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图片：年轻的哈钦森，1930s，摄于Woods Hole 写在前面： 今天是2019年5月17日，乔治·哈钦森先生逝世28周年。谨以此文纪念先生。 本文为全文翻译。原文为英国皇家学会出品的哈钦森小传（2011年），原文作者为哈钦森的学生—托马斯·洛夫乔伊（Thomas E. Lovejoy）。洛夫乔伊，生态学家，1980年提出“biological diversity”概念，随后引起广泛关注和普遍使用，也因此被尊称为 “生物多样性教父”（Godfather of Biodiversity），于2001年获得泰勒奖。此外，作为世界银行生物多样性问题的首席顾问，洛夫乔伊提出了著名的（也饱受批评的）“以债务替换自然资源”（Debt-for-nature swap）策略。 （笔者备注：Biological diversity第一次出现实际是在1916年，只是受众较小、未引起广泛关注。1980年经洛夫乔伊推广后，才风靡世界。“Biodiversity”第一次正式出现是在1985年。） 译文约7800字（含备注）。水平有限，不足之处，敬请指正，不喜勿喷。 生态学的发展离不开前人开拓性、奠基性的贡献。科学史是我们前进的基石与力量之源。以哈钦森先生1959年的一篇文章为引子，本公众号下期将推出一个新的系列，介绍生物多样性基本问题的提出与解答的发展历程。系列名称暂定为“生物多样性的基本原理”，目前包括四篇文献，分别发表于1959年（4057），1981年（524），2000年（3835）和2018年（26）（括号内为谷歌学术所显示的引用次数）。敬请期待。以下为正文。 “现代生态学之父” —乔治·伊夫林·哈钦森 乔治·伊夫林·哈钦森（George Evelyn Hutchinson），1903年01月30日，生于英国剑桥；1991年05月17日，逝于英国伦敦，享年88岁。1983年入选英国皇家学会会士（Fellow of Royal Society，以下简称FRS）。哈钦森将根植于自然科学的理论研究引入生态学，使其上升为真正的科学，他也因此被广泛尊称为“现代生态学之父”（father of modern ecology）。1974年，在第一届泰勒奖的颁奖现场，当有人尊称他为“生态学之父”时，哈钦森立即谦逊地拒绝了这一称呼，并表示，荣誉应该归于达尔文和查尔斯·埃尔顿（埃尔顿，与哈钦森齐名的著名生态学家，于1976年获得泰勒奖）。随后，哈钦森表示，与虚名相比，他更自豪的是，拥有一群非常出色的学生。不管本人认可与否，哈钦森在生态学领域的诸多贡献，配这一称号，绰绰有余。虽然生于英国，哈钦森职业生涯的大部分时间是在耶鲁度过的；直到生命的最后几个月，他才又返回英国。 （笔者备注：泰勒奖（Tyler Prize），生态环境领域最高奖项。我们熟知的《生态学基础》（Fundamentals of Ecology）作者之一尤金·奥德姆（Eugene P. Odum）于1977年获得该奖（该书另一作者霍华德·奥德姆（Howard T. Odum），为其亲弟弟。H. T. Odum是哈钦森的学生之一）。第一个（1999年）获得该奖项的中国人，为张德慈院士（中国台湾），著名的农学家、植物遗传学家；第二个（2002年），为刘东生院士，著名的地学家，“黄土学之父”，2003年获得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 图片：泰勒奖奖章 哈钦森的青少年时期是在剑桥度过的。剑桥是世界上最重要的智力中心之一，哈钦森曾经这样形容剑桥，“…这里遍布天才，其密度之高，恐怕其他任何一个地方都无法比肩”。哈钦森的父亲，亚瑟·哈钦森（Arthur Hutchinson），是一名矿物学家，拥有剑桥大学彭布鲁克学院（Pembroke College）的硕士学位。如果不是坚持要优先完成手上的其他事情，亚瑟原本可能会成为放射性和氦的发现者。哈钦森的母亲，伊芙林·哈钦森（Evaline Hutchinson），是一名坚定而平和的女权主义者，她带给哈钦森伴随一生的鼓励与支持。哈钦森的叔叔，亚瑟·希普利爵士（Ser Arthur Shipley），是一名出色的动物学家，拥有剑桥大学基督学院（Chirst’s College）的硕士学位。