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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晋南北朝时期的中国近400年中，从曹魏建立到隋朝统一，除西晋的30年以外，大部分时间都处于分裂的混乱状态。先是三国鼎立，司马氏短暂统一中国之后，很快就由于“八王之乱”东迁，接着就是五胡十六国，出现了南北对峙。不论南朝还是北朝，都在不到两百年中，更替了四五个朝代。在这样的分裂和混乱的时期，书法艺术并没有因此而停滞，反而得到了一定的发展，对于隶书到楷书的过渡具有重要意义。特别是晋代的书法，可与唐诗、宋词、元曲并提，成为书法发展史上的巅峰。因此有“唐诗，晋字，汉文章”的说法。 曹魏建立之后，仍与吴、蜀鼎立，三分天下。但从整个文化发展来看，实应以魏为主。就书法艺术来说，也以魏的规模最大，影响最深。魏武帝曹操的书法水平本身就比较高，他对于善书的人也比较器重，他得荆州后曾专门派人访求梁鹄，就是因为梁鹄字写得好。在曹操的倡导下，魏代出现了邯郸淳、卫觊、韦诞、钟繇等书法家。从《黄初残碑》、《石三字残碑》、《胶东令王君断碑》、《庐江太守范式碑》和《王基断碑》来看，虽不知书者，但其朴茂凝重，仍不失汉碑的风骨。 《黄初残碑》1 《黄初残碑》2 《黄初残碑》3 《黄初残碑》4 《王基断碑》 蜀国地处西川一隅，一心想重回中原，在书法上并无建树。吴国倒是出现了著名的书法家，也有艺术价值很高的石刻存世。如《吴衡阳郡太守葛府君碑》、《九真太守谷郎碑》和传说皇象的《天发神谶碑》。其中《天发神谶碑》因为扁笔作隶书，就像现在拿着美工用的排刷去写字，这种风气本来在曹魏时期已经开始流行。启功认为这简直是用正方形作车轮，肯定不能走得远。其实其笔法取隶，字形用篆，弃其简易，独取繁难，再加装饰笔画，足使学书者望峰却步，不敢高攀。 在书体上，魏初的石刻仍用汉隶，到了《吴衡阳郡太守葛府君碑》开始用了真书，《葛府君碑》是书法史上第一座用楷书书写的石碑。从此，已不像两汉时期那样以隶书为主，而真书、行书开始盛行，与隶书地位相当，而草书则次之，篆书则几乎无闻。孙过庭在《书谱》中说：“趋便适时，行书为安，题勒方幅，真乃居先，斯也会风所驱，势有自然。”可见当时日常应用当中行书相当普遍，而刻石时才会认真地写楷书或隶书。草书由于书写过于随意，辨认困难，并不适合作为平时书写使用，唯有医生一直还在使用到现在，不过很快就会被电脑打字所取代了。 《葛府君碑》 《吴九真太守谷朗碑》 《天发神谶碑》1 《天发神谶碑》2 魏晋之时，开始有了师承和书派的风尚，各种书体已都具备并成熟了，且书家辈出。如汉隶有蔡邕，草书有张芝，行书有刘德升，楷书有钟繇。魏代赫赫有名的大书法家钟繇，他的行书就是师从刘德升，和另一个书法家胡昭“同出刘德升之门”。只是“昭用笔肥重，不若繇之瘦劲，故昭卒于无闻，而繇独得以行书显。”而钟繇的《宣示贴》最为著名。汉魏各名家的作品，因离晋代不远，也有利于临摹真迹。而且到了魏晋，不像汉代那样不在自己的墨迹上留名，临摹者也不知自己的老师是谁，从而师承关系就比较清晰。如邯郸淳师从曹喜，韦诞师从邯郸淳，从韦诞到卫觊、卫恒、卫夫人、王旷（卫的中表、王羲之之父）、王羲之、王献之、羊欣等，就是一脉相承，亲相授受的。而钟繇师从刘德升，当时与之齐名的是卫觊。魏初的两座名碑《上尊号碑》和《受禅碑》，据传就是他们两人分别书写的。又称《受禅碑》系王朗文、梁鹄书、钟繇镌字，谓之三绝。从此学书者多以钟繇或卫觊为宗，但也有两者都学的。 《上尊号碑》
《受禅碑》 南北朝时期书法形成了两大派。 南朝因袭晋制不准立碑，所以帖多。北朝没有这样禁止，所以碑多。帖宜于行、草，自然就以流美为主，碑宜于楷隶，自然就以方严为尚，南确婉丽清媚，富有逸气，北则雄奇方朴，富有豪气。 南北并非泾渭分明，只是碑少。如晋的 《爨宝子》，《枳杨府君碑》。宋的《爨龙颜》，梁的大字之祖《瘗鹤铭》，《始兴武忠王碑》等，都与北朝齐名。
《爨宝子》
《爨龙颜》
《瘗鹤铭》原石
