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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家也要回归“初心” 作者; 张忠俊 本文目录 一,儒家“初心”有哪些呢？ 二,从董仲舒开始偏离儒家初心, 三,以道儒两家为主体的中华文化在唐朝发展到顶峰; 四,以道儒两家为主体的中华文化,衰落转折发生在宋朝; 五,明末清初产生的“朴学”,继承了孔子原始儒学的初心,成为晚清“戊戌变法”乃至“辛亥革命”的主要思想来源。 所谓儒家是指在春秋战国时代形成的一大学派,其代表人物为孔子,孟子等。 其实儒家最早的源头是西周的周公所创,周公所创儒家,表面上是儒家,其实行的是道家无为而治。儒家与道家均来源于《易经》,儒家来源于《易经》君子人格与文化, 例如,“谦”卦初爻：“谦谦，君子用涉大川，吉。” 今译：“谦”卦初爻首句“谦谦”，叠用卦名。而“君子”一词已见“谦”卦卦辞“亨，君子有终。”此爻辞义为：谦而又谦，君子可以渡过大河，占断语为“吉”。 “谦”卦三爻：“劳谦，君子有终，吉。” 今译：“劳谦”，即有功劳而又谦虚。“君子有终”，已见卦辞。此爻辞义为：能做到“劳谦”，则君子就会有好结果，占断语为“吉”。等等 《周易》爻辞中涉及“君子”的句子共有十多处。 包括“敬畏、谦逊、不贪、自强、独行、诚信、变革”等几个方面 敬畏“乾”卦三爻：“君子终日乾乾，夕惕若，厉，无咎。” 谦逊;“谦”卦初爻：“谦谦，君子用涉大川，吉。” “谦”卦三爻：“劳谦，君子有终，吉。” “遁”卦四爻：“好遁，君子吉，小人否。” 不贪;“剥”卦上爻：“硕果不食，君子得舆，小人剥庐。” “屯”卦三爻：“即鹿无虞，惟入于林中，君子几不如舍，往吝。” “解”卦五爻：“君子维有解，吉，有孚于小人。” 自强;“大壮”卦三爻：“小人用壮，君子用罔，贞厉。羝羊触藩，羸其角。” 独行;“明夷”初爻：“明夷于飞，垂其翼。君子于行，三日不食。有攸往，主人有言。” “夬”卦三爻：“壮于頄，有凶。君子夬夬独行，遇雨若濡，有愠，无咎。” 诚信;“未济”卦五爻：“贞吉，无悔，君子之光，有孚，吉。” “小畜”卦上爻：“既雨既处，尚德载。妇贞厉。月几望，君子征凶。” 变革;“革”卦上爻：“君子豹变，小人革面，征凶，居贞吉。” 道家则来源于《易经》临卦,损卦,节卦,中孚卦,归妹卦,睽卦,兑卦,履卦,萃卦,咸卦,困卦,大过卦,随卦,革卦,夬卦共十五卦。再加乾卦用九爻辞; “乾”卦用九爻;“群龙无首,吉。”》 今译：用九,出现许多龙,但看不出首领,这是吉利的。[有兴趣可对照《易经》《道德经》对比查看》 一,儒家“初心”有哪些呢？ 1,以人为本的民本主义,两千五百多年前孔子与其学生子贡的一场对话,至今依然耐人寻味。 孔子谈到立国之本时说,“足食,足兵,民信之矣”。意思是说,一是要让百姓吃饱饭,也就是今天讲的民生中最基本的问题；二是要有足够强大的国防力量,让国家能够得到安全保障；三是要在社会上建立良好的诚实守信的风气。只有这样,国家方能建立和稳定。 子贡听后,觉得这有道理。但这三者的关系如何呢?于是问道:如果这三点中,有一点必须除去,应该先去哪一个?孔子说:那就去“兵”吧。子贡又问:剩下的两项中如果还必须去掉一个的话,你说去什么呢?孔子说:“去食。自古皆有死,民不信,不立。”意思是:自古以来,人哪有不死的呢?但是作为一个社会,如果缺少诚信体系,又怎能立得住呢?很显然,在孔子的心里,诚信比生命还重要。 2,孔子总是站在百姓立场讲话与思考 《论语.先进》原文：季氏富于周公，而求也为之聚敛，而附益之。子曰：非吾徒也，小子鸣鼓而攻之可也。 当时鲁国的情况是，季孙、叔孙、孟孙三家把持朝政大权，这三家中，又以季氏势力为首，执掌朝政。当时的君主鲁定公只是个傀儡，没有实权。孔子的学生冉求，长于政事，具有出色的经济管理才能，尤其善于理财，季氏就聘他为宰臣，相当于季氏家的总管、总务长，他曾长期为季氏改革田赋，以增加税收。之前他也很多次征求过孔子的意见，但孔子言辞拒绝，结果冉求还是没有听老师的话。 周公是被封于鲁国的始祖，是鲁国的国君初祖。孔子说季氏家族为鲁国的权门，财富已经够多了，比始祖国君周公还多，已经富可敌国了。可是冉求你作为我的学生，还公然替他设法找钱，从老百姓身上搜刮更多的钱财，这就等于拍季氏的马屁，是趋炎附势的小人。 所以孔子生气的说，这个人已经不是我的学生，可以开除了，你们可以大张旗鼓的去攻击他了。 孔子的批评虽然这样严厉，但也没有影响到冉求对老师的感情，这主要是由于孔子待人处事公正不偏，为他的弟子们所折服和钦敬。虽然冉求多次受到孔子的责备，却依旧尊敬和热爱老师。当季康子问他孔子是什么样的人时，他带着无比崇敬的神情回答, 季康子曰：“孔子何如人哉？” 对曰：“用之有名；播之百姓，质诸鬼神而无憾。求之至于此道，虽累千社，夫子不利也。” 孔子死后，冉求因为没听老师的话，深感内疚，毅然辞退了在季氏家的工作。 孔子主张实行的是柔性的等级制,君君,臣臣,父父,子子,首先君要像个君王的样子,遵守作为君王的规范,君王才有资格要求臣遵守臣的规范,否则,整个社会就会礼崩乐坏。 君与臣是互相独立,互相选择的。为何孔子周游列国屡屡碰壁,因为当时孔子遇到的君王都不像君王的样子,没遵守君王的规范。 最后楚昭王请孔子去楚国一展宏图,但不幸楚昭王突然去世,孔子大志未成。 3,伦理观∶「仁」是伦理道德的总纲.「仁」就是「爱人」,君主要体民情、爱惜民力,反对苛政.若要实践仁德,需要「忠」和「恕」.「忠」是尽自己的本分；「恕」是推己及人.提倡以「礼」、「乐」,约束人的行为,陶冶人的性情. 4,政治观∶主张以礼义治国,回复西周时期的德治.而社会各阶层人士应尽本分,以达致「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和谐局面,这就是正名思想. 5,教育观∶孔子提出「有教无类」的主张,认为教应不分贵贱贤愚.他认为「因材施教」是理想的教学方法.他又提倡「温故知新」及「举一反三」等学习方法. 6,宇宙观∶对鬼神之说抱著「存而不论」的态度,主张「敬鬼神而远之」,但却十分重视祭祀祖先。 儒家文化中的和谐意识包涵天人关系的和谐与人际关系的和谐两层意思.关于天人关系的和谐,儒家提倡“天人合一”.孔子主张寓天道于人道之中,要在人道的统一性中见出天道的统一性。 .关于人际关系的和谐,儒家提倡“中庸”,即“和而不同”与“过犹不及”.所谓“和而不同”,说的是对一件事情有否有可,该肯定的肯定,该否定的否定.这是合乎《易经》的和同观的.所谓“过犹不及”,说的是凡事都有一个界限和尺度,达不到或超过这个界限和尺度都不可取。 “和而不同”与“过犹不及”的实质乃是强调矛盾的统一与均衡,强调通过事物之度的把握以获得人际关系的和谐,避免和克服人与人、人与社会乃至国家、民族之间的对立和冲突。 当今的时代是和平与发展的时代.和平与发展既离不开人与自然的和谐,也离不开人际关系的和谐,小至家庭,大至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乃至整个人类的发展,都是同样的道理。 汉朝建立后,初期采用道家“黄老学说”治国,表面用儒家,儒表道里,儒家与道家联手,创造了举世闻名的“文景之治”汉民族政治,文化,科技基本成型,代表当时世界先进水平。 二,从董仲舒开始偏离儒家初心, 汉武帝当政，大儒董仲舒上书倡导儒学,董仲舒的“独尊儒术”的“术”,是为帝王统治的“术”,是另一种形式的文化专制。 董仲舒主张用“儒家思想”一统天下，得到汉武帝认可，于是开太学、设博士，全国普及教育“儒家思想”，同时把一切符合孔子思想价值观的百家文化,一统归入“儒家学派”，并通过太学选拔官吏，鼓励地方“举孝廉”。 “儒家思想”终于占领权力中枢，皇帝都不敢违背儒家规矩行事，巩固了大汉王朝。 在“忠、孝、仁、义”理念指导下，“儒家思想”逐步发展成为社会公共道德的评价标准，成为了社会公共行为准则。以至于东汉末年,群雄纷起逐鹿中原时，虽然全部采用犯上作乱的铁血手段，却个个标榜自己是锄奸勤王，到这个时候，“儒家思想”已经溶化到民族的血液中了。 三国两晋南北朝、政局动荡,文化小有繁荣，经济虽有小发展,但战乱频仍，国家战略、民族思维、社会道德、宗教信仰像走马灯一样更换，儒教、佛教、道教和一堆知名不知名的思维体系左右着不同时期,不同区域的统治者，并通过战争和贸易相互渗透影响。 这个时期,既是动荡期,又是多民族近300年融合期,其中杰出代表为北魏孝文帝。 三,以道儒两家为主体的中华文化在唐朝发展到顶峰; 在鲜卑族里出现了两个极其优秀的人物。一个是女性，她其实血缘是汉族，在那做了太后，叫冯太后。 另外就是她的孙子，是鲜卑族里面有一个拓跋氏，他一个字的名字叫拓跋宏，这个人在汉族的历史书上叫做北魏王朝的孝文帝，他年纪很轻，他死的时候才33岁，是一个非常年轻的王者，但是他做的事情非常重要，在他奶奶的带领下（奶奶死后，他一个人掌权的时间不长）。 在八、九年的时间里面他规定了几条决定;虽然我们鲜卑族是军事上是胜利者，但是在文化上我们是汉文化的学生。因此， 一，废除鲜卑语，所有的官员都学汉族。 二,不准再穿鲜卑服装，必须穿汉服。 三,迁都，从他们原来的首都，现在陕西大同迁到一一河南洛阳，迁到农耕文明的中心地，然后实行《均田法》等农耕文明的法律。 最后一条鲜卑族的贵族，努力的和汉族通婚，造成血缘相通。这几条规定,造成了一个巨大的成果。 首先中华文明不但没有被消灭（差一点被消灭，西方罗马文明当时已经被消灭了），而且更强大了。 鲜卑族他们可以丢掉自己的鲜卑语言，可以丢掉自己的鲜卑服装，他们丢不掉的是马背上的雄风，他们丢不掉的是天苍苍野茫茫的气概….. ….. 一定要有北方少数民族的阳刚之气，豪迈野性的加入，中华文明才会平衡。 孝文帝不是主张通婚吗？主张通婚以后，就造了新一代身体强壮，受良好教育的具有雄才大略的统治者。所以，一个伟大的朝代马上就要来了，这个朝代就叫唐代。 大唐之前的隋炀帝和大唐开创者唐太宗，他们的血缘二分之一是鲜卑族血缘。到了武则天的先生唐高宗他四分之三是鲜卑族。 所以一个小小的民族由于它的英明的决策，把它的血缘输入了一个伟大的民族，创建了一个伟大的朝代。所以，我们对北魏孝文帝这个33岁去世的皇帝要表示一种极大的尊重,是孝文帝再造中华文明！因为，他不但避免了中华民族的一次非常有可能的灭亡，而且还一次性补强了中华文化的重大缺陷。 公元7世纪的唐朝，到现在为止还是让人激动万分。我们不管是在哪个地方来的人，只要是中华民族的子民对大唐都可以持有一种非常的骄傲之情。 当时，罗马帝国灭亡以后罗马城的人口不到五万，当时欧洲一个一万人口的城市已经是一个像模像样的城市了。 而当时大唐的首都长安城内的人口不算城外就是一百万，70几个外交使团，三万多个外国留学生，城里面吃的是阿拉伯面食，用的是罗马医术，通用拜占廷的金币和波斯王朝的银币。 世界各国的宗教在那都有道场。物价非常便宜，刑事案件极其的少，这我们从唐代的历史书里都可以看到。 人们的幸福指数极高，证据之一是几乎人人都在写诗，上至太后下到船夫轿夫都写一首好诗，而且写得水平很高。《全唐诗》里面大多数诗都超过乾隆皇帝写的那些自鸣得意的诗，唐朝是让人羡慕的。 因为唐代太伟大了，太辉煌了。有人说人类历史上真正的文化中心有三个，一个就是公元7世纪的长安，19世纪的巴黎和今天的纽约。什么叫文化中心？文化中心就是全世界的文化创造者都集中在那。而且把文化成果在那发布，这叫文化中心。 公元7世纪到8世纪的唐代，中华文明发挥得非常优秀,非常精彩，而且由于丝绸之路和日本的交往，所以它已经成为世界文化的一个不可动摇的中心了，这一点全世界都公认。 道家为里,儒家为表,两家为主体,加上其它国内外优秀文化,道儒两家再次联手创造了盛世“贞观之治”,道家魏征多次劝谏李世民放弃“征战,修宫殿,泰山祭天”的有为之举,坚持实行对百姓轻徭薄赋,与民休息,整顿史治,依法治国,发展经济,繁荣文化的建设之路,按魏征的话说;自己国家强大了,天下自安。 这就是道家自然无为的方法,帝王不妄为,发挥人民主体作用,建设国家。 道儒两家以民为本的民本主义,站在百姓立场谋发展,中庸之道的方法论,儒道两家的初心,都被李世民继承发展,并总结在唐代《贞观政要》书中。主要有以下几点; [一],太宗吸取隋朝灭亡的原因，非常重视老百姓的生活。他强调以民为本，常说：“民，水也；君，舟也。水能载舟，亦能覆舟。”太宗即位之初，下令轻徭薄赋，让老百姓休养生息。唐太宗爱惜民力，从不轻易征发徭役。他患有气疾，不适合居住在潮湿的旧宫殿，但他一直在隋朝的旧宫殿里住了很久。贞观之初，在唐太宗的带领下，全国上下一心，经济很快得到了好转。到了贞观八九年，牛马遍野，百姓丰衣足食，夜不闭户，道不拾遗，出现了一片欣欣向荣的升平景象。 史书记载: 贞观年间“官吏多自清谨。制驭王公、妃主之家，大姓豪猾之伍，皆畏威屏迹，无敢侵欺细人。商旅野次，无复盗贼，囹圄常空，马牛布野，外户不闭。又频致丰稔，米斗三四钱，行旅自京师至于岭表，自山东至于沧海，皆不粮，取给于路。入山东村落，行客经过者，必厚加供待，或发时有赠遗。此皆古昔未有也”。 一个辉煌的时代往往是在经济，文化等各方面的领先。 这就是唐以后封建史家所描绘的“贞观之治”。贞观时期似乎真是朗朗乾坤、清平世界，人民真是过着安居乐业、富足美好的生活。这是一幅多么动人的社会图画啊！其实在贞观初期，由于唐朝初立，农民生活还是很苦的。隋炀帝时，人民为逃避苛重的徭役，自残肢体，称之为福手”、“福足”，贞观初期，这种“遗风犹存’”。 