希普利爵士在研究生公寓的墙壁中发现了黑鼠的干尸——代替这些黑鼠的是一群棕色挪威鼠：生物互作（interspecies interactions）的生态学意识可能就萌芽于这一发现。多年以后，哈钦森在自己的一篇科学散文里，还画了一副图还原这个事情。 8岁时，哈钦森被送往圣菲斯（St Faith’s School），学习算术、希腊文、拉丁文，和诗歌。在校期间，哈钦森和朋友们成立了“剑桥青少年自然历史协会”，协会主要宗旨为收集各种各样的化石、昆虫，和脊椎动物。得到父亲提供的毒杀器（killing jar，内装乙醚等物质，可以快速杀死捕获的生物，多用于捕捉昆虫）以后，哈钦森迅速开始专注于研究水生昆虫，尤其是半翅目昆虫。水生昆虫后来成为哈钦森学术研究的重要内容之一，某种程度上，也助力他成为湖沼学研究的先驱。 八九岁的某一天，哈钦森和弟弟设法把父母和所有来宾锁在了餐厅，并切断了电源。哈钦森本人对于类似的“恶作剧”并不避讳，例如，他还曾经提到，有一次他把一个小女孩推到了水池里，那也是他第一次发现水的浮力。除去这些小插曲以外，哈钦森的整个青少年时期，实际上都浸润在周围浓厚的学术与研究氛围中，并被那种氛围深深感染，而引起强烈共鸣。 小学结束后，哈钦森入读格瑞萨姆（Gresham’s School）。位于诺福克的格瑞萨姆中学，尤其以自然科学见长。在这里，哈钦森接受了良好的教育，并在物理学和化学学科打下了坚实的基础。这一背景也促使他在南非以及康涅狄格进行湖沼学研究时，自然而然引入了化学和地学的相关原理。格瑞萨姆有一个特别棒的自然历史协会，而哈钦森是这个协会的风云人物：加入协会一年以后，他成为唯一一位被选为协会所有部门负责人的学生。此外，哈钦森还在中学期间发表了第一篇论文，这是一篇关于蚱蜢游泳行为的文章——彼时，他才15岁。 中学毕业后，哈钦森参加了剑桥大学的入学考试。考试包括两项内容，数学和物理学。哈钦森以“双料第一”的身份，顺利进入剑桥大学攻读动物学，并于1925年毕业。学科背景优势或许可以部分解释哈钦森日后的学术造诣：以物理学和生物学为基础，研究自然生态学；以数学为基础，研究生态学理论。大学期间修习霍尔丹的课程，让哈钦森受益匪浅（John Burdon Sanderson Haldane，进化生物学的重要先驱，1932年入选FRS）。而更多的收获，则是来自于“杂乱无章”的课外活动，尤其是各种野外考察。哈钦森和格蕾丝·皮克福特（Grace Pickford），以及格利高里·贝特森（Gregory Betson）共同创建了“剑桥大学生物茶俱乐部”（Cambridge University Biological Tea Club）。此后一生中，边喝茶边讨论学术，成为哈钦森雷打不动的习惯。 图片：约翰·霍尔丹 大学毕业后，哈钦森放弃了继续攻读博士学位的机会。虽然具体原因不详，但是据推测，可能是因为哈钦森的思维比较超前：他热心于物理学、地学与生物学的融汇，而读博士可能会阻碍他的脚步（彼时，学科交叉可能还不盛行）。当然，以哈钦森的聪慧绝伦，博士学位头衔的有无，对他没有任何影响。事实上，不仅仅是他，查尔斯·埃尔顿（1953年入选FRS）也没有读过博士。随后，哈钦森得到洛克菲勒奖学金的资助，前往位于意大利那不勒斯的动物学研究所（Stazione Zoologica）进修，研究八爪鱼。尽管八爪鱼内分泌系统的研究结果不尽如人意，哈钦森却深深迷恋上了意大利这个古老的国家，并深深陶醉于它多彩的文化。 图片：研究所 进修结束，哈钦森不顾父母的警告（金山大学有一个“臭名昭著”的、难以相处的动物学教授，H. B. Fantham），以高级讲师的身份进入金山大学工作（University of Witwatersrand，位于意大利约翰内斯堡）。后来，Fantham果然找借口赶走了哈钦森。（后话：若干年后，金山大学以哈钦森的名字命名了一座大厅，以表敬意）。虽然被上司辞退，但是合同尚未到期，学校依然要继续支付工资给哈钦森——这反而给了他更多的自由开展野外研究工作。此时，他的大学同学格蕾丝·皮克福特正在南非进修，志同道合的俩人于是结婚了。婚后，俩人一起研究浅水湖泊、干涸湖泊，及其化学特征。哈钦森曾这样形容自己，“我终于找到了心之所向的研究方向——湖沼学（limnology）”。（虽然俩人1932年就离婚了，但是保持了毕生的友谊） 湖沼学的研究工作是由开普敦大学兰斯洛特·霍格本（Lancelot Hogben）（1936年入选FRS）所资助的。