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成刑辩 | 律师参与认罪认罚刑事案件应注意的几个问题

徐云良民商法务 2020-03-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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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罪认罚从宽制度是随着2018年10月《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的决定》实施而正式确立，为贯彻落实该全新制度，“两高三部”于2019年10月24日出台了《关于适用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指导意见》（以下简称指导意见）。自此，全国司法机关对绝大部分刑事案件均自觉或不自觉地推行适用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笔者作为刑辩律师，自2019年10月24日指导意见实施以来，在温州地区各县市、江苏连云港、广西南宁等地，前后办理了十多件认罪认罚刑事辩护，感受良多，为总结经验，不断适应新的刑辩要求，梳理出以下几个特点或注意点：

一、法庭不再是主战场，辩护的关口前移到审查起诉阶段，但辩护律师依然需要做好两手准备。新制度适用之前，毫无疑问，刑辩律师的主战场就是在法庭之上，被告人有罪、无罪、罪轻、罪重，都需要在法庭上做充分询问、举证、质证和辩论。而在被告人出具了认罪认罚具结书的法庭上，原则上辩护人已经不能对公诉人根据认罪认罚具结书制定的量刑建议以及有罪的证据、事实提出任何异议，一旦提出异议，公诉机关则会撤回在原认罪认罚基础上做出的量刑建议，而重新提出较高刑罚的量刑建议。此时，律师若无视被告人认罪认罚具结书，再做无罪或最轻辩护，往往达不到维护当事人合法权益目的，最终的结果很可能是既得不到公诉人和法庭的尊重，更得不到当事人的理解，对于确实有罪的当事人，也达不到轻判的目的。因此，认罪认罚的法庭，已经不再是具有严格对抗性的法庭，而是变成了“和谐的法庭”，因为辩护律师的主战场已经前移到审查起诉阶段。

但是，主战场前移不代表辩护律师在审判阶段就可以不用精心准备辩护了。只有对案件事实和证据有精准把握，做好两手精心准备，才能应付瞬息万变的法庭。这里需要区分不同情况：

其一，当事人庭审过程中反悔而拒绝认罪认罚，或对其中部分指控情节坚持异议的，此时无论是否得到法庭采纳，被告人庭前出具的认罪认罚具结书将被公诉人撤回，此时的辩护人即应以当事人的异议为准则为自己的当事人展开无罪或罪轻辩护，此时，没有庭前精心的准备是无法达到辩护目的的。

其二，共同犯罪多个被告人共同开庭的案件，不一定全部被告人都认罪认罚，只要有其中任一个被告人拒绝认罪认罚，任何一个同案被告人对指控情节、事实、证据提出异议的，该案都将按普通程序进行。此时，无论我们辩护的当事人是否提出异议，辩护律师都应当以事实为准绳，协助有异议的被告人及其辩护人查清本案事实。此类案件最为典型的是“蒙城涉黑第一案”，同案14个被告人，除第一被告人外，其他13名被告人均签署了认罪认罚具结书，第一被告人的辩护人坚持无罪辩护，此时，无论是哪位被告人的辩护律师，都应当在庭前对案件的全部事实和证据做好精心准备，为查明本案事实，在不违背自己当事人的意愿的基础上，对案件基本事实有精准把握，以尽到辩护人职责，促使法庭公正审判，才能更好地维护当事人合法权益。

二、与检察官之间：由激烈对抗变积极协商，应力求统一。在适用认罪认罚的刑事案件中，检察官对整个案件起到主导作用，可以说在一定程度上主导了一个案件的最终结果或者走向。可见，审查起诉是每个辩护律师必须要引起充分注意的关口。辩护律师在这个阶段，由原来很少往来但背地里互相较劲的对抗，必须转换为积极主动沟通，积极寻找能为当事人降低量刑的谈判筹码，并提前提交有利当事人的辩护意见。因此，在这个阶段，律师应当积极及时会见当事人，认真查阅案卷材料，逐项论证证据，对案件事实和证据有精准的把握。根据笔者的办案实践，检察官对适用认罪认罚的案件中，通常不会非常仔细地审查全部案卷证据，而是多凭经验出具量刑建议，很少严格依证据审查。那么这个工作就需要辩护律师在与检察官的逐项协商中，慢慢进行灌输和沟通，梳理出一系列对当事人有利的事实和证据，特别是要积极收集一些同类案件轻判的案例或理论文章，以取得检察官的理解，以达到从轻量刑的目的。

此外，在与检察官的协商中，对于符合变更强制措施法定条件的被羁押嫌疑人，同样可以将变更强制措施作为认罪认罚的协商内容加以强调。在出具认罪认罚具结书的同时，申请取保候审，以达到当事人急于恢复人身自由的目的，更能体现从宽处罚的辩护效果。

三、与当事人之间，要注意：证据分析、强调自愿、合理引导、作好记录。律师的工作都应当是维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展开的，为当事人谋求合法而最轻的处理结果，是刑辩律师的神圣使命和最终目的。因此，处理好认罪认罚案件的当事人关系，是此类案件重中之重，要引导当事人理解和参与到与检察官之间的诉辩交易的主战场，而不是仅仅让当事人看到“和谐”的“台上几分钟”。因此，笔者认为需要注意以下几个问题：

1.证据分析

适用认罪认罚的前提是当事人确实有罪。刑辩律师的第一步就是要谨慎分析筛选当事人是否确实有罪，这是关键。任何本应无罪的嫌疑人，无论基于何种原因表示认罪的，辩护律师都应当与检察官进行无罪沟通，而不是无原则地适用认罪认罚。因此，进入审查起诉阶段后，辩护律师首先应当勤会见、多阅卷，对案件事实和证据要有精准把控，以此梳理出当事人是否确实有罪，只有确实有罪的嫌疑人或被告人才能进入认罪认罚程序。