它说明了在皇权专制社会的治世，人民的负担依然沉重，生活很艰苦。所谓盛世仅仅是一个政治局面，在皇权专制社会中，下层人总是困苦的，不管是文景之世还是贞观之世，也都无法避免。但人民的精神风貌比清朝所谓的“康乾盛世”要强的多。 [二],政治清明,中国官场的贪污病菌是无孔不入的，以至占绝大多数的国人都认定贪污是人类社会的不治之症，只要是有“官”的地方就避免不了贪污。其实，贪污并不是人类社会的普遍现象，地球上就有不少文明程度较高的国家基本上消灭了贪污。 贞观时期是中国历史上基本没有贪污的政治，这也许是李世民最值得称导的政绩。在李世民统治下的中国，皇帝率先垂范，官员一心为公，吏佐各安本份，滥用职权和贪污渎职的现象降到了历史上的最低点。尢为可贵的是：李世民并没有用残酷的刑罚来惩治贪污，主要是以身示范和制定一套尽可能科学的政治体制来预防贪污。在一个精明自律的统治者面前，官吏贪污的动机很小，贪官污吏也不容易找到藏身之地。防范贪污主要取决于一套科学修明的政治体制，光靠事后的打击只能取效于一时，不能从根子上铲除贪污赖以滋生的社会土壤。 [三],开放国境,由于东罗马帝国的灭亡，西方变得支离破碎。到了隋朝时,中国已经是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了，而唐帝国尤其是贞观时期的唐朝,更是当时世界唯一的最为文明最为强盛的大一统帝国，首都长安是世界性的大都会，各国民商来往不断，就象今天的美国纽约一样。 那时的唐帝国是世界各国仁人志士心目中的“阳光地带”，各国的杰才俊士冒着生命危险也要往唐帝国跑。来自世界各国的外交使节纷纷赞叹唐朝的盛世，唐朝高度发展的文化，使来到唐朝的各国人，大多数以成为大唐人为荣。 不仅首都长安，全国各地都有来自国外的“侨民”在当地定居，尤其是新兴的商业城市，仅广州一城的西洋侨民就有二十万人以上。 贞观时期的唐王朝是中国历史上少有的完全开放的王朝，比汉朝的仅限于贸易和传教还要开放，以至于各国各地的普通老百姓都可以来到唐朝一睹唐帝国的的风采，唐朝政府还设立流所（和现在的使馆差不多），颇为开放边境和关口。极尽吸收外来文化和物质文明。 唐帝国除了接受大批的外国移民外，还接收一批又一批的外国留学生来中国学习先进文化，仅日本的官派的公费留学生就接收了七批，每批都有几百人。民间自费留学生则远远超过此数。这些日本留学生学成归国后，在日本进行了第一次现代化运动“大化改新”，也就是中国化运动，上至典章制度，下至服饰风俗，全部仿效当时的贞观王朝，使处于原始部落状态的日本民族平空跃进了一千年。 [四],分权制度,民主决策,中国皇权专制体制的主要特征是权力高度集中，地方服从中央，中央又唯皇帝马首是瞻。这种高度集权的政治体制极大地限制了国民的创造性、主动性和灵活性，且极易酿成暴政。 中国皇权专制社会的中央政府组织实行“三省六部制”，但贞观王朝的三省职权划分则初步体现了现代化政治特征,分权原则。中书省发布命令，门下省审查命令，尚书省执行命令。一个政令的形成，先由诸宰相在设于中书省的政事堂举行会议，形成决议后报皇帝批准，再由中书省以皇帝名义发布诏书。 诏书发布之前，必须送门下省审查，门下省认为不合适的，可以拒绝“副署”。诏书缺少副署，依法即不能颁布。只有门下省“副署”后的诏书才成为国家正式法令，交由尚书省执行。 最为难能可贵的是，李世民规定自己的诏书也必须由门下省“副署”后才能生效，从而有效地防止了他在心血来潮和心情不好时作出有损他清誉的不慎重决定。中国历史上出了八百多个帝王，只有李世民一人拥有如此杰出智慧和胸襟。 [五],商业发达,中国封建王朝历来的经济特征是“重农抑商”，商业在国民经济中所占的比重相当低，商人的地位也因之比种田人要低好几个等次。这也是中国的农业经济一直得不到实质性发展的主要原因。 贞观王朝是中国历史上少有的不歧视商业的王朝，不但不歧视，还给商业发展提供了许多便利条件，这进一步地体现了李世民的高瞻远瞩之处。在李世民政府的倡导下，贞观王朝的商业经济有了迅速和长足地进展，新兴的商业城市象雨后春笋般地兴起。当时世界出名的商业城市，有一半以上集中在中国。除了沿海的交州、广州、明州、福州外，还有内陆的洪州（江西南昌）、杨州、益州（成都）和西北的沙州（甘肃敦煌）、凉州（甘肃武威）。首都长安和陪都洛阳则是世界性的大都会。 自汉开辟的“丝绸之路”一直是联系东西方物质文明的纽带，唐朝疆域辽阔，在西域设立了四个军事重镇（安西四镇），西部边界直达中亚的石国（今属哈萨克斯坦），为东西方来往的商旅提供了安定的社会秩序和有效的安全保障，结果丝稠之路上的商旅不绝于途，品种繁多的大宗货物在东西方世界往来传递，使丝稠之路成了整个世界的黄金走廊。唐太宗被各国各族称为“天可汗”,即领导天下的首领。 “一个受到震惊的亚洲从他身上看到了一个陌生的、史诗般的中国。决不向蛮族求和，也不以重金去收买他们撤兵，唐太宗扭转形势，战胜他们，使他们害怕中国。”——[法]勒内。格鲁塞：《草原帝国》 唐朝是中国历史上一个最意气风发的时代，这个“大有胡气”的朝代中，边疆战争之频繁和战胜次数之多，在中国古代史上非常罕见。所以只有唐朝才能诞生专门的边塞诗派，诞生像“年年战骨埋荒外”这样的诗句。而至于“汉家旌帜满阴山,不遣胡儿匹马还，愿得此生长报国，何须生入玉门关？”，“大漠风尘日色昏，红旗半卷出辕门。前军夜战洮河北，已报生擒吐谷浑”，“青海长云暗雪山，孤城遥望玉门关。黄沙百战穿金甲，不破楼兰终不还”，“葡萄美酒夜光杯，欲饮琵琶马上催。醉卧沙场君莫笑，古来征战几人回？” 这种豪言壮语，成为了古代史上中国人尚武精神的绝响。尤其是贞观年间，大唐帝国四面出击，金戈铁马，气吞万里如虎。 [六],广开言路,选贤用人,唯才是举,太宗十分注重人才的选拔，严格遵循德才兼备的原则。 太宗认为只有选用大批具有真才实学的人，才能达到天下大治，因此他求贤若渴，曾先后5次颁布求贤诏令，并增加科举考试的科目，扩大应试的范围和人数，以便使更多的人才显露出来。由于唐太宗重视人才，贞观年间涌现出了大量的优秀人才，可谓是“人才济济，文武兼备”。正是这些栋梁之才，用他们的聪明才智，为“贞观之治”的形成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太宗在位20多年，进谏的官员不下30余人，其中大臣魏征一人所谏前后200余事，数十万言，皆切中时弊，对改进朝政很有帮助。 [七],唐太宗十分注重法治，他曾说：“国家法律不是帝王一家之法，是天下都要共同遵守的法律，因此一切都要以法为准。”作为一位国君主能够说出这样一番话来，唐太宗不愧是一位开明的皇帝。 法律制定出来后，唐太宗以身作则，带头守法，维护法律的划一和稳定。在贞观时期，真正地做到了王子犯法与民同罪。执法时铁面无私，但量刑时太宗又反复思考，慎之又慎。