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说西汉毁于王莽，其实西汉灭于儒学

史料记载，自从扳倒淳于长后，王莽一路高歌猛进，其间官运亨通，无人能挡。虽然在汉哀帝期间，王莽被轰出了京城，强令退休。但是，伴随着汉哀帝的英年早逝（24岁病逝），王莽又回来了。

元寿二年（公元前1年），汉哀帝去世，王莽重新出山，被任命为大司马，录尚书事，兼管军事令及禁军。

元始元年（公元1年），大臣们向王太后提出，王莽“定策安宗庙”的功绩与霍光一样，应该享受与霍光相等的封赏。于是，王莽被册封为安汉公，成了汉朝最有权力的大臣。

元始五年（公元5年），平帝病，王莽以自身祈祷上天，请求代平帝去死，结果“未能如愿”。次年，公元6年，汉平帝驾崩。汉平帝死后，王莽立两岁的刘婴为帝，史称孺子婴。因为皇帝年幼，王莽代天子执政，称“摄皇帝”，他自称“予”，改年号“居摄”。

居摄元年（公元6年）开始，天下出现了各种稀奇古怪的谶语，如“求贤让位”“汉历中衰，当更受命”“天告帝符，献者封侯”等。对于这些说辞，王莽一方面下令“严打”，一方面则大加利用，开始加快自己谋朝篡位的脚步。

初始元年（公元8年），王莽在群臣的推荐下，终于成为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也是唯一一个“民选皇帝”。他逼迫王政君交出传国玉玺，让孺子婴禅让帝位，改国号为“新”，建立了一个全新的王朝。

一个“新”的王朝就此诞生。西汉这家百年老店也宣布破产。

如今，我们一提到这段“王莽篡汉”的历史，就会痛骂王莽多么卑鄙无耻。

其实，大家根本不知道，这一个权臣夺位、改朝换代的“陈桥兵变”似的历史，其实另有隐情。而这个隐情，也将超出大家的想象。

这个隐情就是——与其说是这个权臣王莽摧毁了汉朝，不如说是这个国家信奉的儒学，最终摧毁了这个王朝。

没错，就是儒学摧毁了这个西汉王朝。

现在，开始论证。

咱们都知道，西汉建国初年，统治这个国家的思想是道学。毕竟，道学里那些“无为而治”“治大国若烹小鲜”等思想，适合休养生息，能够让这个国家好好地休息，迅速恢复经济，走出战争的废墟。

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道学思想越来越不符合汉朝的国情了。特别是道学思想的对外政策，已经无法让汉武帝满意了。

道学的对外思想，有二。

第一，黄老道学提出和平外交，是“邻国相望，鸡犬之声相闻，民至老死，不相往来”。

道学主张，国家与国家之间应该和平共处，而不是武力征服。统治者应重视内部建设，做到“甘其食、美其服、安其居、乐其俗”，让百姓安居乐业，国泰民安，而不是一味扩张，跟敌国拼个你死我活。

第二，黄老道学认为，身为大国，就应该“下流”。

这里的“下流”，不是那个道德品质败坏的“下流”，而是身为大国，应该像水一样，甘愿向“下流”的位置流。这样一来，国家身处下流，以德服人，用“谦柔处下”的办法对待小国，就能把它们争取过来了。至此，天下的水都汇集到了自己的手中，国家也就繁荣富强了。

相反，国家处于“上游”，天天耀武扬威，就没有人会服它，也不会汇集到它那里，国家也就无法做大做强了，这就是“大国以下小国，则取小国”的道理。

综上所述，按照道学的思想，和亲政策就不是一个丢人的事情了。毕竟，我们要以德服人，我们要身处“下流”，用自己的柔软，去把这些匈奴征服。

很显然，道学的这些思想根本得不到汉武大帝的认可。于是，这位皇帝迫切地需要一种崭新的思想，来取而代之。

这个时候，董仲舒的新儒学应运而生。

董仲舒，西汉广川（今河北景县广川镇）人，著名的思想家、政治家、教育家。

史料记载，董仲舒是中国第一个书呆子，也是最著名的一个书呆子。当时，为了读书，他天天钻在书房内，从不去后花园一步，为此留下了一个“三年不窥园”或“目不窥园”的历史典故。

