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谷诗集编年校注序傅义郑谷字守愚，袁州宜春（今江西宜春市）人，约生于唐宣宗大中二年（公元八四八），卒于梁太祖开平三年（九0九），享年六十
二。自叙七岁能诗，李朋、马戴尝抚顶叹勉，谓他日必垂名。懿宗咸通十一年，薛能为京兆尹，李朋为京兆参军主试，谷列等第，与张乔、许棠等并
称“十哲”。僖宗光启三年（八八七）进士及第，已应十六举。又七年始释褐为鄠县尉，历拾遗、补阙，昭宗乾宁四年（八九七）擢都官郞中。天祐
元年，朱全忠逼帝迁洛阳，唐亡在眉睫，乃弃官归宜春，隐于州南之仰山以终。详见拙著《年谱》。郑谷初以咏鹧鸪得名，人称“郑鹧鸪”。授右拾
遗，薛廷珪草制，称“谷以二雅驰声”。欧阳修《六一诗话》云：“郑谷诗名盛于唐末，号《云台编》，而世俗但称其官为都官诗。”又云：“其诗
极有意思，亦多佳句，但其格不甚高。以其易晓，人家多以教小儿。”绍兴间童宗说作《云台编后序》，则曰：“论其格虽若不甚高，要其锻炼句意
，鲜有不合于道。”更赞其“有补于风教”，不应“以世俗耳鉴决之”。或褒或贬，代有评骘。当代学者，研计愈深。郑谷之诗，约可分为三类。写
景咏物诗。此类诗世所盛传，《鹧鸪》、《燕》、《海棠》等篇为尤著。皆颇有韵致，传神写照，不即不离，从旁烘托，切时切地，景物之特征与创
作之风格皆得突出，并不拘拘于比兴寄托。若但以物观物，读其诗，美感每油然而生。然亦有寓意深刻，感慨系之者，如《中台牡丹》云：“却得蓬
蒿力，遮藏见太平。”《七祖院小山》云：“峨嵋咫尺无人去，却向僧窗看假山。”皆识见深而唱叹切。其不专主一物者，尤常景与情连，景中含情
。《登杭州城》云：“潮来无别浦，木落见他山。”境界开阔，气雄势远。《江际》云：“万顷白波迷宿鹭，一林黄叶送残蝉。”个人前途，国家命
运，寄慨甚深，而不着一字。《潼关道中》云：“秋风满关树，残月隔河鸡。”雄关大河与秋风残月映照，直可作大唐王朝衰落之象征。二、感时伤
事诗。此类诗颇有社会意义，盖郑谷自涉世而后，渐知自身之坎坷颠沛，悉由时代之衰乱，风俗之浇漓。故其忧生之嗟，常伴有伤时之叹。《漂泊》
、《峡中寓止》、《重阳夜旅怀》诸作，皆自悲身世而又忧患深广。其直陈时事者，如《渚宫乱后作》由故居而乡而国，遍遭巨劫，而“泪滴残阳”
。《渭阳楼闲望》愤世忧时，语重心长。至国运无可挽回，归隐故山，犹常以“上国音尘杳未知”（《借薛尚书集》）为念。及闻国亡，《黯然》、
《寂寞》，伤感已极。诗反映现实，而身即在此现实之中，抒情之主体形象感人尤深。凡此皆有其独具之特点。惟气韵衰飒，难以振起，处此末劫，
亦难以激昂慷慨求之也。三、寄赠献酬诗。此类诗不乏平庸甚至庸俗之作。然师友之间，肺腑之言，关注之情，亦深挚感人，且可与感时伤事诗并读
者亦复不少。《久不得张乔消息》屡以兵戈扰攘，行旅艰危为念。《送颜明经及第东归》不道荣归之喜，但叙离乱之情。又有突出其人之特性笔法超
乎人们之想象者，《哭李洞》云：“若近长江死，想君胜在生。”写李洞之潦倒终生及其对贾岛之崇拜，无以复加。《蜀江有弔》云：“从将心体国
，不识道消时。”粗看似责其不能明哲保身，实则反语以泄愤，所愤者宦官之专横，君主之昏庸，而敢为直言者寡，意极激切。又有以风骨、神韵见
长者。《长安夜坐怀湖外嵇处士》云：“风高群木落，夜久数星流。”此从“浩然天地秋”衬出“万里念江海”，境高旷而语遒劲。《淮上与友人别
》画面明丽，音节清亮，而又含蓄不尽，尤脍炙人口。郑谷好自称“老郎”，盖老始为郎，久而不迁，非自炫，乃自嘲也。于方外好言僧，集中僧