也正是通过霍格本，哈钦森获知，可以申请耶鲁大学的Seesel匿名助学金（Seesel Anonymous Fellowship）。哈钦森拍了一封电报去申请，却错过了截止日期；在亚历山大·彼得隆科维奇（Alexander Petrunkevich）的力荐下，耶鲁大学为哈钦森提供了讲师的职位——也是电报通知。 （笔者备注：彼得隆科维奇，蜘蛛学家；著名动物学家奥古斯特·魏斯曼（August Weismann）的关门弟子；魏斯曼于1883年提出著名的“种质论”（germ plasma theory），被认为是仅次于达尔文的进化理论学家）。 图片：奥古斯特·魏斯曼 1928年，27岁的哈钦森从剑桥启程，前往纽黑文，在耶鲁开启了新的人生旅程，并在那里一直呆到1991年。哈钦森于1965年，获得了耶鲁大学动物学的斯特林教席；并于1971年，获得了斯特林荣休教授称号。格蕾丝·皮克福特陪同哈钦森前往耶鲁，在罗斯·哈里森（Ross Granville Harrison）的指导下，继续研究寡毛纲动物的分类学和动物地理学，并于1931年获得了耶鲁大学的博士学位。 （笔者备注：斯特林教席Sterling Professorship，是耶鲁大学特有的教授席位，属于最高等级学术称号，主要用于表彰在相关领域最杰出的在职教授。哈里森，著名生物学家和解剖学家，首个成功实现人工组织培养的科学家） 图片：1960s，耶鲁大学实验室里的哈钦森和一只来自阿尔达布拉的巨龟 1932年，哈钦森以生物学家的身份，参加了耶鲁大学组织的北印度考察活动，前往克什米尔和拉达克。在这趟为期一年的旅行中，哈钦森收集了从水蚤到哺乳动物等多种标本，但是并未满足于单纯记录和描述物种。相反，他开始思考，湖泊的理化环境与生物物种的关系，思考的结果形成了1933年的Nature文章：Limnological studies at high latitudes in Ladak。在这篇文章里，哈钦森比较了北印度和欧洲高原湖泊的异同。至此，30岁出头的哈钦森已经见过了四大洲的湖泊。 图片：哈钦森在印度 考察结束返回纽黑文时，哈钦森发现湖沼学研究俨然已经成为新兴的研究热点。实际上，单就湖沼学研究的成就而言，哈钦森就足以笑傲学界：他是第一个使用放射性元素（磷同位素）研究湖泊化学循环的人，并创立了放射生态学；他与早期的学生爱德华·德维（Edward Deevey）一起，创立了古生态学。哈钦森，德维，及其合作者，对湖泊底泥非常感兴趣，他们试图解析底泥与自然历史和人类历史的关系。他们在以色列的呼勒湖（Lake Huleh），危地马拉的佩特森希尔湖（Laguna Petenxil），迪-蒙特罗西湖（Lago di Monterosi）等地，打柱子、取泥芯，并发表了一系列文章。哈钦森一直好奇浮游生物的周期变态（Cyclomorphosis）现象，并试图用温度予以解释；直到后来，他的一个研究生，斯坦利·多德森（Stanley Dodson），证实这一现象的主要驱动因素是捕食作用。 （笔者备注：Cyclomorphosis，周期变态现象，主要是指小型水生无脊椎动物的表型，季节性出现或者循环出现。环境驱动的表观变异，可能是重要原因之一。） 图片：斯坦利·多德森 此外，哈钦森还撰写了《论湖沼学》（A treatise on limnology）。这套洋洋洒洒、时至今日仍然备受推崇的专著，共包括四卷：卷一（1957年），主要关于湖泊地理学、物理学和化学；卷二（1967年），主要关于湖泊生物学和浮游生物；卷三（1975年），主要关于湖泊植物；卷四（1993年），主要关于湖泊底栖动物。 图片：论湖沼学 湖沼学的研究经验，激发了哈钦森开展理论研究的兴趣，并进而奠定了现代生态学的基础。理论方面，哈钦森最先从L-V方程（Lotka-Volterra equations）和高斯竞争实验（Gause’s experiments in competition）入手。高斯实验通过比较竞争排除（competitive exclusion）作用的有无对生物的影响，来研究竞争的作用机制。研究结果促使哈钦森提出了“生态位”（ecological niche）的定义（1957年）。格林内尔（Grinell）1917年提出生态位概念时，仅用它指代单个物种对栖息地的占据，及其行为适应性。1927年，埃尔顿进行了拓展，他认为生物不仅能够在环境中生存、并受其影响；反过来，生物与也可以影响环境及自身。