他说：“人死了不能再活，执法务必宽大简约。” 由于太宗的苦心经营，贞观年间法制情况很好，犯法的人少了，被判死刑的更少。据载贞观三年，全国判死刑的才29人，几乎达到了封建社会法制的最高标准“刑措”,即可以不用刑罚。 [八],言论自由,宽松文化创作环境,在整个唐朝的历史中，从没有一位诗人因为针砭时政而被抓，更没有文字狱这样的罪名。 李白，杜甫等诗人能取得那样高的艺术成就与当时开明的政治，繁荣的经济可以说是密不可分的。文化上，唐代的诗歌艺术成就，唐代美丽开放的服饰等等。 当时的世界范围来看，唐帝国也是最强盛的国家之一。欧洲的封建强国主要有法兰克王国和拜占庭帝国，但就社会发展阶段而言，他们都远远落后于唐朝。东方重要的国家有印度和日本。印度戒日王重新统一次大陆前后刚刚确立了封建制，可他死后次大陆随即分崩离析，割据局面一直持续到十二世纪末。日本的「大化改新」虽然尽量模仿唐朝的制度，但改革本身却是具有由奴隶制向封建制过渡的性质。所以，在世界范围内，唐朝不但能够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而且属于最先进的行列。 其次，唐代在中国多民族国家的发展壮大中也居有重要的历史地位。中国社会经过魏晋南北朝的民族融合和文化整合，到隋朝重新实现了政治统一。但隋朝毕竟很短，中华民族新的统一体的巩固和发展，中国新文化的形成和繁盛，就成了李唐王朝的历史任务。 大唐历时约三百年，前期统一，国力强盛，疆域辽阔。高度的物质文明和高水平的文化,制度文明使周边各族增强了向心力，于是国内各民族间的接触和交往空前发展，民族关系进一步密切。因此，唐代是继汉代之后，中国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壮大、发展的又一重要历史阶段。 其次，唐帝国崇高的国际地位和辉煌的经济文化成就，使亚洲各国乃至欧洲、非洲国家对之产生了由衷的欣羡之情，他们争相与唐朝交往，遂使中国成为亚洲诸国经济文化交流的桥梁和中心，在东西方交往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在当时的世界中，文化交流中心主要有印度、阿拉伯和唐朝中国，其中又以唐朝地位最为突出。唐代是继汉代之后，中国历史上中外经济文化交流的又一高峰期，具有特别重要的地位。 总之，唐朝经济发达、政治清明,文化繁荣、国力强盛，强大的国防无不让周边震撼。国际地位超迈往古，是中国历史上继汉代后出现的又一鼎盛局面，史称「强汉盛唐」。 中华文化是世界上唯一没有中断的文化,但是,中华文化与世间万物一样,根据“易经”的原理,中华文化也有从创生,兴盛,乃至衰退的过程。 四,以道儒两家为主体的中华文化,衰落转折发生在宋朝; 盛唐“贞观之治”是中华文化发展的顶峰,中华文化的衰退转折则从宋代开始,其代表 [一],是学术上朱熹的“理学” [二],政治上宋朝的治国理念，重文轻武及一系列国策。 [1]首先朱熹片面强调等级制单方面的权利,宣扬愚忠,宣扬奴役,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 儒家的初心,君臣之间的各自独立,互相选择没有了,夫为妻纲,丈夫死后,妻子要为丈夫守节,“饿死事小,失节事大”。 如果说董仲舒独尊儒术,儒家开始偏离孔子“初心”,朱熹则背离了孔子的“初心”。 朱熹师从程颐、程颢兄弟，开创了中华儒学的一个新时代“程朱理学”，在尽量满足统治阶级利益的目标下，提出了集“儒、释、道、法、杂”各家思想观念于一体的，以“存天理、灭人欲”为核心理念的学说，“程朱理学”杂糅汲取百家，重塑民族信仰和人生价值观，把“人心向善”的本性提升到不可不服从的天性，把孔子思想中的仁爱、忠恕观念上升为天理，完全抛弃了“孔子思想”中庸之道和“以民为本,百姓立场”的核心理念，成为统治者约束整个社会的思想暴力武器。 历朝历代为丈夫守节的寡妇立碑,数量少,仅几百块而己,宋朝为守节寡妇立碑多达一万多块,为中国之最。 女子缠脚的陋习,也由宋朝首创,朱熹倡导“存天理,灭人欲”用极端化取代了中庸之道,以民为本变成以皇权为本,站在百姓立场变成站在官府立场。 [2],宋太祖执政理念; 赵匡胤说道：“—个人的寿命，像白驹过隙那样短促；人生在世，不过是为了荣华富贵，享受安乐罢了”。 这段话说出了宋太祖的执政理念,不过是为了荣华富贵，享受安乐罢了。 宋太祖“杯酒释兵权”实质是用兵权换特权,換腐败通行证,所以宋朝政治一直腐败,由吏治腐败到全民腐败,纵有四面外敌,统治者仍设法求和享乐,忠臣,贤臣,良将均没有好下场,整个北宋,南宋政治都是暗黑,让人看不到希望,统治者只是个维持会,统治者腐败享乐,广大人民勤奋的创造财富,如此而己,直到南宋灭亡。 宋太祖“杯酒释兵权”下岗后,这些武将们均皈依佛门，但几乎全是些贪财好色之徒。 皈依佛门，要讲求慈悲之心，不应该再有“专务聚敛”、“夺民家子女玉帛”之类的行径。赵匡胤时代的武将们，却一面集体皈依佛门，一面集体“专务聚敛”，这种诡异的“对立统一”背后所潜藏的，其实是武将们强烈的求生欲。 自唐末藩镇割据延伸到五代，百余年的动乱形成了一种“天子宁有种耶？兵强马壮者为之”的游戏规则。赵匡胤时代的武将们，大多有着后周旧臣的身份，某些资历深厚者甚至历仕三朝以上（如慕容延钊）。赵匡胤以陈桥兵变黄袍加身，自然也担心这些在五代大染缸里浸泡已久的武将们有样学样——势小者惯做墙头草，哪边风大哪边倒；势大者则蠢蠢欲动，以石敬瑭、刘知远、郭威等前辈为榜样。 为了睡得更踏实，称帝之后，赵匡胤即在全国推行一种新的“更戍法”：朝廷分遣禁军戍守边城，各军区之间的部队须经常换防，“使往来道路，以习勤苦、均劳逸”。按《宋史.兵制》的说法，此法优点颇多，既能防止将领们化朝廷之兵为私人武装；部队间经常调动，还可以改善部队腐化骄惰的习气。弊端则是，宋军也自此陷入了“兵不知将，将不知兵”的困境，对外的战斗力大为减弱（倒并不影响对内镇压普通民众）。与“更戍法”相配套，对那些威望高、能力强，掌兵已久的将领，赵匡胤学东汉的光武帝刘秀，自导自演了一出“杯酒释兵权”，一劳永逸斩断了他们与军队的连结。 赵匡胤严重的猜忌与严密的监视，让武将们集体养成了战战兢兢、谨小慎微的的处世风格。换言之，这些杀人如麻的赳赳武夫，并非服膺佛祖的慈悲，而是恐惧赵匡胤的猜忌；他们的贪婪好色未必出自本性，更多是在响应赵匡胤的鼓励——对于武将的贪污腐败，赵匡胤长期持默许态度，盘剥百姓固然不闻不问，即使侵吞数额巨大的公款，也往往不会受到实质性的惩罚。 初时，武将集团的贪腐尚是做秀成分居多。《宋史》评价石守信的疯狂敛财，说他“岂非亦因以自晦者邪？”，可谓相当透彻。