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人到中年, 更要留点时间读读宋词 文 | 李劼 来源 | 《唐诗宋词解》 就诗词形式的变化而言,从诗到词的转换人物是与李商隐齐名的温庭筠。然即便是形式转换,也深含意蕴内涵。比如在同一首更漏子里,一句“不道离情正苦”,会让人想起李商隐,而“夜长衾枕寒”,或者“空阶滴到明”,又很像李清照的声调 儿女情长,在唐诗里是异类,在宋词里却是主流。正如唐诗的首席代表是高适、岺参,宋词首推柳永,秦观。相反,苏轼、辛弃疾,乃宋词中的异类。“执手相看泪眼,竟无语凝噎”,与唐初陈子昂“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遥相对照,展示出宋词与唐诗截然不同的气韵风度。秦观的“两情若是久长时,又岂在朝朝暮暮”,则足以与张若虚的“江畔何人初见月?江月何年初照人?”相映成趣。一者是时空浩瀚,一者是情深谊长。 △ 相比之下,苏轼的大江东去,豪迈虽然豪迈,但空泛也实在空泛。打打杀杀,江山易手,不值得那么渲染。就好比几大战役之类,全然同室操戈,互相残杀而已。还不如曹子建一句:煮豆燃豆箕,豆在釜中泣。 苏轼的把酒问青天,也问得底气不足,远不如《春江花月夜》那么空灵绝美。但比大江东去略胜一筹。毕竟知道了高处不胜寒,还懂得了千里共婵娟。比李白的难于上青天,清淡不少,并且还人情味十足。因为苏轼“不知天上宫阙,今夕是何年”,李白却好像知道似的,所以会傻乎乎的仰天大笑出门去。 △ 倘若没有外寇入侵,有宋年间的词家们也就一直那么儿女情长下去了,其中若有什么微妙转折的话,那么无非是从深情到韵律。或者说,从柳永、秦观到周邦彥、姜白石。但因为北方的游牧之徒硬是搅乱了中原的太平盛世,导致不想打仗的宋人,鼓励他人上战场。这便是所谓爱国诗词的由来。从诗词发展本身的角度说,此乃插曲,并非自然生长。 这类诗人词人当中,陆游近乎杜甫,辛弃疾似乎集高适、岺参、柳永、秦观于一身。有道是:倩何人唤取,红巾翠袖,揾英雄泪。又道是:把吴钩看了,栏杆拍遍,无人会,登临意。 豪气十足,又不失缠绵婉约,尚有独孤感油然而生:知我者,二、三子。因为辛弃疾是南宋词人之中鲜见的亲临沙场的抵抗者,了无鼓励他人杀敌之嫌,所以词句再豪迈也毫不夸张。又因为亲历征战,见过死人,闻到过血腥,所以也不会乱说“江山如画,一时多少豪杰”那样的大话疯话。前人将苏辛并列是很不恰当的。苏是苏,辛是辛,彼此完全两回事。 △ 宋 | 李成:《读碑窠石图》 能与辛词并驾齐驱的南宋词人,当然是李清照。一者是抵抗的豪迈,一者是离乱的悲苦。似乎是同样的倚遍栏杆,并不感慨是否有人会登临意,而是悲叹“人何处?连天衰草,望断归来路”。从某种意义上说,李清照是宋词的归宿所在。北宋的柳永、秦观之词是须眉手笔,粉黛情怀。及至李清照才回归到闺阁之中,变成李煜式的悲悯。女性之词,被李清照诉诸女性之笔。从某种意义上说,李清照将李煜的词作重新写了一遍。更为悲切,更为细腻。家国的兴亡,黯然退为背景。个人的遭际,个人的感怀,酣畅淋漓。这里没有不爱红装爱武装那种流氓气十足的张狂,全然是有类于古希腊悲剧《特洛伊妇女》那样的哀婉。 儿女之情,在柳永、秦观笔下仅止于缠绵,在李清照词作中方才多了悲悯的意境。李清照不会像陆游那样,明知死去原知万事空,还要“王师北定中原日,家祭毋忘告乃翁”。尽管李清照并非没有豪情,但那样的豪情不是对王师的期盼,而是“生当作人杰,死亦为鬼雄”。倘若说,辛稼轩美在刚中有柔,那么李清照美在柔中有刚,柔中有悲悯。南宋之词,以此两家为最。这两家之词皆非捕风捉影,而是亲历之中或亲历过后的切肤之痛,切肤之爱。正如写作的真实与否的前提在于,必须是个人的情感,方为真实,诗作词作的审美价值则在于,必须是个人的亲历、个人的感怀,才是意境的由来,才是审美的底蕴所在。因此,李白将自己混入功名队伍之际,无以浪漫。苏轼将豪情交付为江山折腰的须眉浊物之时,难免夸张。“左擎苍,右牵黄,老夫聊发少年狂”,好像豪放得可以,但这在辛词,只消一句“少年不知愁滋味,为赋新诗强说愁”,便足以使这样的豪放显得可笑。 △ 宋 | 范宽:《溪山行旅图》 诗词就像其它文学样式一样,都不能泛泛而论。尤其论说唐诗宋词,必须察看历史变迁和文学流向。任何话语都是一定语境下的产物,诗作词作又何尝不是如此?诗有诗之语境,词有词之语境。而无论境况变化如何,都以情为重心。情为何物?诗魂也,词魂也。无情,则无诗,亦无词。 枭雄无情,故诗词既无人情味,亦无悲悯心。易安有情,故有悲悯。稼轩有悲悯,故既有英雄气慨,又有儿女情长,更有独孤气度。倘若心里装着江山,只能吹牛说大话,再豪气也混浊。权力是枭雄的春药,又是文学的毒药。诗家词家,只为有情而感,有情而发,岂能为江山折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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