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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历十五年》的作者黄仁宇在序中特意强调“并非借古讽今”，可此书却能映照出一些当代的影子。的确，黄仁宇并未撒谎。 只是千百年来，人心从没有变过，人事也一样。所谓太阳底下无新事，今天的我们依旧能从300多年前一件事中，看到如今世界的模样。 我们今天要说的这件事，是发生在明朝的一次特大鼠疫。 这次鼠疫有多严重呢？据资料记载，当时死亡人数高达20万。 更是有人推测，这场鼠疫直接导致了大明朝的灭亡！ 孰是孰非？难下定论。 要探究历史的真相，我们还应回归事件中一探究竟—— 《大明劫》 崇祯十六年，北京城中陆续有人“暴死”。 据记载，当时有一个温州通判，坐船时随仆突然死去，便叫了另一个仆人买棺材安葬。等了很久不见，一找才发现，此仆死在棺材铺里。 还有一家人，一夜之间全家丧命，一口不剩。两个小偷去偷东西，结果前脚刚偷完，后脚还没走出大院，就发病而死。死的时候各自手里还拿着包，作传递状。 可见，当时的病情有两个特点：一个是发病快，另一个是范围广。 从吴文所记可见，“从城中抬出的尸，计数凡二十余万”。 现代学者估计死亡率大概到40%，这还是保守估计。 偏偏这场疫病爆发的不是时候。 前有李自成率军包围，后有满清八旗军夹击。 腹背受敌，大厦将倾。 情急之下，崇祯皇帝从死牢中请出了一个人：孙传庭。 这个孙传庭是什么人物呢？ 史书说，“传庭死，而明亡矣” 孙传庭出将入相，却生不逢时，最后作为明朝的最后一抹红，选择和明朝同归于尽。 总之，是一个传奇人物。有兴趣可以找他的传记来看。我们不多说。 孙传庭自画像 这个孙传庭从死牢中出来，受命督师，南下攻打李自成。 面对皇帝，孙传庭信誓旦旦：只要五千精兵，足以荡平反贼！ 孙传庭夸下海口，等到了开封一看，才后悔莫及。 等待他的，是一个朝代的末日景象： 兵源不足、军备不足、粮食补给不足。 收粮官监守自盗、当地的豪强鱼肉百姓，用百姓的尸体充当军人尸体以领取战功俸禄...... 另一边，军营里的兵士们也纷纷倒下。 全片的高潮以一种非常冷峻的姿态到来。 战争与瘟疫，同时登场。 面对瘟疫，先是逃避。 军医赵川遵循祖宗之法，不信“邪气”之说，只将此病当做普通伤寒来医治。 这时，来了一个不速之客：吴又可。 他曾是宫廷御医，因为好用“虎狼之药”，流落成行医，风餐露宿替人治病。
吴又可大胆假设是瘟疫。你看看这些人的反应？ 赵川，一句狂妄忤逆，勒令他回家。
军队长官听说要隔离患病士兵，怕的是军心大乱。
还好，有孙传庭。 他知道，病入膏肓的明朝最需要一剂猛药。 而吴又可是最好的人选。 他的选择是对的。
要知道，古人面对瘟疫基本是无解。毕竟这是1642年，要过个40多年列文虎克才会发现细菌，病毒还再等个200多年。 这就好比什么呢？好比三体人发射几个智子到地球，地球科学家彻底疯了：所有物理学规律都失效了！ 巧的是，吴又可偶然间发现了病毒传播的规律。他猜测，病邪就像阳光下的灰尘，光一照就显出来，平时看不见，但不代表没有。
我们现在都知道了，病毒可以通过空气传播，控制病毒需要切断传染源。不过在当时，这是一项创新。 发现了传播途径，接着是隔绝病患，将重症、轻症患者分成两营，以免交叉感染。 未患病的人进出军营，需蒙上口鼻，也就是戴口罩。
在用药上，一般医生会使用伤寒药，而吴又可使用烈性药。 烈性药可用于杀人，危机时则可以救命。 用他的话说，“重症用险药，铤而走险，方有生机。”
如此一来，军营中的病情确实大大缓解。 很快，大部队可以出兵作战。 而转眼间，孙传庭又出一奇招——放火烧死重症的士兵。 作为医者，吴又可十分不解，明明可以治好，为何要他们的性命？
而孙传庭作为将军，这么做自然有他的道理——大军开拔在即，后方不稳，前方必败。 吴又可最终心灰意冷，离开了。 而对于孙传庭来说，这场大火预示着他的命运：壮士一去不复还。
大明的终结，也由此拉开序幕。 对于明朝的灭亡，史学界争议已久。一般认为是李自成推翻，满清渔翁得利。 但你要认为是大明内部出了问题，先不说宦官乱整，结党私营。光从瘟疫的角度说，也是正确的。
公元1644年崇祯皇帝自缢，明朝灭亡 而《大明劫》并未挑明其中原因，只选择陈述事件： 正史中记载的，绝不篡改，没有记载的，略微加工。 从这点上来看，是艺术与史诗的完美结合。
时光陡然转至百年前。 我们看到，在历史的十字路口是多少辛酸？ 一个吴又可改变不了大明，一个孙传庭更是自身难保。
末代王朝积弊已久，犹如一盘死棋，非一味猛药可以治愈。 对于他们来说，更是没有选择，退无可退。 不过自以血祭当阳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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