井子先 || 汉历与传统文化

【作者简介】：

 井子先：河南省邓州市第二高中退休历史教师。虽才疏学浅，但喜爱舞文弄墨，自我欣赏。不为成名成家、出人头地，却自我陶醉其中、自得其乐。自认为性格与爱好造就了自己，认为时代是前进的，自己的人生始终都是美好的，“向前看”是自己的追求，“无论何时何地都要做最好的自己”是自己的座右铭.

汉历与传统文化

文|井子先

每想到我国几千年来形成并逐步完善的传统历法，一种对祖先的强烈敬畏感便会油然而生。

我仿佛站在一副三球仪面前，感受着月亮、地球、太阳等星球，在浩瀚的宇宙中，按自身规律运行的壮阔与神圣；思考着我们祖先能在数千年前，通过对昼夜更替、月亮圆缺、季节转换等天象的感知与思考，从而测算出地球自转、月亮绕地球转和地球绕太阳转的周期时间，并进行有机结合，设计出严密的年、月、日、时相互关联的历法，为人类造福的担当与执着；惊叹我们祖先在大自然面前表现出来的睿智与勤劳，以及探索宇宙、征服自然、不断进取的科学态度与进取精神！我仰视我们的祖先，试图感知他们创造的成果，但总是不得要领。越感知，就越感到自己的浅陋与渺小，越感到中国传统文化的博大与精深，越感到我们党提出文化自信的卓识与远见。

中国传统历法包含的文化内涵太丰富了，这里就从年月日时干支计算法说起吧。

相传：干支纪年始于公元前2697年的中华始祖黄帝建立政权时。当时黄帝命大尧氏探查天地之气机，探究五行，始作甲、乙、丙、丁、戊、己、庚、辛、壬、癸十天干，子、丑、寅、卯、辰、巳、午、未、申、酉、戌、亥十二地支，相互配合成六十甲子用于纪历之符号。根据《五行大义》记载，大尧“采五行之情，占斗机所见，始作甲乙以名日谓之干，作子丑以名月谓之枝（支），有事于天则用日，有事于地则用月。阴阳之别，故有枝（支）干之名。” 

干支两者按固定的顺序互相配合，组成了干支算法。天干中甲丙戊庚壬为阳，乙丁己辛癸为阴；地支中子寅辰午申戌为阳，丑卯巳未酉亥为阴；十个天干和十二个地支相配是阳配阳、阴配阴，如甲为阳、子为阳，可配成甲子，乙为阴、丑为阴，可以配成乙丑，甲为阳、丑为阴，不能相配，以此类推。

干支计算法以地支为基本顺序，以天干循环相配，“地支不动天干蹦”。干支搭配用于记忆年月日时，俗称八字，可按一定规律作为常识认知。计时是把一天按地支分为十二个时辰，以半夜11——1点为子时开始，每两个小时为一个时辰顺延，到深夜9——11点为亥时。所以俗语有“半夜子时”“正当午时”“人定亥时”之说。地支定时辰，天干怎样与之相配，要视当日所占天干而定。有口诀曰“甲己还生甲，乙庚丙作初，丙辛生戊子，丁壬庚子初，戊癸推壬子”，即若当日的天干是甲或己，那时辰就从甲子开始，当日天干是乙或庚，就从丙子开始，以此类推。

干支计日在我国最早的文字商代甲骨文中就有显示，早于有确切纪年的公元前841年，只不过从商代到春秋有无错乱或间断，尚待考证。但从春秋鲁隐公三年（公元前720年）至今，经考证却从未间断和错乱。由于干支记日换算比较复杂，而且容易出错，所以如果需要“日”的干支，不必推算，看天文学家编纂的历书（万年历）解决即可，这里不做叙述。

干支计月不是计“阴月”，而像西历一样设十二个月计“阳年”月。“阳年”计月是按二十四节气计月，立春后为正月（1月），惊蛰后为二月，清明后为三月，立夏后为四月，芒种后为五月，小暑后为六月，立秋后为七月，白露后为八月，寒露后为九月，立冬后为十月，大雪后为冬月（11月），小寒后为腊月（12月），一月两节。十二个月与地支数相同，比较容易记忆，只是以正（一）月为寅月往后推，腊（十二）月即是丑月。每个月所占地支固定，与之相配的天干，按口诀“甲己之年丙作首，乙庚之岁戊为头，丙辛之岁循庚上，丁壬壬寅顺庆流，戊癸若问何方法，正月始从甲寅求”得出。即从该年天干位次得出月份干支，例如今年是庚子年，那么正月就是戊寅月依次顺延。由于按二十四节气分月，与公历一年周期相同，日期比较固定，所以按照公历日期记忆农历节气就相对容易。例如立春在2月4日前后，雨水在2月19日前后，永远不变。按阴月日期记忆则没有规律可循，很难掌握。

