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柴米油盐酱醋茶，被老百姓称作“开门七件事”。在商品经济不发达的农耕年代，这七件事当中盐的获得最不易。 春秋时期的猗顿被称为中国盐商鼻祖。他原本只是一个穷苦百姓,后来在陶朱公的启发下，把家搬到了河东盐池附近，做起畜牧和食盐生意。后来食盐生意越做越大，十年之后便富可敌国。 盐业经营的巨大商机和利润，被齐国国相管仲看在眼里。他算过一笔账，“十口之家，十人食盐，百口之家，百人食盐”，“以万乘之国计之，每月每人三十钱，即可得钱三千万”。所以，他建议齐桓公将食盐的生产、运输、销售全部收归国有，由此开启了食盐专营之先河。 西汉召开“盐铁会议” 有了齐国的榜样，后世力图“富国强兵”者无不效仿。汉武帝时，长期的对外战争和大兴功业致使国库日渐空虚。 在理财专家桑弘羊的建议下，汉武帝开始施行盐铁国家专营，并设置了专门的铁官和盐官。对于破坏国家专营的处罚也很重——“敢私铸铁器、煮盐者，釱左趾，没入其器物”，即给左脚戴上镣铐。 国家以低价强制收购盐民们生产的食盐，转手又高价出售，食盐价格猛涨，百姓买不起，只能“淡食”。食盐运输等劳役也要征发百姓，这些都直接加重了百姓的负担。 所以到了汉昭帝时期，很多人建议废除“盐”、“铁”政府专营制度，不要和人民争利。但是，时任御史大夫桑弘羊坚决不同意废除，他认为这都是政府的重要财源，开疆拓土、保护国家、庞大的军费开支，都要靠此。 于是，一项前所未有的经济政策大辩论就此展开。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盐铁会议。 在辩论会上，正方是以桑弘羊为首的国营派，反方是来自全国各地的60余位贤良文学。会议共举行了两次，贤良文学全面抨击了汉武帝时制定的政治、经济政策。在经济方面要求“罢盐铁、酒榷、均输”， 其实就是反对垄断，为私企争取更多利益。 最后，盐铁会议的结果是，国家放松了对铁和酒的管制，但仍然保留了盐的国营地位。后来，学者桓宽根据这场会议内容编著了《盐铁论》一书，成为有史以来中国第一部专门探讨政治经济的巨著，较之亚当斯密的《国富论》，要早一千八百年。 唐代的榷盐法 唐代中期以后，食盐专营制度，又发生了一些变化。刘晏提出了“榷盐法”。 具体来说，就是“民制、官收、商运、商销”——食盐仍然由老百姓生产，官方对老百姓生产的食盐进行控制，然后交给商人经销。官方给商人卖高价，而且还可以向商人征收高额税收，这就是“一盐两吃”，官府既卖食盐赚取重利，又向商人征收重税。 这项政策实施后，史书记载盐价上涨36倍，盐税盐利的收入占财政总收入一半，刘晏的食盐专营一定程度上挽救了唐朝速亡的命运。 不过，盐价的上涨，繁荣了盐贩子的“生意”。盐贩子们为了对抗官府缉捕，开始组织武装自卫，甚至发展成大规模农民起义。 著名的农民起义军首领黄巢、王仙芝都以贩卖私盐而积蓄力量，黄巢甚至一度带领起义军攻入长安。而五代十国的开国者也多是贩盐起家者，如前蜀开国君主王建、吴越王钱等。 近代统一标准 1942年，当时的国民政府颁布《盐专卖法》，规定了制盐统一审批、产品统一收购、零售统一许可、国家统一定价、偏僻地区计口售盐、征收商人专卖利益等一整套食盐国家垄断经营制度。1945年，盐税在税收总额中所占比重一度达到53%。 新中国成立后，继承了此前的盐业专营制度，并成立了中国盐务总局和中国盐业公司，对行业制度逐渐加以规范。 盐业公司成立之初，一个最大的职责，就是保证碘盐供应，因为当时全国人民缺碘严重，儿童甲状腺肿大和智障比例很高。另外，就是控制盐价，打击囤积行为等，例如几年前的日本大地震引发的抢盐风波。 但是近十年来，我国人民的碘含量已经超过了世界平均水平；随着经济的发展，征税途径的增多，盐税在国家税收中的比重也逐年下降，与此同时，盐业专营的弊端逐渐凸显。 食盐专营退出历史舞台 2014年，工信部首次确认，我国将取消食盐专营，涉盐企业将实现自主经营，公平竞争。 从今年1月1日开始，国家正式放开所有盐产品价格，取消食盐准运证，取消食盐产销区域限制，允许现有食盐定点生产企业进入流通销售领域，食盐批发企业可开展跨区域经营。 由此，延续了2000多年的“食盐专营”正式退出历史舞台。 一勺普通的盐，穿越千年，来到今天，终于褪去了它的“财政光环”，回归了它作为五味之首的最初功能。 有人比喻说，女人就像餐桌上的“盐”，很多时候你感觉不到它有多重要，但少了它，所有食物都将淡然无味。借此比喻，祝各位女神节日快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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