王全斌早年的为人，是“轻财重士，不求声誉，宽厚容众，军旅乐为之用”，克蜀之日却亲自带头敛财，且放纵部下大肆搜掠蜀中，“侵侮宪章，专杀降兵，擅开公帑，豪夺妇女，广纳货财，敛万民之怨嗟，致群盗之充斥”，如此反常无疑也是为了自污求保——克蜀之功太大，赵匡胤赏无可赏，惟有用一场声势浩大的“自污”，才能安抚赵匡胤对王全斌的猜忌之心。 赵匡胤也乐于看到他们一面贪财好色，一面假模假样用“信佛”来装点自己有慈悲之心。在这样一种彼此心照不宣的纵容下，宋初的某些武将，遂将人性的丑恶面极端地释放了出来。 比如，猛将王继勋“专以脔割奴婢为乐”，所谓脔割，就是将肉割成一块块零碎。某日，王继勋府中围墙因大雨坍塌，大量奴婢逃出牢笼，跑去官府求助。事情闹到赵匡胤那里，他“大骇”之下，对王继勋下达了一份看起来特别狠的判决：“削夺官爵，勒归私第。仍令甲士守之。俄又配流登州。”但这份判决只是做样子给外界看，并未真的落实，没等王继勋启程上路前往流放地，他已被改授为右监门率府副率。 开宝三年，王继勋又被任命为西京洛阳的行政长官，到任后变本加厉发泄自己残暴的本性，他开始吃人了：“强市民家子女备给使，小不如意，即杀食之，而棺其骨弃野外。”人贩子和棺材商人日夜出入王继勋府中，造成一种极为诡异的门庭若市。 有了上一次的教训，洛阳百姓对上诉官府不再抱持希望，一切听天由命。赵光义上台后，王继勋被处死，官方统计得到的数据是：自开宝六年到太平兴国二年，短短五年时间里，王继勋前后亲手杀掉和吃掉的奴婢多达一百余人。如此丧心病狂之人，却可以在赵匡胤时代逍遥自在，无拘无束。（《宋史.王继勋传》） 笔者文章《为何中国宋朝盛产奸相？》摘录如下; [一],“北宋六贼”是民间对北宋年间六个奸臣的合称， 这六个人分别是蔡京、王黼、童贯、梁师成、朱勔、李彦，基本都是北宋最后一任皇帝宋徽宗时期重要的大臣，这六个人贪赃枉法、横行霸道，害的民不聊生，是导致当时江南方腊起义和金国入侵中原的罪魁祸首。其中，蔡京和童贯是主要人物。 纵观宋朝的历史，似乎每一位君王的身边都有一两位奸佞之臣在“辅佐”，内忧外患的社会大环境，重文轻武的施政方针，奸臣当政，再加上昏庸无能的皇帝，种种原因导致宋朝一步步由兴盛走向衰亡。 仔细想想，宋朝的统治者们还真是辜负了千千万万的老百姓以及像杨家将、岳家军等忠勇爱国之士的沙场杀敌、保家卫国之心！ [二],为何宋朝盛产奸相？ 宋代的皇帝，特别昏庸无道的并不突出，但驰名天下的奸臣倒是不少。当然，历史上的中国，历朝都有奸臣，不仅有一般的奸臣 ，还有贵为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宰相奸臣。 综观中国几千年的历史，恐怕没有哪一个朝代出过宋代那么多奸相。 从宋徽宗君临天下到南宋末年这一百多年间，比较有名的奸相就有十几位——蔡京、李邦彦、白时中、张邦昌、秦桧、万俟卨、史弥远、丁大全、贾似道、陈宜中、留梦炎……这些奸相不仅权势熏天、陷害忠良、祸国殃民，绝大部分还都是汉奸卖国贼。还有如;何执中、韩侂胄等宰相虽然做过一些有益的事，但总体来看仍然属于权奸一类。 有宋一代，何以奸相前扑后继、奸相辈出？这的确是一个值得探寻的历史现象。笔者思之再三，觉得造成这一奇异的历史景观大约有下面一些原因; 1,宋太祖国策错误,以后的皇帝路径依赖; 重文轻武,导致文人得势,武将受压,文人得势导致绝对权力,绝对腐败,宋太祖理念,人生在世,图富贵荣华享乐,杯酒释兵权,造成特权阶层,强干弱枝,中央集权,机构重叠,互相牵制,导致冗官,冗兵,冗费,收不抵支,行政成本太高, 既使无外侵,宋朝也不能持续。 宋太祖以后的皇帝,有些明白病根在那,但也积重难返,路经依赖,一步步走何灭亡。 2,,皇帝昏庸无能，贪图享乐,导致大权旁落。 在很多朝代，我们都能数出一些比较有作为的君王，尤其在汉唐盛世，如汉高祖、汉文帝、汉景帝、汉武帝、汉光武帝、唐太宗、 武则天、唐玄宗（前期）等都算得上是有雄才大略的，在这样的皇帝手下，奸相很难有生存的空间。 在宋徽宗以后，更是一个不如一个，要么于政治一窍不通，要么刚愎自用，要么年幼无知。以宋徽宗为例，他舞文弄墨，大秀风雅，倒是一把好手，可治理国家则如同白痴。 在这样一群昏庸皇帝的治下，除了像文天祥这样有民族责任感有强烈自尊心有真正独立人格的少数宰相，那些心坏的宰相自然方便欺下瞒上，独揽 朝纲，为所欲为。主昏必定臣奸，这是千古不易之理。 3,,只管发展经济，罔顾政治改革。 整个宋代，经济高速发展，GDP迅猛增长，在与各朝各代的比较中，宋朝算得上是经济最繁荣的时期。张择端的《清明上河图》就艺术地再现了宋朝经济繁荣的状况。 但是，经济发展并没有给百姓带来实惠，黎民百姓从来就没有分享到经济发展的成果。这种表面繁荣的背后是豪强不断兼并土地，造成大量农民破产，失去土地的农民流落各处成为打工仔，贫富差距越拉越大，以宰相为代表的大地主利益集团完全占有了经济发展成果，官僚成为全社会最先富起来的阶层。而宰相就是这种经济模式的最高组织者，最大受惠者。 王安石实施旨在富国强兵的变法，由于触动了大地主集团的利益，即使是拥有精明的政治头脑相对洁身自好的司马光也都极力反对。 4,,经济畸形发展，两极分化日益严重，而朝廷却没有制定有效的政治措施来解决分配问题。 可以这么说，宋朝的一切政治制度都只用来维护少数人的利益。因而，从宋初开始，阶级矛盾不断加剧，各地农民起义时有爆发， 而这个过程中，宰相又成了维稳的总指挥。宋朝（尤其在南宋）的许多宰相同时又兼枢密使，集军政大权于一身，以致权力完全不受制约，极端的权力自然会导致极端的腐败。要想保住既得利益，要想呼风唤雨瞒天过海一手遮天，宰相当然得用尽心机，耍尽手腕。一代代奸相就是这么炼成的。 5,外患频仍，奸相有了更大的表演舞台。 两宋采取的都是韬光养晦的基本国策。在外敌虎视眈眈的环境里，宋朝统治者不要说没有“明犯强汉者，虽远必诛”的霸气，就是对咄咄紧逼到眼前的入侵者奋起一击的勇气都没有，他们采取的唯一办法就是“议和”，即“通过和谈的方式来解决国际争端”。 大宋的所谓“议和”就是实行“送去主义”，不断给敌人送钱送物，以求一时苟安。宋真宗时的“澶渊之盟”就是整个宋代议和的缩影。一个貌似强大的国家，因为惧怕辽的威胁，以至于签订了丧权辱国的条约，规定宋每年送给辽岁币银10万两、绢20万匹。 以后北宋末到南宋与金、元的“议和”除了输送钱物之外，还不断送去土地，最后将大好河山全部送完。而主持内政外交的宰相在“议和”的舞台上就有了足够的表演空间，秦桧、史弥远等多个宰相都亲自担任过议和使臣，其屈膝辱人之状，直叫人作呕。 6,宋朝皇帝用奸相淘汰忠臣, 这是一手, 另一手宣扬颓靡的思想文化，使中华民族在强敌面前丧失斗志; [一]宋朝皇帝用奸相淘汰忠臣如岳飞等等,这是一手, 另一手宣扬颓靡的思想文化，宣扬读书为了“颜如玉,黄金屋”,成为诞生奸相的“沃土”。 有人认为宋朝是中国历史上文化,经济最为繁荣的朝代。