汉武帝建元元年（公元前140年），也就是汉武帝即位的当年，为了得到一个全新的治国思想，汉武帝下令进行“海选”，他要不拘一格降人才。

结果，在这次海选中，董仲舒不负众望，考得第一。后来，在与汉武帝平台对策时，董仲舒就提出了自己的思想，即那篇永载史册的《天人三策》。

虽然这篇文章叫作《天人三策》，但它的内容很多，总结起来，董仲舒一共提出了四条具有实质性作用的建议，希望皇帝采纳，改变这个国家。

这四条建议，如下：

第一，天人感应，君权神授；

第二，推明孔氏，抑黜百家；

第三，春秋大一统，尊王攘夷；

第四，建立太学，改革人才拔擢制度，反对任子訾选制。

总体上，汉武帝对于董仲舒这套《天人三策》的思想还是很认可的。只是有一点让他很不爽。这就是：董仲舒认为，皇帝若干得好，就会风调雨顺、国泰民安。反之，皇帝干得不好，上天就会示警、天降灾难；若皇帝继续执迷不悟，就会天命改变，导致王朝覆灭。

这就是儒学“天人感应”的思想。

如今，我们一看见这套思想，就认为这是封建迷信，必须废除，等等。其实，我们不能把这些思想归咎于迷信或者是忽悠。因为，儒学建立的这套理论可是有政治意义在里面的。

这个政治意义就是——必须让皇帝有所畏惧，他才能不胡作非为。

要知道，在那个君权至上的时代，皇帝就是一切生灵的主宰，没有人能够忤逆皇帝的话，也绝不敢忤逆。因此，若没有一个东西来管束皇帝，皇帝就真的没人管了。

这种管束皇帝的东西，就是上天示警，就是天降灾难。

在儒学眼中，只要皇帝还怕“天”，他的行为就还有底线，即使他的行为很坏，也坏不到哪儿去。反之，若皇帝连“天”都不怕了，那他的行为就没有底线了。到时候这个皇帝想干啥就干啥了，国家也就算完了！

因此，在儒学思想里，所谓的“天人感应”，与现在的科学知识无关，与现在的思想观念也无关。这是一种古人的政治智慧罢了，就是为了约束皇权，不让皇帝胡作非为用的。

然而，大家还不知道吧，这套深入人心的“天人感应”思想，是后代的儒学学者加工后的结果。汉朝的“天人感应”思想，要比上述描写的要严重得多。

当时的“天人感应”思想是这个样子的：

儒学学者认为——三皇五帝拥有天下，就像四季运转一样，过了一段时间就必须更换。不符合天命的人是不能够强行占据帝位的。

这种说法，绝非危言耸听，而是事实！

史料记载，汉成帝期间，有一个叫甘忠可的道士创作了一本《天官历·包元太平经》的宗教经书。在书中，甘忠可糅进了大量儒学学说，并阐述了一个道理——汉家逢天地之大终，当更受命于天。

看见没有，当时儒学的思想，就是这样彪悍。

虽然因为这句话，甘忠可被认为罔上惑众，病死在了狱中。但不可否认的是，他的这句话却得到了很多人的共鸣，包括皇帝。

这个皇帝，就是汉成帝的继任者，他的侄子汉哀帝刘欣。

史料记载，拜赵飞燕姐妹所赐，汉成帝所有的孩子都被这对凶狠的姐妹害死了。结果，刘骜无后，只能把皇位传给侄子。

就这样，在一番面试后，刘骜的弟弟定陶恭王刘康的儿子刘欣成了那个幸运儿，他荣登大宝，成了这个国家的皇帝，史称汉哀帝。

一听这个谥号，我们就能知道了，这不是一个好皇帝。事实上，汉哀帝确实不是一个好皇帝，他还创造了汉朝历史上的两个第一。

这种管束皇帝的东西，就是上天示警，就是天降灾难。

在儒学眼中，只要皇帝还怕“天”，他的行为就还有底线，即使他的行为很坏，也坏不到哪儿去。反之，若皇帝连“天”都不怕了，那他的行为就没有底线了。到时候这个皇帝想干啥就干啥了，国家也就算完了！

因此，在儒学思想里，所谓的“天人感应”，与现在的科学知识无关，与现在的思想观念也无关。这是一种古人的政治智慧罢了，就是为了约束皇权，不让皇帝胡作非为用的。

然而，大家还不知道吧，这套深入人心的“天人感应”思想，是后代的儒学学者加工后的结果。汉朝的“天人感应”思想，要比上述描写的要严重得多。

当时的“天人感应”思想是这个样子的：

儒学学者认为——三皇五帝拥有天下，就像四季运转一样，过了一段时间就必须更换。不符合天命的人是不能够强行占据帝位的。

这种说法，绝非危言耸听，而是事实！

史料记载，汉成帝期间，有一个叫甘忠可的道士创作了一本《天官历·包元太平经》的宗教经书。在书中，甘忠可糅进了大量儒学学说，并阐述了一个道理——汉家逢天地之大终，当更受命于天。