字凡四十馀，渔钓字亦三十馀。又车船字近六十，雨字七十馀，酒与醉字七十馀，具见“半生悲逆旅”（《上狄右丞》）以及备尝忧患，落寞寡合，
意态渐趋消沉之状，亦足悲已。就其诗歌总体风格言之，则为清切易晓，而有思致，可供雅俗并赏。郑谷常以诗歌与世道相联系。“浮华重发作，雅
道甚湮沦”（《隐岩别墅》），“风骚如线不胜悲，国步多艰是此时”（《寄赠杨夔》），集中屡屡言之，坚持“垂名须为国风陈”（《卷末偶题》
），虽“轻肥大笑事风骚”（《辇下冬暮》），仍自“得句胜于得好官”（《静吟》）。故其为诗，颇富现实主义精神。谷自幼学诗，即“不无旨讽
”（《自序》），然亦随时局，处境与思想感情之变化，宗尚与风格亦有所变化。方其少时，京城表面犹甚繁华，谷与于文士之诗酒酬应，如《赵林
郎中席上赋蝴蝶》，旖旎风流。稍长，如《席上贻歌者》，亦清丽而略带愁思，作风颇近温李。咏物名篇，当亦此时期为多。间亦学李白，《读李白
集》，颂李白，诗亦略似李白，《石城》则颇肖《凤凰台》。中遭变乱，漂泊西南，则于杜甫为亲。《峡中》云：“往事如今日，聊同子美愁。”诗
多沉郁顿挫之音，“十口飘零犹寄食，两川消息未休兵”（《漂泊》），俨得杜髓。亦尊贾岛，《经贾岛墓》，低徊咏叹，哀感无既。及入谏垣，初
虽色喜，而“寰区未晏”，已隐有“不知何语可闻天”（《初忝谏垣》）之忧。居之既久，竟“直言无所补”（《蓝田偶作》），而祸乱频仍，徒增
浩叹。擢迁都官，值华州回銮，君王反正，于是《回銮》、《入阁》，大唱颂歌，以为中兴在望，心殊振奋，而未几又成泡影。闻一多谓晚唐诗人“
苦闷之中，乃于贾岛得一理想中之休息场所”，谷亦不免。然岛诗清真僻苦，谷不喜岛之僻苦，而学其清真，尚其白描。好句皆由苦吟而得，而谷出
以晓畅，似亦兼受张籍影响。至晚年，则“只应陶集是吾师”（《读前集》），《张谷田舍》、《书村叟壁》亦得其彷佛。然主要为思想之共鸣，风
调相似者少。愈爱与僧游，“不扣权门扣道门”（《自遣》），诗亦偶有禅趣。“乱流分石上，斜汉在松西”（《宿澄泉兰若》），似升右丞之堂。
至晚年退隐，初尚有脱羁之适，得轻松自由之乐，旋复悲唐之亡，常是“衣上泪痕和酒痕”“《寂寞》”，则长歌当哭矣。谷诗式样少，全为五七言
律绝，欲于难中见巧，此是当时风气使然。然不免有率易之句，短处尤在境界较狭，反映面不广，深度不够，气魄不大，调子不高，然全面衡量，“
固亦晚唐之巨擘矣”（《四库提要》）。郑谷诗集，《崇文总目》著录《云台编》三卷，《宜阳外集》一卷。谷自叙所为诗，丧乱奔驰，散坠略尽。
乾宁初，上幸三峰，朝谒多暇，寓止云台道舍，拾坠补遗，编成三百首，分为上中下三卷，目之为《云台编》。《宜阳集》则为归隐宜春后所编。宜
春西晋时曾一度改称宜阳，故以名集。宋仁宗至和甲午，祖无择守袁郡，为谷作墓表，云有《云台编》三卷与《外集》凡四百篇，则《外集》为一百
篇，约当一卷，与《总目》合。绍兴庚辰，袁州教授童宗说依郡守邵知柔家藏善本重锓，序称“外集又阙其半”。邵，建安人，所藏当为建本。明嘉
靖乙未，严嵩得王文恪公钞本，校雠付梓。王本录自秘阁。毛晋《汲古阁书跋》谓王文恪公钞本，有祖刺史《墓表》、童参军《序》，当出于童刻。
毛跋又云：“吴中所传《云台编》，乃王文恪公从秘阁钞出，凡三卷，又有补遗一十有三首。《四库全书》用作底本之《云台编》，《提要》记为江
苏巡抚进呈本，当即此吴中传本。则库本与严本同出一源。今见台湾影印之文渊阁本，其编次乃与严本异，而与《全唐》本前三卷同，虽各经校改，