这要从两方面看，一方面宋代在文学、艺术、科技,经济诸领域的确取得了辉煌的成就，也出现了许多大家；[特别说明,在五代十国时期,南方十国基本奉行道家,轻徭薄赋,与民休息政策,十国经济,文化取得长足发展.奠定了基础,宋统一后,在一定程度上保持了发展趋势],另一方面宋朝的主流文化其实是享乐文化、消闲文化。 宋代统治者出于维护安定局面的考虑，“重文轻武”，使得汉唐以来的尚武精神丧失殆尽。思想上，统治者通过比以往更严格更精细的科举考试和必须与朝廷保持高度一致的思想导向,逐步加深对人的钳制，于是宋儒理学应运而生。 绝大多数知识分子读书只为求官，治国平天下的理念不复存在，秦桧、留梦炎都是状元及第，最终沦为历史上最著名的奸臣、卖国贼的例子就是对这种现象最好的诠释。 国家不幸诗家幸，如王安石、范仲淹、苏轼、李清照、辛弃疾、陆游、文天祥等少数还保有着传统文人以天下为己任精神的读书人创作出了许多光照千秋的篇章。 但是，在朝廷的舆论导向指引下，更多的读书人不再关心国家大事，而是沉迷在流行的各种娱乐文化中，茶文化、玉文化、狎妓文化在宋代都发展到了顶峰，在知识精英那里玩流行文化就是时尚，就是潮流。“山外青山楼外楼，西湖歌舞几时休？暖风熏得游人醉，直把杭州作汴州。”这首诗就是对官僚士子糜烂生活的形象概括。 即便是以“存天理，灭人欲”为宗旨的程朱理学的创始人朱熹，表面上道貌岸然，家里却是三妻四妾，其他人就更不用说了。 知识分子不再关心国家民族而是醉生梦死享乐至上，当然有利于统治者维持稳定。但也正是从颓靡思想文化的土壤里选拔出来的高学历官员从此没有了理想，没有了信仰，也没有了廉耻。 玩弄权术，贪污腐败，甚至卖国投敌在他们看来都是再正常不过的事情。而宰相正是其中的登峰造极者。 第二政治特点;是实行的是皇帝与士大夫共治天下的体制,聪明过头的皇帝与士大夫成员之间互相制衡，人浮于事，该管的事谁也不管，老百姓没官管，所以就自由了，但社会也失控了。 宋朝政治一直腐败,由吏治腐败到全民腐败。 [二]制度特点; 宋代的政治体制是皇帝大权独揽,宋太祖将宰相的职权一分为三,宰相制度衰落的体制。表面上皇帝与士大夫共治天下,因分权不明确,谁也没权没责,仍是皇帝大权独揽。 宋朝再次分割相权是废除丞相的前奏。北宋统治者鉴于唐朝藩镇割据的影响，故不断削弱和分割宰相的职权，以进一步加强皇权。宋太祖将宰相的职权一分为三:在宰相之下增设参知政事为副相，分割宰相的行政权;设枢密院管理军事，分割宰相的军权;设三司管理财政收入等，分割宰相的财政权。这样就形成了三权分立的局面，宰相“事无不统”的局面被打破，唐末五代时期那种君弱臣强的局面在宋代不复存在。 宰相便是权利越来越小。 宋朝治理效果,宋朝政治一直腐败,由吏治腐败到全民腐败,无能的皇帝与官员之间互相制衡，人浮于事，该管的事谁也不管，老百姓没官管，所以就自由了,这种自由,使民间创造力释放,又基于十国时留下较好的文化和经济基础,因而宋代在经济,文化,科技等方面,取得了中国古代农业社会最好业绩,显示出中华民族民间的智慧与创造力。 至宋代开始,中华文明和文化就开始转折衰落,至南宋亡,中华文明和文化衰落的不成样子,史家有;“崖山之后,己无中华”一说。北宋167年,南宋152年。 [三[宋朝的两面性; 1、宋代的政治体制是皇帝大权独揽,宋太祖将宰相的职权一分为三,宰相制度衰落的体制。表面上皇帝与士大夫共治天下,因分权不明确,谁也没权没责,仍是皇帝大权独揽。 2、它的经济状况是历史上最好的，胜过汉唐。 3、它的科学成就是最为辉煌的。 4、它的思想是最活跃的，出现了一大批学者与学派。 5、它的教育是很发达的，除官学外，出现了大批民办的书院。 6、它的科举制度是先进的，开科取士人数是唐代的二、三十倍。 我们先来看看大宋的繁华。 宋朝也搞城市化，不过是简单的以街巷制取代里坊制。 在唐代的城市格局为里坊制，坊制就是把皇族居住区和政府机关与居民区分开。每个区域都隔开。人们就在一个个独门小院里安然而居。 到了宋朝，人们开始在大街开店摆摊、经营买卖，坊墙被推倒，居民区与市场混在一起，即为街巷制。 宋朝坊墙倒塌之后，商业空间更加广阔，无处不在，时间上也打破了宵禁的限制，北宋出现了夜市。 有了夜市也就有了夜生活。大宋夜生活的主题是享乐，一般的酒楼有吹箫、弹琴、歌唱、散耍的人伴奏助兴；规模较大的酒楼则是达官显贵、富商巨贾的娱乐场所，这些酒楼为了吸引顾客、笼络客人，会招聘很多女技师（妓女）…… 宛如现代的夜总会。这些妓女的作用主要是使酒楼的气氛更加活跃，酒楼用这种手段使酒楼内充满歌舞欢笑之声，以娱乐的方式吸引顾客的到来，以致刮风下雨、严寒酷暑的天气里，客人也不会减少。 到轻佻的宋徽宗当了皇帝，实在抵御不住市井夜生活的诱惑，竟然置六宫粉黛于不顾，和心腹太监翻墙跑到宫外去嫖妓。 宋朝时期的商业十分发达，而且分工细化。 比如宋人笔记记载有一个鎚石莲的行业，就是剥莲子，从事这一行业的有数十家，每年鎚莲数百车，把剥好的莲子卖给水果行或药铺，以此为生。 在宋朝文化产品也是一个行业，诗歌、酸文等都可以专门出售。 东京的夜市就有秀才卖诗，市民出题目买诗，有时还会指定韵脚，一般30文左右一首。 临安夜市有李济卖酸文，张人卖扇子。酸文难度比诗还大，根据随时发生的事情，顷刻成文，并要求诙谐调侃；卖扇子一般按顾客要求画一些山水画。 宋朝简直是全民经商，连和尚都卖肉。比现在万众创业更厉害。 在东京最大的寺院相国寺，是有名的集贸市场，其中庭两院即可容上万人做生意。寺内的和尚办了一个专门经营猪肉生意的“烧猪院”，和尚惠明还成了名闻京城、专门烹调肉类菜肴的大厨师。 宋朝人大多也喜欢出去旅游，旅游也成为专门产业。还有旅游指南叫做《朝京里程图》，就像今天的导游图，在驿路上的商店里出售。 宋朝也有各种节日，比如牡丹节。大部分来旅游的人目的地都是帝都，也就是宋朝的开封。现在开封还有菊花节。 宋代民间手工业的技艺十分高超。 还有辉煌科技。有宋代，中国古代科学技术走到了它自身发展的最高峰。 印刷术、指南针、火药的应用，以及它们的外传，对中国以至整个世界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宋代天文仪器的制造、历法的编修等都走到了中国历史的最高峰，东京的水运仪象台是当时世界上最高水平的天文仪器。 此外，地图绘制、医学理论、农业科学， 以及纺织、建筑、矿冶、制瓷、造船、水利等技术部门也都有长足的进步。 既然宋朝这么厉害？为什么后来被一个文化相对落后的外族部落给灭了？ 宋朝大多数皇帝抛弃了应承担的守土的责任,只顾自己享乐,把守土治国责任推给文臣,又不充分授权文臣,真有能力的文臣也无法发挥,只有奸相投皇帝所好,因此,宋朝盛产奸相，宋朝大部分文官也都很无能，忙于争权夺位。 宋朝科举制度是发达的，开科取士人数是唐代的二、三十倍。 