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疫病是一种与人类生存相随的灾害。我国自有文字记载以来，疫灾就一直困扰着我们的先民，带给古人触目惊心的苦难。清代是我国历史上较大瘟疫发生次数最多的朝代，依据《清史稿》统计，清代268年间共发生疫灾176次。 疫病流行最直接的后果是导致大量人口死亡。据学者推算估计，太平天国战争期间，仅江南十府一州死于瘟疫的就有数百万人；咸丰、同治朝16年间，云南7府、厅死于鼠疫的有160余万人；清末最后两年，内蒙古东部满洲里地区肺鼠疫流行，死亡人数亦多达60648人。清代重大疫灾死亡人数之众，由此可见一斑。 当年清朝政府的医疗体系虽很不健全，但在疫病发生后，地方采取的隔离措施，还是对控制疫情的传播起到了主要作用。所谓隔离，就现代疫病防治来说，是政府采取的强制性手段。在清朝，也有地方政府强行将病疫之家封闭起来，与外界隔绝，以达到不使疫病传播于外人的做法。 隔离疫病患者的政府行为古已有之，通常做法是将病人集中安置到空置房屋，然后由官府提供医药服务。根据正史记载，战国时期秦国已经有了将麻风病人集中迁移到“疠所”居住的规定。汉平帝元始二年（公元2）四月，青州在疫情区腾出一些住宅，作为患者的隔离病房，对其集中治疗，切断传染源以防扩散，成为中国公立隔离医院之滥觞。南北朝之后，隔离已成为官府应对疫情的重要手段，例如南朝齐的“六疾馆”、北魏的“别坊”、唐朝的“患坊”、宋代的“病坊”和“安乐坊”、明清时期的“养济院”，都是在出现公共疫情后建立起来的。 清代虽然官方设置医疗机构渐呈萎缩局面，但在疫病流行时通过隔离的办法以防止疫病传播，不论是官方还是民间，都是比以前更为普遍地实行防疫措施。 清朝光绪年以前，所谓的疫病隔离设施，即就近疫情区临时构建的简易房屋，或者腾出部分宅舍作为安置病人的场所。如康熙四十八年（1709），江苏吴江因饥荒引发瘟疫，由当地士绅“于宅南隙地构草厂数十间处之”。乾隆五十一年（1786），江苏无锡大疫，“贫病者枕籍于道”，当地士绅“处以空室，至数百人，予之食及药”。疫病爆发后，一些寺观庙堂也经常会被政府作为安置患者的临时隔离场所。一些慈善机构如养济院、普济堂、栖流所，也常用来收治病人的场所。 清代设置专门的防疫医院是在光绪末年。清代的养济院是由政府支付日常经费的官办社会救助机构，平时接纳的对象为社会救助人员。当发生重大疫情需采取隔离措施时，就让传染病人集中住进养济院，如福建沙县养济院“一在水南坊，以处孤老，一在东门内广誉坊，以处恶疾”。 山东在晚清防止鼠疫中，采取了以下隔离措施。其一，津浦铁路停车，以防疫情北传。其二，黄河北岸齐河、鹊山两处派医拨兵设卡查验渡客，河岸预备留验养病各房。其三，省城东西车站，均派医查验搭客。其四，潍县、黄县龙口等地，均派员前往查办。其五，烟台责成东海关道、税务司认真经理。其六，军医生及各地教会医生等尽量调用。官府所采取的这些隔离、查验及全力救治等措施，防止了疫情进一步蔓延。 清末东北爆发“黑死病”（肺鼠疫），四个月内波及五省六市，死亡达六万多人，一时尸骸遍野，举世震惊。危急时刻，清廷命伍连德为全权总医官、钦差大臣，负责东北防疫事宜。在确定病原和传播途径后，伍连德在缺医无药的条件下，采取了隔离防疫法。一是将鼠疫病人、疑似病人及密切接触者分别隔离起来；二是将流行中心傅家甸和外界隔断。傅家甸的防疫措施为整个东北做了一个表率。随后，全省纷纷仿照傅家甸的模式建立起防疫体系。清政府还在山海关设立检验所，将陆路南下的旅客留住5日，以防鼠疫蔓延。全东北用了四个月时间，成功地扑灭鼠疫疫情。 清代宣统二年防治东北鼠疫图片 晚清末期，随着西方医学的输入，一些地方也开始仿照西方医学的先进手段进行疫情隔离。 同治十二年（1873），东南亚霍乱流行，上海、厦门二港相继建立检疫制度以遏制疫情传入。光绪二十年（1894）五月，广州、香港鼠疫大流行，上海海关随即规定，对所有来自这些口岸的旅客进行体格检查，并要他们先行提交《免疫通行证》，然后才允许他们入境和工作。这项检查一直持续到9月中旬。上海工部局如临大敌，下令彻底打扫公共租界，并在浦东和杨树浦建立了一些临时性医院和一些熏蒸消毒站。同时，与香港的贸易逐渐减少并停顿下来。正是由于上海租界的积极防御，这次鼠疫没有在上海登陆。 1894年以后，除了上海、厦门重新订立防疫章程外，宁波、澳门、天津、台湾、营口、福州、汉口等地也相继实施检疫制度，对疫区来船或船上病人，同样由各地海关委派医官上船查验，至此，中国海关检疫制度基本形成。 采取“封闭”、“隔离”的措施以切断传染源，是防治疫病的根本办法。不论过去、现在还是将来，隔离防治都是杜绝疫情传播的最有效方法。清朝在医疗系统不健全的情况下，采取隔离避疫的措施，不失为一良法，在今天来说仍具有一定的实际意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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