处何在？一言以蔽之，曰：自然而已矣。古今之大文学，无不以自然性，而莫著于元曲。”王国维对元剧最为推崇的地方，则是它的天然混成的美学风格。 在王国维看来，元剧对人物情态做到了准确刻画“能道人情，状物态，词采俊拔，而出乎自然”；反映社会现实“以其自然故，故能写当时政治及社会之情状，足以供史家论世之资者不少”。在王国维看来，作品外在风貌的“自然”，是与元代戏剧家们在艺术上追求率直自由的个性分不开的。 对于元剧的一干作家，王国维也给予了高度赞誉：“关汉卿一空依傍，自铸伟词，而其言曲尽人情，字字本色，故当为元人第一。白仁甫、马东篱、高华雄浑，情深文明。郑德辉清丽芊绵，自成馨逸，均不失为第一流。其余曲家，均在四家范围之内。唯宫大用瘦硬通神，独树一帜。” 浙江海宁王国维故居 对于元剧作家的艺术品格，他主要推崇三点：一是对元代著名杂剧剧作给出了肯定的态度，认为其与唐宋诗词名家一样，具有鲜明独特的艺术“品格”；二是元剧作家之所以能自成大家，正是源于元剧作家的“品格”在剧作中得到了充分展示；三是“一空依傍”的艺术独创精神，标明了作家“品格”的高度成熟。 王国维在对元剧作家的高度评价中，包含了他对他们能够超越世俗功利的创作动机的肯定，他认为正是这些人无目的性自由创作的精神，才使他们创作出了具有“自然”美学风格的作品。 总结语王国维将“意境”论带入对元剧的审美评价中，这是他对戏曲理论的一个创造性贡献。可以说，他的“意境”论是对其“自然”观的一次理性升华。对于他来说，元剧文章之妙处在于有意境。 王国维认为，元杂剧将三者完美地融合到了一起，所以他说：“惟意境则为元人所独擅”。他由赞元剧有“自然”之美，到崇尚元剧所独擅的“意境”，并将之与唐宋诗词并提为“一代之文学”的崇高历史地位上，为后世在戏曲研究上创造了良好的基础。 北京福田公墓王国维之墓 王国维在戏曲史上的另一个成就，则是将西方的悲喜剧理论，引入到元杂剧的研究进程之中。就元剧与明清传奇的区别，他曾指出：“明以后，传奇无非戏剧，而元则有悲剧在其中。” 他还从情节结构和悲剧成因两个方面，对元杂剧的悲剧特色做了分析，并指出《窦娥冤》和《赵氏孤儿》“即列之于世界大悲剧中，亦无愧色也”。总体来说，他的戏曲理论做到了针对具体研究对象，采用灵活多样的思路和方法进行判断，为中国戏曲史理论开了先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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