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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姑苏晚报》 2020-02-24  陈其弟 吴门多名医，据资料统计，吴中历代医家有1200余人，其中医官、御医百余人。十三世纪下叶，意大利旅行家马可·波罗游历苏州时，粉墙黛瓦的民居建筑、小桥流水的城市风貌、鱼米之乡的物产和吴门医学的精妙等，给他留下了十分深刻的印象，《马可·波罗游记》中写道“苏州城漂亮得惊人”“有许多医术高明的医生，善于探出病根，对症下药”。 吴地地处东南卑湿之地，是瘟疫、温病的屡发地区，因为温病的病因、发病、传变过程和治疗原则不同于伤寒，故运用治伤寒的方法来治疗瘟疫、温病疗效不佳。在温病学说形成之前，一般医家都遵从张仲景的《伤寒论》六经传变的论证方法，进行辨证论治。 在漫长的中医发展历程中，吴门医学自然而然地形成了几大不同的医学流派。其中温病学派是吴门最具地方特色和科技优势的一大流派，从某种意义上讲是吴门医派的代表。 明清两代，一批吴中名医，在大量的临床实践基础上，著书立说，形成了“吴中多名医，吴医多著述，温病学说倡自吴医”三大特点。明清时期，人们将苏州的中医称作“吴医”。明代杨循吉在《苏谈》一书中称:“今吴中医称天下”。清代乾隆年间，唐大烈将苏州地区31位医家的医论汇编成《吴医汇讲》一书。从此，吴医”这一名称始行天下。“ 在这些历代吴医中，王履、吴有性、叶天士三位最具有典范意义。 温病学的肇始者——王履 苏州是温病学派的发源地，在明朝初年，一位叫做王履的人是该学派的源头性人物。王履(1332-1391)，明初医学家。字安道，号奋翁，又号畸叟，又号抱独老人、溯洄老人。江苏昆山人。他博通群籍，教书乡里，精通医术，且能诗善画。著有《医经溯洄集》《百病钩玄》《医韵统》等。 王履的医学成就，与一位义乌人朱震亨分不开。朱震亨(1281—1358)，字彦修，元代著名医学家，婺州义乌(今浙江金华义乌)人，因其故居有条美丽的小溪，名“丹溪”，学者遂尊之为“丹溪翁”或“丹溪先生”。朱震亨医术高明，临证治疗效如桴鼓，多有服药即愈不必复诊之例，故时人又誉之为“朱一贴”“朱半仙”。他先习儒学，后改医道，在研习《素问》《难经》等经典著作的基础上，访求名医，受业于刘完素的再传弟第子罗知悌，成为融诸家之长的一代名医，于1347年撰写成中国最早的一部医话专著《格致余论》。朱震亨创阴虚相火病机学说，申明人体阴气、元精之重要，被后世称为“滋阴派”的创始人。与刘完素、张从正、李东垣并列为“金元四大家”，在中国医学史上占有重要地位。 王履正是朱震亨门人，尽得朱氏之学。他治学严谨，立论有据，探讨医理强调对临床实践的指导作用。他透彻地论述了内外伤经的异同，将《中风辨》《中暑中热辨》等21篇合为《溯洄集》，一作《医经溯洄集》，行于世，除研究医经的心得外，还在某些临床问题上发表了个人见解，其中“亢则害承乃制论”“四气所伤论”“张仲景伤寒立法考”“泻南方补北方论”等均为精切的论述。 明徐春甫辑《古今医统大全》对王履的评价称王安道“学究天人，文章冠世，极深医源，直穷奥妙”。《四库全书提要》称其“实能贯彻源流，非漫为大言以夸世者”。充分说明王氏之学于医学理论颇有造诣。 温病学的先导者——吴有性 吴有性（？-1661），字又可，明吴县洞庭东山人，明末医学家，其先为东山吴巷人，粹于医。崇祯十四年（1641），南北各省瘟疫（又作温疫，书名亦同）流行。吴有性乃“静心穷理，格其所感之气，所入之门，所受之处，及其传变之体，平日所用历验方法”，治疗瘟疫，并将病理和治疗方法总结成“《温疫论》二卷《补遗》一卷”（据民国《吴县志》著录），创立了我国传染病学基础。 据史料记载，崇祯末年，我国曾经有过一次大瘟疫。乾隆《吴县志》记载，吴县在崇祯十四年、十五年连续两年大灾之后又大疫，是“宋建炎金兵惨掠后，未有此奇荒”。该志卷26《祥异二》称：“十四年辛巳正月二十日至三月，多大风，扬沙昏蔽天日……五六月，亢旱无雨，蝗来，米价每石贵至三两有奇。秋初，蝗，复生蝻，禾稼食尽。复生五色大虫，啮菽，米益腾贵。自四月至冬，比户疫痢。知县牛若麟市药设局，延医诊视，疗者什三，死者什七。推官倪长圩与若麟日收露尸，给槥瘗土以万计。” 关于当年大疫的严重性，我们可以从乾隆《吴江县志》卷37《别录》的一则记载得到佐证：“诸生王玉锡，字来宣，当崇祯十四年，邑中大疫，死者阖门相枕藉，无遗类，偶触其气必死。玉锡之师陈君山父子妻孥五人一夜死，亲邻不敢窥其门，玉锡独毅然直入，曰：‘师弟谓何忍坐视耶？’乃率数丐者至尸所，一一棺殓之，止有一襁褓子几死，略有微息，亲抱出乳药得生……” 面对史无前例的灾荒，吴有性出于医者本性，协助官府设局诊视是毫无疑问的。