《瘗鹤铭》拓本 魏碑（北碑），即指北魏的石刻。康有为在他的《广艺舟双楫》中把《魏碑》归为十美十三宗。 南北书派论以清代金石大家书法家阮元的《南北书派论》和《北碑南帖论》最有代表性，对传统书法艺术的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但康有为提出了自己的观点，他认为南北之分并不明显也不重要，但尊碑抑帖的观点其实是相同的。他在《广艺舟双楫》中称赞碑学有十美:“一曰魄力雄强，二曰气象浑穆，三曰笔法跳，四曰点画峻厚，五曰意态奇逸，六曰精神飞动，七曰兴趣酣足，八曰骨法洞达，九曰结构天成，十曰血肉丰美。”又在《尊碑第二》中说：“晋人之书流传日帖，其真迹至明犹有存者，故宋、元、明人之为帖学宜也。夫纸寿不过千年，流及国朝，则不独六朝遗墨不可复睹，即唐人钩本已等凤毛矣。故今日所传诸帖，无论何家，无论何帖，大抵宋、明人重钩屡翻之本，名虽羲、献，面目全非，精神尤不待论，臂如子孙曾元，虽出自某人，而体貌则迥别。”可见康有为尊碑抑帖，是认为诸贴不易保存，流传的法贴经过多次重钩摹刻已经失真了。 金石学所影响的书风，造就了有清一代众多的尊碑的书画大家，何绍基，赵之谦、张裕钊、吴昌硕、邓石如、伊秉绶、黄易、奚冈等。 至于南贴，其实不必局限于南朝的法帖。西晋陆机被称作“洛阳三俊”之一，他所写的《平复帖》，是中国存世最早的名家墨迹。西晋著名的写本还有新疆出土的两种《三国志》写本残卷，书法在隶楷之间，捺笔滞重，有朴拙的风格。此外如元康六年(296)《诸佛要集经》残卷，书写风格和《三国志》残卷相似。新疆罗布泊古楼兰遗址曾发现一批墨书的残纸和木简，残纸中有西晋永嘉元年(307)和永嘉四年的年号，这批残纸当是西晋至十六国的遗物，其内容除公文文书外，还有私人的信札和信札的草稿，书体除介乎隶楷之间的楷书外，还有行书和草书，这些残纸是研究魏、晋、十六国书法的宝贵资料。罗布泊出土的木简中，年号最早为魏景元四年(263)，最晚为建兴十八年(330)；木简有楷书、草书、章草、行书等，是研究魏晋书法的重要资料。
陆机《平复帖》
新疆出土的《三国志》写本残卷
罗布泊出土的木简 东晋《真书曹娥诔辞卷》，绢本，纵32.3厘米，横54.3厘米，辽宁省博物馆藏。此卷墨迹是传世小楷书早期杰作。书者名字已佚，但就作品本身风貌及有关文献记载，可以确认为唐以前的作品。此卷内容为东汉上虞县长度尚为孝女曹娥所写的诔辞，文章作于东晋穆帝升平二年(358)。书心字体扁方，有大量晋唐人观款，卷后有宋高宗赵构、元虞集、赵孟頫、乔篑成等人题跋。曾经南朝萧梁内府，南宋内府、贾似道，元内府、郭天锡、柯九思，明韩世能、王锡爵，清王时敏、清内府等庋藏。
上世纪初，敦煌莫高窟千佛洞道士王圆籙，在清除洞内积沙时发现了一个藏经洞，洞内藏着经卷文书多达四万五千余卷，成为震惊世界的伟大发现。这批经文最早写于公元359年，最晚写于1002年，从东晋到北宋，前后达七个世纪，内容包括政治、经济、思想文化、宗教艺术等各个方面，其研究价值无与伦比，简直是一座丰富的文化传统的宝库。从书法艺术的角度来看，这些由专门的写经手写下的墨迹，真草隶篆行各体都有，特别是楷书和行书居多，其豪健爽利、稚拙朴厚、天真烂漫等特点，对书法创作极具参考、借鉴意义，成为书法艺术研究、取法的对象。经文中不乏精美的上品妙品。目前发表面世的，有的是国外博物馆珍藏的，大部分是国内博物馆、研究机构、美术馆及私人所藏公开披露的，多件达到了“国宝”级的标准。虽书写年代不一，其共同一点是，都带有各个时代的书写痕迹。而晋代经文，多用蔴纸、桑皮纸等原材料，带有晋人的潇洒笔意，尚韵用理，显得俯仰变化，时出奇逸，不主故常，奇宕潇洒。唐代是楷书的鼎盛时期，这个时代的经文多为小楷，法度严整，气息精美，整齐工稳。到了宋代，则意态活泼，稚拙生趣，别开生面，又是一番面貌。
东晋《万岁通天帖》是唐万岁通天二年（667），武则天向王方庆征集王羲之墨迹，方庆将家藏自十一代祖王导至曾祖王褒等二十八人书共十卷献出，武则天命人全部双钩廓填。此帖即十卷之一，宋时。其中尤以王羲之《姨母帖》、《初月帖》、王徽之《二日帖》、王献之《廿九日帖》、王僧虔《太子舍人帖》等为最精。
王羲之《姨母帖》
王羲之《初月帖》
王献之《廿九日帖》
王僧虔《太子舍人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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