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陈仁子东山书院本《梦溪笔谈》鉴赏

国家图书馆藏元大德九年（1305）陈仁子东山书院刻本《梦溪笔谈》（以下简称“东山书院”本），系明文渊阁旧藏。其行款版式为十行十七字，黑口，左右双边，双黑鱼尾。版心中镌“沈”和卷次、叶次，版心下记字数。卷端题“古迂陈氏家藏梦溪笔谈卷一”，次行低八格题“沈括存中述”。卷首有沈括《梦溪笔谈序》，次陈仁子序，序末署“大德乙巳春茶陵古迂陈仁子刊于东山书院并序”。次汤修年跋，跋末署“乾道二年（1166）六月日左迪功郎充扬州州学教授汤修年跋”。次《梦溪笔谈目录》，目录末镌“茶陵东山书院刊行”牌记。此东山书院本属现存《梦溪笔谈》最早的版本，保留了蝴蝶原装，大开本小板框（即黄丕烈跋所称的“小匡子本”）；且“刻印刀法娴熟，初印精美，令人叹为观止”（参见陈红彦《元本》）。顾炎武论元代书院刻书有三善，此本可谓兼而备之，颇具版本及文献价值。

文 | 刘　明

01

《笔谈》还是《梦溪笔谈》？

《梦溪笔谈》之编，沈括序称：“予退处林下，深居绝过从，思平日与客言者……所与谈者唯笔砚而已，谓之《笔谈》。”《宋史》本传亦称：“纪平日与宾客言者为《笔谈》，多载朝廷故实耆旧出处，传于世。”按沈括卜居润州（今镇江）而终，晚年所居之地名“梦溪”。明马元调《重刻梦溪笔谈后序》云：“（括）居润自号梦溪翁，著此书。盖《润州图志》丹阳县东三十五里有金牛山，一名经山，山东有溪即梦溪。括尝梦至其处，谪居得此溪，宛如梦中，故名梦溪。”此书即“闲居是地时作也”（《四库全书总目》），凡十七目二十六卷（今传本卷目）。但宋时所传《梦溪笔谈》似均题“笔谈”，而不称以“梦溪笔谈”。沈括序即仅称“谓之《笔谈》”而不称《梦溪笔谈》，序题“梦溪笔谈序”乃追题而非沈括旧题。按汤修年跋也只称“寻又斥其余刊沈公《笔谈》”，可证南宋时亦仅称《笔谈》。核之公私书目，如《郡斋读书志》著录本作“笔谈”，有学者称：“《读书志》屡引是书，无有作《梦溪笔谈》者，公武所见盖无‘梦溪’二字。”（参见孙猛《郡斋读书志校证》）又《通志·艺文略》《宋史·艺文志》均题以“笔谈”，至于《直斋书录解题》虽题“梦溪笔谈”，但考虑到属四库馆臣辑录本，可能并非振孙原书之题。此东山书院本已明确题以“梦溪笔谈”，沿用至今。除《梦溪笔谈》外，又有《补笔谈》二卷、《续笔谈》一卷，属旧本别行。有明崇祯四年（1631）马元调将此两种与《梦溪笔谈》合刻本（称“悉遵宋本缮写翻刻”，似乎所据宋乾道本即存《补笔谈》和《续笔谈》），遂为今本面貌。而汤修年跋中提及的乾道本及此东山书院本应均未刻《补笔谈》和《续笔谈》，王国维据马元调本遇“敬”“完”诸字阙笔，则称：“疑乾道本固有《补》《续》。”（参见明崇祯马元调刻《梦溪笔谈》王国维跋）《四库全书总目》推测《梦溪笔谈》之外仍有沈括的“稿本流传，藏弆者欲为散附各卷”，即《补笔谈》和《续笔谈》两种。