是因为宋朝皇帝为了赵家的江山牢固，直接增加官员数量。结果是宋代确实没有出现威胁皇位的大臣，可皇帝也没坐稳位子，被外族人打下来了。 宋朝的教育是很失败的，虽然当时出现了大批民办的书院。好的教育应该教育出来优秀的人，当国家有危难的时候，这些人可以担当起责任。 可是，敌军来的时候，没有几个像样的忠臣烈士，基本都是望风而逃。 只顾自己享乐的皇帝与官员之间互相制衡，人浮于事，该管的事谁也不管，老百姓没官管，所以就自由了，但社会也失控了。 于是出现了侵街现象，到处是摆摊、开店的商人。也就是上面街巷出现的原因，它的出现不是因为政府主导，是因为政府的无能。 街巷制就是这样取代里坊制的，商业也跟着繁荣起来。 这种繁华是致命的，宋代的疆域很小，周边无日不打仗，前方战火纷飞的时候，后方却无日不在醉生梦死地享乐。 在宋以前的唐代，汉代,中国文化是扩张的，进取的,清明的,在这种积极的文化中获得的繁华是民族精神健康的表现，是值得肯定的。 我们曾经号称“强汉盛唐”，那个时候的人民是进取的、质朴的，没有那么夸张的享乐，繁华是伴着土地、疆域、资源总体的增加而来的。 而宋代在国土萎缩、四面楚歌、每天挨打的情况下，还能醉生梦死，中国文化由此走向了内敛衰落，失去了创造力，中国健康向上、张扬的东西没有了。 宋朝亡国说明,要想一个国家,民族灭亡,其实很简单,只要道德沦丧,官腐民败,很快就会亡国,不仅中国如此,西方罗马帝国也是从元老院腐败导致灭亡。 唐朝贞观之治说明,要想一个国家兴盛特别艰难,帝王首先要管好自己,中国800多个皇帝,只出了一个唐太宗。 孔子倡导以德治国,多么有远见,德不配位遭致灭亡的帝王太多了。 老子日; “以正治国,以奇用兵”,什么是正？正就是政治清明,贞观之治就是典范。 中国古代圣贤智慧真是了不起！ “程朱理学”和法家,在明朝,清朝时期大行其道。由于明清帝王的家学渊源无根底或简陋，皇家对文化阶层和汉人始终恐惧和仇恨，以至于清朝后期，儒家和诸子学说已经被执政者篡改的面目全非，成为了统治者压迫百姓的美丽借口和文化扼杀的理想工具。 五,明末清初产生的“朴学”,继承了孔子原始儒学的初心,成为晚清“戊戌变法”乃至“辛亥革命”的主要思想来源。 “朴学”其代表人物有顾炎武, 黄宗羲、王夫之, “朴学”影响了魏源, 龚自珍,林则徐, 梁启操,康有为,章太炎 孙中山及众多变法维新人士及革命志士。[“ 戊戌变法”及“辛亥革命”另一个思想来源则是近代西方思想] 顾炎武（1613年—1682年），南直隶苏州府昆山人，著名思想家、史学家、语言学家，与黄宗羲、王夫之并称为明末清初三大儒。 本名绛，字忠清；南都败后，因为仰慕文天祥学生王炎午的为人，所以改名炎武，字宁人，亦自署蒋山佣，学者尊为亭林先生。顾炎武青年时发愤为经世致用之学，并参加昆山抗清义军，败后漫游南北，曾十谒明陵，晚岁卒于曲沃。学问渊博，于国家典制、郡邑掌故、天文仪象、河漕、兵农及经史百家、音韵训诂之学，都有研究。晚年治经重考证，开清代“朴学”风气。其学以博学于文，行己有耻为主，合学与行、治学与经世为一。诗多伤时感事之作。 他反对“程朱理学”，主张“经世致用”，反对脱离实际的空谈，注重广求证据，开清朝“朴学”风气。顾炎武的这些思想有两个影响，一个是乾隆嘉庆学派的形成，一个是嘉庆道光年间“经世致用”风气的盛行。乾嘉学派，主要是考据，作用影响不小，至少通过考据提出了不少新的发现。而嘉道“经世致用”，影响到魏源、龚自珍和林则徐，推动了最早一批开眼看世界的人。 他提出”博学于文”、“行已有耻”的古训，他还特别重视廉耻，认为“士而不先言耻，则为无本之人”。这一点，其实是顾炎武对当时部分知识分子的不满，提出的作为“士”，应当有廉耻观念。 在政治上，他提出“以天下之权，寄天下之人”，要求君主分权而治。说实在话，这是中国古代史上，难得一见的提出要限制君权的思想，体现出顾炎武朴素的民权观念。而这一点，正是顾炎武在清初三大儒中独树一帜的理由。 黄宗羲（1610年9月24日－1695年8月12日），浙江余姚人，字太冲，一字德冰，号南雷，别号梨洲老人、梨洲山人、蓝水渔人、鱼澄洞主、双瀑院长、古藏室史臣等，学者称“梨洲先生”。明末清初经学家、史学家、思想家、地理学家、天文历算学家、教育家。“东林七君子”之一黄尊素长子。明亡后, 黄宗羲抗清隐居,拒不仕清。亦有“中国思想启蒙之父”之誉。 1、民主、民本思想 他在《留书・封建》篇指出，自秦以来中国政治“有乱无治”弊病的根源在于秦“废封建之罪”，进而以“托古改制”的方式主张效法古代“封邦建国”的诸侯自治制度，退而求其次，则应效仿唐初设置“方镇”以屏藩中央的制度。这实际上是一种制衡中央集权的地方自治设想。在《明夷待访录》中，黄宗羲破天荒第一次提出了“为天下之大害者君而已矣”的思想命题。他所谓的“天下”指的就是人民（万民）。这个命题可以概括为“君为民害”论。进而，他又提出了“天下为主，君为客”的思想命题，确认人民是国家的主人，君是由民请出来办事、为民服务的客人，这可以概括为“民主君客”论。黄宗羲还提出了“君与臣，共曳木之人也”的思想主张，实际上是坚持君臣共治天下的治权平等思想。这一政治模式显然已经包含了反对君主专制、主张“民主”、“民权”的思想内容，因而具有的民主性。 二是法制模式。黄宗羲以“托古改制”笔法，肯定“三代之法”是“天下之法”，而批评三代以下之“法”为帝王“一家之法”，是“非法之法”，主张用“天下之法”取代“一家之法”，并提出了“有治法而后有治人”的思想命题。这些思想主张，已经明确地包含了天下是人民之天下、应由人民共同治理的民治思想，包含了以万民之公法治理天下的法治思想。 2、黄宗羲定律 黄宗羲他经过研究发现中国历史上赋税改革历朝历代都有进行，虽赋税改革目的很多是为了减轻农民负担，改善国家财政，每次税费改革后，农民负担在短时间内确实有下降，但随后又增长到比改革进行前更高的水平，国家财政最后也得不到改善。换句话说就是不管怎么减，最后都增加。 历史上的税费改革不止一次，但每次税费改革后，由于当时社会政治环境的局限性，农民负担在下降一段时间后又涨到一个比改革前更高的水平。明清思想家黄宗羲称之为“积累莫返之害”，称为“黄宗羲定律”。 3、哲学观点 哲学上黄宗羲他反对“程朱理学”中“理在气先”的理论，认为“理”并不是客观存在的物质实体，而是“气”的运动规律，认为“气质人心是浑然流行之体，公共之物也”。 “盈天地皆心也”的观点,这与黄宗羲服役阳明学，深受其影响有关。黄认为“王学”中“致良知”的“致”，就是“行”，两者别无二致。 4、政治、经济观点 主张土地改革，赋税改革，政治制度改革。 反对传统重农抑商，认为并强调“工商皆本”。 5、文学观点 主张文学应当反映现实社会，表达作者的真情实感，这具有现实主义的特点。不满明代文学的刻意摹拟，摘抄剽窃之风。 6、黄宗羲赋税思想 黄宗羲是明清之际著名思想家。