2.强调自愿

辩护律师应当确定被告人作出认罪认罚的意思表示必须处于完全自愿，而不是存在任何胁迫、欺骗、蒙蔽等情形，也不能受其他人员的干扰。实践中，律师往往需要注意的是：当事人的近亲属或者其他案外人员的意见容易过多影响到被告人认罪认罚的选择权、决定权，有的甚至要求律师去给被告人或犯罪嫌疑人做动员。对此，律师应当眀确地向被告人或犯罪嫌疑人解释说眀，一定要遵照被告人或者犯罪嫌疑人个人的意愿，不应为其他所左右。

3.合理引导

认罪认罚制度的立法本意应当是被告人或犯罪嫌疑人对事实、罪名、量刑建议的全面认可。但在一个案件里，当事人往往会对其中某一项事实或证据持有异议，此时，辩护律师就要对该部分事实和证据进行专业分析，异议成立的，要积极与检察官进行沟通，争取检察官对该异议部分的行为不予指控；异议不成立的，要合理引导当事人，让当事人明白法律、事实、证据之间的关系。此外，“上诉必抗”已经成为法、检的共识，一旦认罪认罚，在一定程度上当事人也就丧失了上诉权和申诉权，从宽也只是在法定刑的范围内从宽，不是减轻处罚。这些特殊之处，都需要和当事人做好沟通和引导。

4.做好记录

做好记录是减少刑辩律师执业风险的有效方式之一，当事人对于认罪认罚的理解和期待值往往会随时改变，律师在保障当事人充分自主发表意见的同时，应当随时做好记录，并让当事人核对签名，以防止当事人事后反悔甩锅给辩护律师。

四、值班律师不仅仅是认罪认罚的“见证者”，还应努力当好“参谋者”和“有限辩护者”的角色。值班律师参与认罪认罚是制度设计的应有之义，对未委托律师的嫌疑人适用认罪认罚时均须值班律师参与。2019年11月26日，笔者所在的温州地区司法机关联合出台了《关于落实认罪认罚工作中值班律师制度的规定》，实现认罪认罚从宽案件值班律师全覆盖。为保障值班律师履行职责，司法机关通常会为值班律师设立专门办公室，配备必要的办公设备，提供后勤和技术支持，以保障值班律师办公环境。值班律师参与认罪认罚案件，是衡平控、辩双方天然不平等的诉讼地位重要措施，是实现司法正义的有效手段，如果值班律师仅仅充当嫌疑人签署认罪认罚具结书的见证人，根本动摇不了控方天然的优势地位，也就谈不上体现司法正义的目的。为此，值班律师在对嫌疑人签署认罪认罚具结书进行见证之前，应当对案情有基本的了解，条件允许的情况下应当申请阅卷，第一步就是要通过证据分析判断嫌疑人是否构成犯罪，对于可能不构成犯罪的嫌疑人，要积极行使有限辩护人角色，并建议检察官向法律援助中心申请指派辩护人；对于确实构成犯罪的嫌疑人，在见证的同时要做好参谋者的角色，不仅要告知嫌疑人享有的诉讼权利和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依据，确保其了解认罪认罚性质和法律后果，还要为犯罪嫌疑人及被告人提供程序选择、申请变更强制措施、向检察院提出案件处理意见等法律帮助，保障刑事案件办理获得实效。

以上是笔者承办十余件认罪认罚案件后的粗浅心得，认罪认罚作为全新的制度，已在全国全面适用。刑辩律师应当成为认罪认罚制度走向更加成熟和完善的积极推动者，而不仅仅只当认罪认罚的“见证者”。现在各地都在攀比适用率，最高检此前曾提出对认罪认罚的适用率要达到70%以上，而实际上，笔者所在的浙江省，在指导意见实施的当月即2019年10月份，经统计认罪认罚适用率已达85.5%，温州地区永嘉在2019年12月经统计认罪认罚适用率达96.4%，个别市县（区）甚至达到100%，相信在今后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认罪认罚都将是我们刑辩律师最常用的辩护模式。因此，在如此全新而又极高适用率的模式下，我们急需摸索和梳理出一套与认罪认罚制度相配套的有效辩护方式或策略，以更好地服务当事人，以尽量地修补认罪认罚制度之不完美之处。

律师简介

林合敬律师，北京大成（温州）律师事务所律师/合伙人，温州仲裁委员会仲裁员，中国贸促委温州中心调解员。业务方向为刑事及争议解决、公司并购、建筑房地产。曾发表的《刑民交叉下的破产程序优先》获2014年度温州市法官协会和律师协会“企业金融风险司法化解”论坛二等奖；发表的《温州金改面临的法律问题及建议》获温州市委统战部2012年度“诤友建言”活动优秀成果论文一等奖；发表的《这里发生牛口蹄疫了吗》被《律师与法制》2016年第3期收入名案论辩系列等。

金克明律师，北京大成（温州）律师事务所律师/合伙人，一级律师，专长办理民商和刑事案件，曾成功办理全国、全省几十件重大疑难复杂、重大影响和新型类案件，并在国家级、省级刊物发表论文、译文六十余篇。曾荣获浙江省律师事业突出贡献奖、省律师行业辛勤耕耘三十周年奖、温州十佳律师。浙江省政协委员，省法官、检察官遴选委员会委员，省统战部法律智库成员，温州市政府、市人大立法专家，市政府法律顾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