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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 ：《精英体制推动了不平等吗》 编译 | 熊一舟 图片 | 网络 为不平等提供科学依据？ 大约25年前，我在伦敦与迈克尔·杨（Michael Young）度过了一个难忘的下午。杨以论文的形式写了一篇反乌托邦小说《精英体制的兴起》（the Rise of the Meritocracy），正是这部小说将“精英主义”一词引入英语。  多年来，美国人一直坚持认为，无论他们在哪里工作或上学，显示的都是一种精英体制。也就是说，大致上他们认为这是一场公开的竞争，最有资格的人会在其中获得成功。美国人认为精英主义是一种纯粹的美德。 然而，杨并不想赞美精英统治，而是想警告全世界反对它。他有一种超然的气质，就像一个默默地注意着一切的人，他的幽默感是那么的枯燥无味，以至于大多数人都忽略了他。战后，他参与了国有学校系统的大扩张，目的是在英国历史上第一次创造结构性的大众机会。这种努力依赖于对大量11岁儿童进行智力测试，这符合当时的时代潮流。之后，这些儿童被引导进入蓝领或白领阶层的教育轨道，当他们再大几岁时，他们将参加另一组考试，这些考试将指定一小群人接受高等教育。  杨认为这将是一个“公平”的系统——测试所衡量的是“价值”，一些至关重要且不可改变的东西。他得出的结论是，精英体制是一种新的特别残酷的阶级制度的正当理由。杨的首要承诺不是机会平等，而是纯粹的平等。他预见到，他决定称之为“精英体制”的东西，将使“平等”更难被获得，因为它将为不平等提供一个理论上的科学依据。 在当前全球民粹主义和民族主义反抗精英的时刻，这种看法似乎具有先见之明。然而，法律学者丹尼尔·马科维茨（Daniel Markovits）在他的新书《精英体制的陷阱》（The Meritocracy Trap）中相当不客气地坚持认为，“杨的讽刺太离谱了”。马科维茨有两个意思。一是认为杨没有意识到精英体制实际上是建立在出生环境而非价值之上的。二是杨认为精英统治是应该避免的，而不是应该接受的。马科维茨认为这种观点从未流行过。 与马科维茨的观点恰恰相反，精英体制毁了美国人的生活。通过把自己表现为提供平等机会的手段，它先发制人地压制了反对意见，它将不平等推向更高的水平，它是一种有效的继承机制，而不是在推翻特权。它甚至把为数不多的受益者变成了痛苦不堪且承受着巨大压力的工作狂，他们不得不把大部分巨额收入花在子女的私立学校和家教上。 常春藤盟校的录取方式 1944年的《英国教育法》（British Education Act）旨在扩大公立教育体系。几乎在同一时间启动的美国精英教育有一个更狭隘的目的：使用智商测试作为精英本科院校的录取手段，作为改变这些学校性质和培养新一代高级技术官员的方式。  这个体系的始作俑者是詹姆斯·布赖恩特·科南特（James Bryant Conant），他是哈佛大学1933年至1953年期间的校长。是科南特安排了SAT（一种经过调整的智商测试）考试，使之成为大学录取的主要手段。 在此期间，他还在哈佛大学担任校长期间，偶尔撰写文章，呼吁建立一个新的无阶级的美国。但值得注意的是，在他的影响高峰期，他也是《退伍军人权利法案》的主要反对者。科南特致力于在哈佛和其他精英学术机构推广研究型大学模式，并致力于赢得冷战。浪费科学和行政人才的前景困扰着他，他担心阶级分裂会削弱美国社会。 他解决这些问题的方法是建立大型但严格跟踪学生表现的公立高中，这些学校的男性毕业生也必须经历一段强制性的兵役。他认为，每个人都上过高中，一起为国家服务，这样就可以防止阶级之间的紧张关系发展，严格挑选精英的计划就可以顺利进行。扩大上大学的机会不是他计划的一部分，这样做会淡化科南特认为大学应该保持的对优等生的关注。他还预计，新一代美国精英会像欧洲顶尖大学的毕业生那样，压倒性地倾向于公共服务，他们不会试图操纵产生他们的体制，以便造福自己的子女。 像大多数社会梦想家一样，科南特对他所帮助创建的系统的期望大错特错——尤其是关于公众将如何看待它。如今，许多人认为，进入常春藤盟校的过程很容易受到富裕父母腐败的影响，这些学校的学位被普遍认为是通向显赫地位和物质成功的门票，而不是通往公共服务事业之路。 常春藤盟校的录取现在依赖于一种混合模式：科南特体系的残余——比如对运动员和校友子女的偏好，同时又坚持着对种族和阶级多样性的真正承诺，以及对科南特所希望的学术标准的强调。常春藤联盟的学生被灌输进一种精英文化，这种文化不是粗鲁的野心，而是高涨的自由理想主义和对成功极度关注的奇特混合。 关注象牙塔以外 如果有人认为美国的整体社会和经济状况是由精英体制造成的，那么很自然地，我们就会把精英体制视为应该进行改革的领域。对此，马科维茨建议取消私立大学的税收减免，除非其学生半数来自收入分配最低的三分之二。他认为这将迫使他们扩大招生规模。这种疗法的狭隘性表明，在马科维茨看来，非精英、非大学世界占据的空间是多么小。在《精英体制的陷阱》一书中，政治、经济或历史几乎没有被提及，只有精英大学招生的变化所产生的连锁效应。这几乎解释了一切。  即使在高等教育中，马科维茨的研究范围也非常有限。受低毕业率和大幅削减资金困扰的公立大学，或许是一个人们想要增加机会和促进平等的理想场所，但它们在书中几乎没有被提及。“认为普通的文学学士学位是进入精英阶层的一张通用门票……这是上世纪中叶的想法”，马科维茨轻蔑地写道。但数据清楚地表明，获得任何一个有意义的大学学位都能增加一个人的生活机会，而精英学位和普通学士学位之间的价值差异可能比大多数中上层父母所认为的要小。  事实上，美国现在有90%的年轻人上大学，但他们的毕业率低得可怕——在社区大学中，在所有本科生中最终获得学士学位的只有60%，而所有专科生中最终获得文凭的只有30%。这两个学位都与较高的终生收入和较低的失业率密切相关。加强教学水平，提高大学毕业率，这将是为大多数美国人扩大机会的好办法。 应该说，日益加剧的不平等和中产阶级停滞不前是当今美国社会最令人关注的问题，而政治家、知识分子、学者和活动人士提出的大多数可能的解决方案根本不涉及精英体制。马科维茨建议改变递减工资税，并以支持“中等技能生产”的方式重新分配工作。这些都远远达不到罗斯福新政规模的宏大努力，而他似乎有理由坚持认为，要成功解决目前的问题就有必要作出这些努力。 由于他如此专注于推销自己方法的独特性，他往往忽视或低估了许多其他可能的补救措施，而这些措施正是当前美国全国讨论的一部分。这些措施包括强化反垄断政策（经济权力集中与不平等并存）、财富税、高收入阶层的更高所得税，以及对公共教育、医疗保健和养老金等基本福利国家方案的重大改进。  有关解决社会问题的著作总是在特定的时间、地点和文化背景下产生。其中一些看起来像是犀利的分析，而另一些则是生动地揭示世界现状的文件。《精英体制的陷阱》似乎注定要落入后一类。它展示了一个聪明的头脑，并认为全球转向市场意识形态和政策是少数精英大学变化的产物。这表明，当人们仅从这些地方看风景会多么无意识地受到限制。 文章原载于社会科学报第1694期第7版，文中内容仅代表作者观点，不代表本报立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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