黄宗羲反对日益苛重的赋税征收。他说“吾见天下之田赋日增，而后之为民者日困于前，”指出江南的田赋特重，有些田亩将一年的产量“尽输于官，然且不足。”他分析了使人民苦于“暴税”的三害“有积累莫返之害”，指税制每经过一次改革，都导致赋税的进一步加重；“所税非所出之害”，指田赋征银，银非农业生产之所出，纳税者因折银而加重负担；“田土无等第之害”，指不分土地的肥瘠程度按一个标准征税，造成负担不均。黄宗羲提出的赋税主张是，第一，“重定天下之赋”，定税的标准应“以下下为则”；第二，征收田赋“必任土所宣，出百谷者赋百谷，出桑麻者赋布帛，以至杂物皆赋其所出”，生产什么缴纳什么，不强求一致；第三，重新丈量土地，按土质优劣计算亩积，分别以240、360、480、600和720步作为五亩，即把土地分为五等，据等征税，消除因土地质量不同而带来的赋税负担不均的问题。 黄宗羲猛烈抨击封建君主专制制度，表示“君主以天下之利尽归于已，以天下之害尽归于人”，得出君主专制是“天下之大害”的结论。黄宗羲从民本到民主思想的发展，促进了十九世纪末维新派要求兴民权，实行君主立宪的政治主张。历史证明，维新派的“兴民权”，孙中山的三民主义，“五四”时期的“民主与科学”，无不受到黄宗羲民主启蒙思想的影响。即使在当代中国，黄宗羲的思想对天下观与法治观、社会公仆观、权力制约观等依然具有现实意义。 王夫之（1619年10月7日－1692年2月18日），字而农，号姜斋、又号夕堂，湖广衡阳（今湖南衡阳）人，他与顾炎武、黄宗羲并称明清之际三大思想家。其著有《周易外传》、《黄书》、《尚书引义》、《永历实录》、《春秋世论》、《噩梦》、《读通鉴论》、《宋论》等书。 王夫之先世为中古士族太原王氏，自幼跟随自己的父兄读书，青年时期王夫之积极参加反清起义，晚年王夫之隐居于石船山，著书立传，自署船山病叟、南岳遗民，学者遂称之为船山先生。 王夫之的哲学思想概括起来有七点： 首先、反禁欲主义，提倡不能离开人欲空谈天理，天理即在人欲之中。王夫之在其《周易外传》、《尚书引义》等书中对程朱理学的“存天理，灭人欲”提出了批评。 其次、均天下、反专制、爱国理想。王夫之在《读通鉴论》与《宋论》中指出“平天下者，均天下而已”的观点。 其三、气一元论，王夫之认为气是唯一实体，不是“心外无物”。王夫之还指出，天地间存在着的一切都是具体的实物，一般原理存在于具体事物之中，决不可说具体事物依存于一般原理。王夫之认为“形而上”与“形而下”虽有上下之名，但不意味着上下之间有界限可以分割开来。从知识的来源上看，原理、规律是从对事物的抽象而得来的，因此，应该是先有具体形器，后有抽象观念。道家佛家都把“虚无”视为无限和绝对，而将“有”视为有限和相对。王夫之认为这把相对、绝对的关系弄反了，在他看来，“有”是无限的，绝对的，而“无”是有限的，相对的。王夫之是这样论证的：人们通常讲无，是相对于有而言。就象相对于犬有毛而说龟无毛，相对于鹿有角才说兔无角。所以，讲“无”只是讲“无其有”。王夫之认为，废然无动、绝对的静即熄灭，这是天地间所没有的。王夫之说，“动而成象则静”，“静者静动，非不动也”，“动而趋行者动，动而赴止者静”。王夫之的这些话表明，静止里包含着运动，静止是运动在局部上的趋于稳定而成形象的暂时状态，所以静止的东西不是凝固的，而是生动灵活的。 其四、心物（知行）之辩——反对“生而知之”的先验论。王夫之说，“耳有聪，目有明，心思有睿知。入天下之声音研其理者，人之道也。聪必历于声而始辨，明必择于色而始晰，心出思而得之，不思则不得也。岂蓦然有闻，瞥然有见，心不待思，洞洞辉辉，如萤乍曜之得为生知哉？果尔，则天下之生知，无若禽兽。”（《读四书大全说·论语·季氏篇》）意思是说，凭借感官心知，进入世界万物声色之中，去探寻知晓事物的规律，这才是认识世界的途径。也就是说，知识是后天获得的，非生而知之也。 其五、揭示“名”、“辞”、推的辩证性质。王夫之认为，真知识一定是名与实的统一“知实而不知名，知名而不知实，皆不知也。”对于概念能否如实地模写现实，逻辑思维能否把握宇宙发展法则，这是认识论上的大问题，老子讲“无名”，庄子讲“坐忘”，禅宗讲“无念”，共同之处都在于认为名言、概念不足以表达变化之道，只有破除一切名相，才能达到与本体合一。王夫之提出“克念”，就是说人能够进行正确的思维。王夫之把概念看作一个过程，既不可执着概念而使之僵化，也不可把概念的运动看作是刹那生灭，不留痕迹。 其六、理势合一的历史观。王夫之提出“理势合一”，并在其著作《读通鉴论》对前人所提出的“复古论历史观”、“循环论历史观”等历史形式进行全面的批判和反思。 其七、性日生而日成的人性论。王夫之在其《四书训义》一书中提出人性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不断发展变化的；同时，人性的形成不全是被动的，人可以主动地权衡和取舍。他说：“生之初，人未有权也，不能自取而自用也。……已生之后，人既有权也，能自取而自用也。 “朴学”三位大家,都生活在明末清初,都反清朝,人生不得志,将理想寄入学术写作之中,决不向现实屈服,这与孔子当年坚守理想,周游列国, “惶惶如丧家之犬”的人生境遇何等相似！ 因此, “朴学”才继承了孔子原始儒家“初心”和道家的“初心” 。 结语;以孔子为代表的原始儒学是应肯定,发扬光大的,从汉代董仲舒开始偏离,到宋代“程朱理学”背离儒家“初心”,直至明朝,清朝,“程朱理学”这一派儒家衰落至谷底。 这一派“儒家思想”不知不觉中就成为万恶的“封建礼教”了，成为“吃人礼教”,成为了“皇权专制社会” 统治者为富不仁、欺压良善、泯灭人性、摧残文化的御用工具。 另一派儒家是明末清初产生的“朴学”,继承了孔子原始儒学的初心,成为晚清“戊戌变法”乃至“辛亥革命”的主要思想来源,推动了“”戊戌变法”及“辛亥革命”,为中国社会历史的进步与发展,作出巨大贡献。“ “朴学” 和道家的“初心”是中国版“文艺复兴”, “朴学” 和道家的“初心” 是中国版“思想启蒙”, 但要指出,中国不会自发产生科学革命与工业革命,这是由中国文化和思维方式,哲学观,价值观决定的。[有兴趣的朋友,可参看笔者文章, 《中西文化与哲学的比较看易经》一文,搜索即可] 我们应该回归儒家“初心”, 道家的“初心”,继承“朴学” 的思想精神,恢复孔子原始儒家本来面目,让儒家“初心” 和道家的“初心”传下去。 作于2020年2月4日 转载须经作者许可 更多精彩文章,关注作者公众号：zz19551130 历史和国学的独立思考[用搜狗搜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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