02

二十六卷本还是三十卷本？

今本《梦溪笔谈》均为二十六卷本，始自《郡斋读书志》著录本，沈括序未言所撰《笔谈》的卷第。而《补笔谈》中所补者，有自卷二十七至三十者，似《梦溪笔谈》原本乃三十卷。《四库全书总目》称：“疑括初本实三十卷”，而《补笔谈》所据者“仍是三十卷之初本”。李致忠先生也称：“《笔谈》最早的刻本当是三十卷本，内容也比今本要多。这一点可从南宋初年江少虞编的《皇宋事实类苑》和明万历间华亭陈继儒、秀水沈德先辑刻的《汇祕笈》本《补笔谈》加以推知。”（参见《中华再造善本总目提要·金元编》）至于《通志·艺文略》著录的二十卷本及《宋史·艺文志》二十五卷本，四库馆臣认为皆属错讹。印证南宋初年流传的《梦溪笔谈》，存在二十六卷和三十卷两种版本系统。

03

“真宋本”是否传世？

南宋乾道间曾刻《梦溪笔谈》于扬州州学，惜不题卷第（疑据晁公武著录二十六卷本而刻）。据汤修年跋称：“大帅周侯开藩之二年，慨然谓成俗之方本乎礼义，学宫又礼义之本。一日尽屏官舍，储粟于外。因其旧，扶颠易圻而新之。继广田租，稍增损，寻又斥其余刊沈公《笔谈》，为养士亡穷之例”，“此书公库旧有之，往往贸易以充郡帑，不及学校……修年代匮泮宫，备校书之职，谨识其本末，且证辨讹舛凡五十余字，疑者无他本，不敢以意骤易，姑存其旧”。周侯即周淙，《宋史》有传，主持所刻者即世称的“乾道本”。据所言“公库旧有之，往往贸易以充郡帑”，推断《梦溪笔谈》颇受欢迎，故印本售卖可观。元代陈仁子刻东山书院本，应据宋代传本而刻。按据卷首保留的汤修年跋，当即出自宋乾道本。傅增湘即称：“有乾道二年汤修年跋，则仍自乾道本出。”（参见《藏园订补郘亭知见传本书目》）检书中除“讲（講）”“购（購）”等字“冓”部阙笔为刻手习惯为之外，“惊（驚）”“敬”“玄”“慎”诸字均不阙笔，当将乾道本中讳字改过。又检卷末有“庐陵黄刚中书琰”题记一行，知黄氏乃庐陵（今江西吉安）人，按元吴当《学言稿》卷五称：“黄刚中，修水人也，至元天兵渡江，中十九矢而死”，或即同一人，故疑此行题记乃东山书院刻《梦溪笔谈》所据底本（即乾道本）中的旧题（指附加于乾道本中）。

乾道本历宋元，至明崇祯间尚存。马元调曾据以刻《梦溪笔谈》，并在《重刻梦溪笔谈序》中云：“前年（即崇祯二年）夏五月，奉檄同修《上海志》，与王君昌纪朝夕联事。君祖学宪公圻，故松之藏书好事家。借得乾道扬州本，篇首序目悉如《通考》所引……因悉遵宋本缮写翻刻。”清中期亦存于世，《藏园订补郘亭知见传本书目》称：“宋本半页十二行，行十八字，南昌彭文勤公（元瑞）旧藏，卷尾有乾隆甲辰（1784）、嘉庆丙辰（1796）文勤笔识二条，云避讳字皆合。”又称：“顷又见于苏州，损破太甚，未收。文勤公跋犹存。此书本藏汤竹儒，后为萧敬孚（即萧穆）所有，复向人易他书。今持来售者殆与敬孚交易者也。敬孚又言此虽宋刻，误字极多，且无续补。”清末也有流传踪迹，翁同龢跋称“路小舟有宋本《梦溪笔谈》廿六卷”（该跋载国家图书馆藏明刻本《梦溪笔谈》，编目书号6081），此后下落不明（上述明清时期有关宋乾道本的记载，也不排除鉴定失误的可能性）。

据《藏园订补郘亭知见传本书目》和翁同龢跋的记载，乾道本的行款是十二行十八字，大致清末以来已不传于世。近人称有藏宋本者，如《藏园群书经眼录》著录一部明翻宋本， “卷首沈存中跋八行，接连目录”，“宋讳慎、贞、完、恒等字皆缺笔”。傅增湘称：“此书世称宋刊，董绶经以为明刊翻宋者，余观其刀法字体亦窃有疑焉。”又《皕宋楼藏书志》著录一部，题“宋刊本”，云：“此书相传为宋刊本，语涉宋帝皆空格，惟不避宋讳为可疑。”傅增湘也称：“此书陆心源题为宋本，以字体刀法审之，决为明刊。”（参见《藏园群书经眼录》）。现存《梦溪笔谈》十二行十八字者，均为明刊，“真宋本”是否存于霄壤间还有待于调查。黄丕烈跋（载《荛圃藏书题识》）称：“《笔谈》于宋人说部中最为赅备，故世尤珍之。然宋刻绝少，所见惟元刻，小匡子本（即陈仁子东山书院本）为最古。”