即，埃尔顿用这一概念来描述物种对群落形成与塑造的作用。哈钦森的贡献在于，通过引入数学和统计学，来解释特定群落中物种的共存机制，赋予它多维属性，从而将生态位升级为可定量的概念。 图片：哈钦森生态位概念示意图 随后，哈钦森从数学的角度，重新定义了竞争排除作用（competitive exclusion），避难种（fugitive species）概念，表型替换（character displacement）概念，并于1959年发表了关于生物多样性的著名论文：Homage to Santa Rosalia or Why there are so many kinds of animals?。在这篇文章里，哈钦森讨论了生物多样性形成与维系的影响因素，并提出多样性的形成，共存的两物种需要存在1.3/1以上的差异。这一比率的设定，引发了一系列的后续研究，并很快证实，这一比值并不具有广泛适用性。尽管如此，更多探索性研究的展开，一定程度上推动了研究人员对物种丰富度（species richness）和群落生态学（community ecology）的认识，启发了学界对于生物多样性的研究。作为哈钦森的学生，罗伯特·麦克阿瑟（Robert MacArthus），作为第一人，在研究北美林莺时，对生物多样性进行了深入探讨，相关研究构成了麦克阿瑟的博士论文及一系列学术论文。 （笔者备注：哈钦森对达尔文是非常推崇的。100年前，1859年，达尔文的巨著《物种起源》出版，开启了现在生态学和进化学的研究之路。100年后，1959年，哈钦森的文章发表，引发了持续至今的、关于生物多样性形成与维系机制的研究与讨论。本公众号下期将推出这篇文章的全文翻译，敬请期待。）
图片：罗伯特·麦克阿瑟 作为导师，哈钦森还协助博士后雷蒙德·林德曼（Raymond Lindeman）发表了著名的“The trophic-dynamic aspect of ecology”。这篇文章奠定了后续系统生态学（systems ecology）的研究基础。在文章里，林德曼讨论了（一个）湖泊生态系内不同营养级能量之间的关系。文章第一次投稿到Ecology后，被编辑拒稿，理由是，审稿人认为，只分析一个湖泊太少，要累积50-100个湖泊，才有意义。哈钦森鼓励林德曼修改后重新投稿，并给编辑部写了封措辞严厉的信，声称“生态学若要得到物理学那般的长足发展，必须要重视和接受理论研究”。Ecology最终同意发表这篇文章。只可惜，林德曼不幸英年早逝（死于肝炎；年仅27岁），最终未能得见文章正式出版。1985年，罗伯特·麦金托什（Robert P. McIntosh）在“The background of ecology: concept and theory”一书里，盛赞了林德曼的文章，认为这篇文章的发表在生态学发展历程中具有划时代意义。为表示对林德曼贡献的认可，美国湖沼学会设立了林德曼奖，以鼓励和表彰优秀的青年科学家。
图片：雷蒙德·林德曼（1915～1942） 在研究过程中，哈钦森逐渐对信息论和控制论产生了兴趣，并与同事兼大学同学格利高里·贝特森（Gregory Betson）一道，投了一篇“Circular causal systems in ecology”到控制论的一个会议。从这篇文章可以看到，哈钦森一直努力在构建统一的原理。这篇文章，也是后续数理生态学（mathematical ecology）的萌芽之作——哈钦森的学生罗伯特·麦克阿瑟和艾格伯特·利（Egbert Leigh）后来将该领域发扬光大。
图片：艾格伯特·利（1940～） 通过关注全球生物地化循环，哈钦森将自己对生态系统内“环境-生物互作关系”的研究兴趣，拓展到全球尺度——这也是对弗拉基米尔·维纳德斯基（Vladimir Vernadsky）生物圈概念的拥护。随后，哈钦森花了若干年的时间，主持编纂了美国自然历史博物馆出版的一套关于生物地球化学的书籍。其中哈钦森亲自撰写的一本，以“The biogeochemistry of vertebrate excretion”命名，主要关注海鸟粪岛。