看见没有，当时儒学的思想，就是这样彪悍。

虽然因为这句话，甘忠可被认为罔上惑众，病死在了狱中。但不可否认的是，他的这句话却得到了很多人的共鸣，包括皇帝。

这个皇帝，就是汉成帝的继任者，他的侄子汉哀帝刘欣。

史料记载，拜赵飞燕姐妹所赐，汉成帝所有的孩子都被这对凶狠的姐妹害死了。结果，刘骜无后，只能把皇位传给侄子。

就这样，在一番面试后，刘骜的弟弟定陶恭王刘康的儿子刘欣成了那个幸运儿，他荣登大宝，成了这个国家的皇帝，史称汉哀帝。

一听这个谥号，我们就能知道了，这不是一个好皇帝。事实上，汉哀帝确实不是一个好皇帝，他还创造了汉朝历史上的两个第一。

这个证据就是：在老百姓的心目中，老王家是陈国的后裔，陈国人也是舜帝的后代。而汉朝刘氏一族号称尧帝的后裔。昔日，尧不是禅位给舜吗？也就是说，汉哀帝颁布的这个“陈圣刘太平皇帝”名称，就是要禅位给王莽，让其得到这个天下了。

就这样，在这次夏贺良事件后，“汉家天下气数已尽，老刘家要传位给老王家，老王家才是真龙天子”等“天命”的思想立刻传遍了大江南北，并占据了所有头条，且愈演愈烈，一发而不可收了。

最终，就是在这种儒学“天命”的思想下，汉朝的天命终于气数已尽，王莽则接受了这个天命，成了这个国家的新主人。

汉武帝万万没有想到，他推崇儒学，无非就是想找到一条新的治国方案，结果却让儒学反将了自己一军。这些儒学知识分子不仅统一了他帝国的思想，还在百余年之后，用自己的理念，强行让皇帝禅位，把一个儒学知识分子推上了宝座。

这是天命？还是人为？

唯一知道的是，王莽篡汉不仅是权臣用武力逼宫的结果，也是在儒学的影响下，这个国家主动“选择”的禅位。儒学学者们通过自己的努力，完成了一场儒学政治理念上的禅位壮举，完成了一场他们心中的“乌托邦式的胜利”。

谁能想到，儒学，这个汉武帝极其推崇的儒学，竟然在百年之后，成了西汉王朝亡国的罪魁祸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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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是新儒生的代表，改变了刘邦的儒学态度，使之尝到皇帝的真滋味

“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是董仲舒为汉武帝提出的治世之道，但汉武帝独尊儒术的功劳并不能算在董仲舒一人身上。在司马迁的时代，董仲舒的地位其实很低，只被看作是诸儒的一员而已，在《史记》里只与他人合作一传。

在汉武帝时代，促成儒学独尊的另有其人，史上将他们称之为新儒生。新儒生代表人物之一，是叔孙通。他原是秦朝的博士，在秦二世时供职与宫中。

陈胜吴广起义后，秦二世叫一群儒生前来问策，儒生都建议秦二世出兵镇压，只有叔孙通说：今海内承平，天下一统，明主在上，法令在下，谁敢造反呢？听了叔孙通的话，秦二世龙颜大悦。

退朝后，儒生们都指责叔孙通欺君罔上，叔孙通回答道：不说假话，还能活命吗？叔孙通在这儿的表现可以用一句话来形容：识时务者为俊杰。

识时务的叔孙通后来投靠了刘邦，在刘邦哪里，他毫不犹豫地脱下儒生的外衣，跟刘邦一起打天下。等到刘邦称帝后，叔孙通明白，该是儒学大显身手的时候了，他制定的朝仪在长乐宫试行，让大老粗皇帝刘邦真正体验到了做皇帝的滋味。

刘邦本来是讨厌儒学的，在叔孙通的运作下，刘邦改变了对儒学的态度，甚至以最高规格祭祀了孔子。汉武帝的独尊儒术，也在这里打下了基础。

叔孙通明白，时代变了，儒学也要与时俱进。以前是邦国，邦国的君主是贵族，面对平民出身的刘邦，儒学需要变通，必须顺势而为。变了的儒学，让帝王很是受用，同时也确立了儒学在诸学中的地位。

这也正印证了一句话，这个世界永远不变的是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