04

东山书院本的递传

此东山书院本刻者陈仁子，字同甫（一作同俌），号古愚（一作古迂），茶陵人。营别墅于东山，号东山书院，专事讲学与刻书。除刻此书外，存世尚有《古迂陈氏家塾尹文子》《说苑》和《叶先生诗话》等，惟此本与《叶先生诗话》均属“小匡子本”。此部《梦溪笔谈》开本高达41.6厘米，广28.1厘米；而版框则极小，仅高15.4厘米，广10.1 厘米。明初该本入藏明内府，钤“东宫书府”一印，乃南京时懿文太子朱标东宫藏书之印。后迁至北京入藏文渊阁，故又钤“文渊阁印”一印。按《文渊阁书目》卷八子杂著录“沈括《笔谈》一部六册阙”，故盖“杂部”戳印。又盖“万历三十三年（1605）查讫”戳印一枚，陈红彦称：“当为万历三十三年孙能传、张萱整编《内阁藏书目录》、勘察群书时所钤。”（参见《元本》）值得注意的是，此六册二十六卷本《梦溪笔谈》并不阙，而《文渊阁书目》则明确称以“阙”，疑指阙《补笔谈》与《续笔谈》。若果如此，则东山书院本刻有此两种，似又于实不符。也有可能阁臣据明时《梦溪笔谈》合刻《补笔谈》和《续笔谈》的传本，而想当然地以为有阙。还有可能是原本为一部六册，明初入藏内府时取此两种与《梦溪笔谈》合为一部七册，此后该两种之一册丢失故注为“阙”。大致明末自内府流出，按王士禛《古夫于亭杂录》称清初曹贞吉为内阁典籍，文渊阁书散失殆尽，贞吉检阅见宋椠欧阳修《居士集》八部无一完者，可想见当时阁书散失之貌。

据书中所钤藏印，入清第一位收藏者是汪文琛、汪士钟父子，《艺芸书舍宋元本书目》亦有著录。清初至汪文琛之时已历近二百年，中间必经数人辗转递藏。黄丕烈跋称“元版向亦为余有”，知汪氏之前曾为黄丕烈所藏，只是未钤藏印。黄氏之前流传故实，不得而知。汪氏之后流入松江韩应陛之手，历韩载阳传至韩德均，故钤“甲子丙寅韩德均钱润文夫妇两度携书避难记”一印。韩德均（1898—1930），字子谷，号荀庐，成年后娶守山阁后人钱润文为妻。钤印中的“甲子”“丙寅”，分别指1924年江浙战争和1926年北伐军进军江浙地区，韩德均携书躲避战乱的经历。韩德均逝后，读有用书斋藏书归其子韩价藩典守。韩价藩，名绳夫，又名熙，字价藩，一作介藩，号致轩（韩德均、韩价藩生平据李军《松江读有用书斋韩氏家世考》一文，载《中国典籍与文化》2012年第4期）。1930年松江韩氏在上海开始出售藏书，佳本多为潘宗周、陈澄中等人所得。此东山书院本《梦溪笔谈》即为陈澄中购得，傅增湘曾欲借校此本而未果，称：“微闻此本已归陈氏”，“为传世《笔谈》最古之本，惜未获一校”，“借校无由，掷笔为之一叹。”（参见《藏园订补郘亭知见传本书目》）大概韩氏出售此本期间，北京文禄堂主人王文进亦曾寓目，著录在《文禄堂访书记》卷三，称有“汲古阁”“士礼居”两印，实则原书未钤。1965年在周恩来总理的亲切关怀下，国家从寓居香港的陈澄中手中购归此本，拨交北京图书馆（今中国国家图书馆）收藏至今。2003年“中华再造善本工程”一期影印出版，2008年进入国务院公布的首批国家珍贵古籍名录，得到了政府的高度重视和保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