仍极少异文。《全唐诗》一般取自胡震亨《唐音戊签》，戊签收郑谷诗三百二十五首（不分卷），溢出严刻三十五首，大都从《文苑》、《英华》与
《万首唐人绝句》辑补。清康熙己卯，郑定远重订《郑氏六名家集》，首载《云台编》三卷，《补遗》一卷，又溢出《戊签》九首，但仅有《荷花》
一首已见《全芳备祖》为可信。《戊签》有《赠杨夔》二首，此本无之。其所补遗，中十四首自云从冯氏抄本录出，又皆《戊签》已收。盖祖本相同
。郑订本除补遗外，为二百九十九首，与《全唐》本前三卷及康熙壬午席启寓刻《唐诗百名家集》本全同。则上述六种当同祖王钞，而《全唐》本又
悉取《戊签》之增补，编为第四卷。明末尚有龚贤之贞隐堂刻本，汇入《中唐晚唐诗》，篇数与严本同，并载有严序，但目次不同，当据严本重编。
武汉大学馆藏仿明本，实亦仿严本。嘉庆辛酉后，丁丙又影写严本，民国戊午胡思敬《豫章丛书》本跋称据严本付刊。另一系统始自宋蜀本。上海涵
芬楼取萧山朱氏所藏宋刊本影印，后附民国二十三年胡文楷跋及校勘记，跋称“是为南宋蜀本”。尝考书中避仁宗讳，不避英宗讳，当为仁宗时刻本
。亦分为三卷，仅二百七十六首。黄丕烈得明洪武钞本，仅二卷，一百七十一首，乃残本。多有与宋蜀本同而他本皆异者，上卷又同《全唐》本第二
卷，似是与王文恪（鏊）所据之另一宋本相参校。何焯亦得一明钞本，与此不同。凡三卷，第一卷一百零二首，与蜀本同，惟编次有异，第二卷比蜀
本增二十四首，第三卷则全合。清麦斋钞本与此同，仅脱《松溪八韵》一首。是宋蜀本仅传有钞本二、三种，且皆为孤本，无翻刻者。赖涵芬楼影印
收入《续古逸丛书》与《四部丛刊续编》，尚可藉窥原貌。今《续编》又再影印，流传始广。《豫章丛书》本最为晚出，得汲取前人成果，校刻颇精
，因取上述诸本悉与对勘，发现其夹注之校文有为他本所无者，弥足珍贵，因用为底本，他本但供参校（详见本书〈编校说明及凡例〉）。此本后附
《拾遗》八首，云采自《全唐诗》，较《全唐》本尚缺二十七首，今皆移入，并自附《补遗》，其真伪难辨者，则录为《存疑》，不相混淆。（关于
郑谷诗集之版本，详见拙文《郑谷云台编叙录》，《文史》第二十九辑）郑谷诗集除寥寥数条自注外，尚系白文。其诗虽云易晓，亦有颇难索者，人
名、地名等更有难于查考者，为广其传布，便于阅读，今详加注解，疑者阙焉。《唐音戊签》谓郑谷《宜阳集》已佚，惟《云台编》存。义按《崇文
总目》宋绍兴二十二年十二月以后传本于郑谷《宜阳外集》已注曰阙。尝考今传本《云台编》中，颇有云台道舍辑成以后诗，宋蜀本即已如此。每怪
《六一诗话》论及郑谷，谓“今其集已不行于世”，今始知是时确已散佚，所传者乃后人辑录，裒为一集，统称之为《云台编》，非谷手订也。复考
其作年与作者之生平行事，试为《年谱》，并将其诗集改为编年之体，其未能确考者，则殿于某一时期或全编之后。唐末动乱忒甚，史料缺失甚多，谷集亦残，且有诗无文，本难考证，加以手头资料贫乏，多从外地借钞，版本亦多从外地借校。全书无论校、注、编，限于主客观条件，疏漏、错误之处，恐皆难免。制谱编年，困难为最。今除用传统方法而外，还以尚可考知之行年为主干，将作品分析与作家生活思想历程、时代背景、写作季节结合研究，试推断其大概。如此探索，虽反复更改，屡易其稿，犹恐难逃臆测失当之讥。读者幸恕其愚妄，惠予指教。一九八五年五月初稿一九八九年四月修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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