图片：弗拉基米尔·维纳德斯基 哈钦森研究工作的重要基石之一是，关联自然事实与理论概念。他认为，自然的真实性最能检验理论的正确性——对此，就连他最痴迷于数学的学生麦克阿瑟也表示认同。哈钦森的另一个学生高登·赖利（Gordon Riley），曾经这样形容哈钦森的理念，“every fact should be useful but no fact will be useful until it is used”。事实上，哈钦森之所以对于不同寻常的事物/现象（例如，他认为袋鼠的存在是最大的不可能）感兴趣，也是因为，他坚持认为这些不同寻常也应该符合某个理论架构——而远非只是例外。哈钦森的研究成果之所以能够经得起时间的检验，部分原因可能就是来自于他对于理实交融的坚持。 这种理念在哈钦森关于群体生态学的一篇佳作中，清晰可见（An introduction to population ecology）。得益于天赐的才华和毕生的学习，哈钦森这篇文章的脚注，都足以slay全场：从14世纪的奥卡姆剃刀原理到动物的领域行为，长达两页的脚注洋洋洒洒、无所不包。哈钦森还在附件里提供了必要的算法，以帮助读者理解正文提出的理论。 （笔者备注：奥卡姆剃刀原理（Occam’s razor），14世纪的逻辑学家、圣方济各修士奥卡姆的威廉（William of Occam）所提出。也称为 “简单有效原理”（law of parsimony）：simper solutions are more likely to be correct than complex ones）
图片：奥卡姆的威廉 哈钦森广为人知的另一点则是，培养了一大批非常出色的学生：他们撑起了现代生态学的半边天。他注重言传身教，启发和鼓励学生提问，并允许学生自由探索。他对待学生的态度也永远都是积极的、鼓励的，总是安慰学生，“绝对没有不可救药的文章”，或者“你说的对，只是原因不对”。哈钦森的实验室，就好像是文艺复兴时代大师的画室，只不过，在这里，他鼓励每个人做自己喜欢的事情，并指导我们做到最好。对我们而言，什么都比不过他的赞许——“marvelous”。
图片：桃李满天下 哈钦森的学生们包括：Gordon Riley，Edward Deevey，Thomas Edmondson，Max Dunbar，John Langdon Brooks，Willard Hartman，Fred Smith，Lawrence Slobodkin，Tom Odom，Robert MacArthur，Peter Klopfer，Alan Kohn，Jane and Lincoln Brower，Alison Jolly，Egbert Leigh，Alan Covich，J. Patrick Finerty，Maxine Watson，Karen Glaus Porter，等等。值得一提的是，哈钦森非常鼓励女性做研究。 有一天，学生爱德华·桑德（Howard Sanders）带来一只不知名的无脊椎动物给他看，这只动物取自长岛湾的水底。哈钦森立即敏锐地意识到，这可能是一个新的物种。回想到自己的父亲因为忙于其他事情，而错过了最新发现放射性的机会，哈钦森敦促桑德暂时放下所有事情，优先完成鉴定工作。事实证明，哈钦森是对的。这个新的物种属于甲壳纲的一个新亚纲，头虾亚纲（Cephalocarida），桑德以哈钦森的名字给这个小生物命名：Hutchinsoniella macracantha。（几乎是同一时间，太平洋沿岸有另外一个研究生，也发现了相近的物种，却因忙于撰写毕业论文，而错过了最先发现新物种的机会）
图片：Hutchinsoniella macracantha 作为一名生态学家，哈钦森深知博物馆馆藏的重要性：这些标本不仅为遗传学和生态学研究提供了参照物，也为揭示自然的神秘面纱提供了物质基础。哈钦森曾多次在文章中提及这一观点，其中，最经典的文章是“The cream in the gooseberry fool”。文章提到，早先有一批狂热的收藏家，热衷于收集各式花纹的蛾子。有一次，当他们把所有蛾子放在一起比较时，发现了花纹奇特的异类——新物种醋栗蛾（Abraxas grossulariata）。这些蛾子也成为后人（E. B. Ford）研究染色体遗传理论、自然选择、遗传学等的基础。