但是因为瘟疫爆发实在面广量大——“比户疫痢”，病情又不同于其擅长的伤寒，因而还是出现了“疗者什三，死者什七”“死尸枕藉”的结局。但是吴有性在大疫面前并不是无所作为，而是在不断的临床诊疗中摸索最有效的处方，于是就有了《瘟疫论》的诞生。 吴有性《瘟疫论》2卷是有关瘟疫的源头性著作。《清史稿》卷《艺术传一》称：“古无瘟疫专书，自有性书出，始有发明。其后，有戴天章、余霖、刘奎，皆以瘟疫名。”又云：“崇祯辛巳岁，南北直隶、山东、浙江大疫，医以伤寒法，治之不效。有性推究病源，就所历验著《瘟疫论》。”经过临床精心观察，他认为瘟疫之病因，与伤寒之邪由肌肤表面由表及里“自阳至阴，以此而深”的传播有所不同。瘟疫由口鼻而入，“其邪在不表不里之间”是一种不能见、闻、触到之“疠（戾）气”。疠气不止一种，故称“杂气”。某种杂气可使人患某种传染病，各种疠气均有其“特适”性（特异性）。阐述了瘟疫系戾气从口鼻而入，伏于募原，其邪在半表半里之间，其传变有九，辨证治疗和伤寒不同。首次明确指出了其传播途径可以是看不见、闻不到也摸不到的空气，即呼吸道传播。 温病学的奠基者——叶天士 叶桂(1666—1745)，字天士，号香岩，别号南阳先生。江苏吴县(今苏州)人。清代著名医学家，四大温病学家之一。祖籍安徽歙县，其高祖叶封山迁居苏州，居上津桥畔，故叶桂晚年又号上官老人。主要著作有《温热论》《临症指南医案》《未刻本叶氏医案》等 《温热论》，为温病学的奠基之作。叶天士不仅于温热创见非凡，对湿热证治亦有精辟立论。他认为内外湿相合在湿热类温病的发病中起决定作用，分析其说，实将湿热类温病的外因及证候细分为温热挟湿证和湿热证两种，指出湿热证的主要病位在脾胃三焦，发展变化有伤阴伤阳两种机转，重视辨舌察，并据此确立治法。治疗上，强调要分解湿热，而突出“以湿为本治”的原则，倡导祛湿当治从三焦，分消上下，尤其重视淡渗利小便以除湿；同时告戒治湿还须重佐理气，气畅湿易散。此外，要兼参体质，顾护阳气。 《温热论》记录了叶氏对温热病论述的精华部分，重点分析温邪上受、首先犯肺、逆传心包的传变规律，温热病的病理和“在卫汗之可也，到气才可清气、入营犹可透热转气、入血直须凉血散血”的治疗原则，创立卫、气、营、血的辨证体系，介绍温热病察舌、验齿和观察斑疹、白㾦的诊法等内容。此书对后世的影响很大，吴鞠通接受了叶天士《温热论》的学术思想和医疗成就才有可能产生《温病条辨》，其中的一些学术见解直到现在仍为临床医家所重视。 叶氏则首次阐述了温病发生发展规律。他明确提出“温邪”是导致温病的主因，突破了传统的“伏寒化温”的认识范围，彻底摆脱了热病皆伤寒的束缚，这就从根本上划清了温病与伤寒的界限。叶氏接受吴有性邪从口鼻而入的观点，概括新感温病的受邪途径是“温邪上受，首先犯肺”，其传变规律为邪如不外解，可由肺卫顺传阳明或逆传心包，这与伤寒之邪按六经传变不同。特别是“逆传心包”理论，是对温病传变规律认识的一大创见，亦是对《伤寒论》六经传变理论的一大突破，其意义不仅仅在于是理论上的重大突破，更重要是为温病危重急症的治疗独辟蹊径，拯救了众多垂危病人的生命。 叶氏在对温病整体认识基础上，创立了卫气营血辨证论治理论体系，他指出温病的病理变化主要是卫气营血的病机变化。其各自证候表现为：邪在卫分则见发热、微恶风寒、无汗或少汗、头痛、咳嗽、口渴、脉浮数等肺卫证；邪在气分则见身热、汗自出、不恶寒、反恶热、口渴欲饮、苔黄燥、脉滑数等里热证；邪入营分则见烦躁不安，夜甚不寐、斑疹隐现、舌质红绛等热损营阴和心神被扰证；邪在血分则见身热、吐血、衄血、便血、斑疹透露、舌质深绛等热盛动血证。提出“卫之后方言气，营之后方言血”的传变顺序规律，并据此确立了“在卫汗之可也”，治宜辛凉透解；“到气才可清气”，治宜辛寒清气；“入营犹可透热转气”，治宜清营泄热，药用“犀角、玄参、羚羊角等物”；“入血就恐耗血动血，直须凉血散血”，治宜凉血活血、清热解毒，药用“生地、丹皮、阿胶、赤芍等物”的温病治疗大法。可见，叶氏的卫气营血理论，与仲景以营卫解释风寒表证病机，并作为调和营卫辛温解表的立法依据，用气血来解释部分病证的病位、病机的意义很不相同，与《内经》只提出卫气营血的概念、功能，更是理论上质的飞跃。 清初叶天士《温热论》的问世，更确立了以苏州为中心的温病学派的学术地位。吴门医派在中国医学史上占有重要地位，与苏州温病学派的兴起密切相关。吴中名医创立戾气学说与温病学说，重视基础理论，善于吸取众长，敢于发明创新，处方用药注重实效，具有“轻、清、灵、巧”的特色。从此，温病学说从病因病机到辨证施治有了较完整的理论体系，对中医学的发展具有十分巨大的影响。并在相当长的时期内，在抗感染治疗学方面居于世界科技领先的地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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