图片：Abraxas grossulariata 作为真正的天才，哈钦森不仅在科学研究成果丰硕，在其他领域也广泛涉猎、博闻强识。他感兴趣的内容包括，中世纪手稿中的生物学、艺术史、人类学、宗教信仰、民俗、占卜术、电脑、人工智能，等等。此外，哈钦森还拥有可以媲美职业作家的文笔，这从他1932年出版的“The clear mirror”一书就可以看出。哈钦森是American Scientist的专栏“Marginalia”的固定撰稿人——多篇文章后来被收录在剑桥出版社发行的“The itinerant ivory tower”、“The enchanted voyage and other studies”、“The ecological theater and the evolutionary play”等书中。此外，哈钦森还是著名作家雷贝卡·韦斯特Rebecca West的密友，也是其遗稿保管人。在耶鲁，哈钦森是伊丽莎白俱乐部（文学俱乐部）的长期会员（兼两任主席）。 此外，哈钦森始终比较关注环境问题。他的密友兼同事露丝·帕特里克（Ruth Patrick）是著名的理论生态学家和河流生态学家，一直致力于研究污染对河流生态的影响。20世纪40年代开始，帕特里克逐渐发现，河流的生物多样性不仅反映了河流自身的自然特征，也反映了人类活动的影响。为保护阿尔达布拉巨龟的栖息地，哈钦森亲自出马，通过英国皇家学会施法，成功避免了阿尔达布拉被改建成空军基地的命运。
图片：露丝·帕特里克 早在20世纪40年代，哈钦森就开始教授关于温室气体和气候变化的内容。在富兰克林奖章的获奖感言中，哈钦森表示，“我们排放了各种东西进入大气，希望这些东西能够相互抵消”。在“Marginalia”专栏的开篇文章里，哈钦森也提到，“…现代科学最重要、最实际的益处，可能就是要教会人类，怎样才能避免摧毁我们赖以生存的环境…” 1970年，哈钦森做了个小手术。住院期间，他起草了一篇散文，打算介绍一下在剑桥长大是一种怎样的体验。随后，他意识到，某种意义上，这种行为可以算是写自传了。于是他继续写下去，并在1979年结集出版，命名为“The kindly fruits of the earth-recollections of an embryo ecologist”。不过这本书里，只写到了1930年。 哈钦森一生获得了无数荣誉。重量级的包括，1979年的富兰克林奖；1974年的第一届泰勒奖；1986年的京都基础科学奖，等。1984年，荣膺美国科学院颁发的丹尼尔-吉罗-埃利奥特奖时，哈钦森被尊称为“伟大的湖沼学家、生物化学家、生态学家、进化艺术史学家，以及动物学家”。1991年，哈钦森获得了国家科学奖。但因时任总统是理查德-尼克松，哈钦森选择了拒绝领奖。此外，哈钦森还拥有哈佛、普林斯顿、杜克等多所大学的荣誉博士学位。值得一提的是，1981年，哈钦森获颁了剑桥的荣誉博士学位。在加拿大安大略省的西北部，还有一个以哈钦森名字命名的湖泊。
图片：1981年，哈钦森接受耶鲁大学的荣誉博士学位 哈钦森的第一任妻子是他的大学同学，格蕾丝·皮克福特，两人1931年结婚，1932年离婚；皮克福特于1986年去世。1933年，哈钦森与同样爱好音乐和艺术的玛格丽特·希尔（Margaret Seal）喜结连理，并相伴约半个世纪，直到1983年，希尔因阿兹海默综合症而去世。俩人没有孩子，但是在二战期间，他们领养了一个女儿。1985年，哈钦森与安妮·戈尔兹比（Anne Washington Twitty Goldsby）结婚，迎来了第三段婚姻。戈尔兹比于1990年12月去世。此后，哈钦森回到英国伦敦，在妹妹的照顾与陪伴下，度过了人生最后的岁月。1991年5月17日，88岁的哈钦森驾鹤西归。2010年，耶鲁大学出版了Slack撰写的哈钦森传记，并结集出版了哈钦森文选。 终其一生，哈钦森始终致力于将物理学、数学、化学、地学等多学科的理念与方法融入生态学，并致力于关联理论与实践。哈钦森的才华和努力，为我们留下了焕然一新的现代生态学（modern ecology）。而这一切的出发点，则是因为他坚信，在生命这场神圣的舞会中，真正的舞林盟主是那些愿意给予、能够给予的人——给予美、真理和爱的人。（Everywhere in education we should aim at seeing life as a sacred dance in which the champions are those who give most beauty, truth and love to the other players.） 下期预告：
图片：文章首页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