按月亮绕地球转一周（月亮圆缺一次）为一个月，是阴历的主要特征。由于它便于人们对一年时日递进的认知和对生活的把握，所以炎黄子孙都是按照“阴月”计月过日子。遇住有闰月的年份，就重复一个前面的月份，把十三个月变成十二个月。只有从事“易卜”职业的人，才会按照节气定月，算出年月日时的八字来。

传统历法以干支定年月日时，是为“八字”，与阴阳五行方位相配，推算天地人变化规律，这门学问更是博大精深。古代就有商王占卜问事、文王演八卦、孔子编易经的典故。时至今日，人们仍在研究不辍，潜心求学者众，民间更有人作为谋生手段，但精通者却寥寥。

传统历法是华夏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它始于黄帝，至商代形成阴阳合历，从汉代开始以二十四节气划分十二个月，用于指导农业生产，所以称农历。我国古代农业的发展得益于传统历法，农业文明是华夏文明的根基所在，几千年来其地位一直领先于世界。

中国的传统历法的特征是“阴月阳年，阴阳互补”，它用闰月的办法使每一年的平均天数符合地球公转天数，既用“阴月”便利了人们对日常事务的安排，又用“阳年”兼顾了春耕夏种秋收冬藏一年四季的农业生产，实在是智慧之举。

华夏民族在使用传统历法的过程中，把握四时庚辰、指导农业生产、安排年节杂务、处理家庭琐事等等，都是以对阴历的月份认知决定的。在数千年的生产生活实践中积累了丰富的知识，形成了独特而厚重的民族文化。

在时间的认识上，尽管不像官府设置“滴漏”，更没有现代的钟表，但在不同季节及阴晴夜昼，对时辰的把握却很准确。他们看日头，“日上三竿、日头压山”；他们看动物，“公鸡打鸣喳鹂叫，鸡上宿羊进圈”；他们看月亮，“二十整整月出一更，初十月亮管三更”；他们看星星，“启明星出套牛，卧牛星落上槽”；他们看季节，“冬走十里不明，夏走十里不黑”等等。总之，他们总能借助参照物，以丰富的经验把时间掌握得恰到好处。

在几千年的小农经济时代，庄稼精们都是按“阳年”的二十四节气安排农事，指导农业生产。如：“立春晴，雨水匀”“立春下了霜，当春会烂秧”“惊蛰不耙地，好比蒸馍走了气”“明清明，暗谷雨”“小满不满，芒种不管” “立夏不糙场，麦在土里扬”“（种棉花）清明早立夏迟，谷雨前后正当时”“（小麦）立夏不出头，割了喂老牛”“小满豆（收获）”“芒种一半茬（割麦）”“立了秋万事休（种秋庄稼）”“（种麦）寒露到霜降种麦是中墒，霜降到立冬种麦莫放松”等农谚，就是经验的总结。他们把阳年与阴月有机结合起来，根据节气所在月份预测收成，安排种植计划，如“夏至五月头，不种芝麻也吃油；夏至五月中，十座油坊九座空”“夏至五月底，不种谷子也吃米”等农谚，以此保证农业收成，促进农业发展。

在年节及人情世故的安排上，则充分体现了华夏民族“孝道、仁爱、感恩、礼仪、和谐、喜庆、忠诚、正义”等思想内涵。例如：元宵、清明、端午、七夕、仲秋、重阳，甚至二月二、六月六、十来一、腊八等。而春节则是集诸多元素之大成，从腊月二十三的小年祭灶、除夕的团圆祭祖、初一的拜年，到接下来的串亲访友，无不是在人与人、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浓浓氛围中渡过。这些年节的安排，除了文化元素外，还体现了古人自我调节、张弛有度、转换角色、未雨绸缪的智慧心理。例如，在时间上几乎每个月都有节气，无论有否闰月立春节气都在春节前后，这是人文心理与自然规律的绝妙结合。

在历法中更能体现中国人智慧的是十二地支的动物化。我们都听过关于周总理对十二生肖的阐释：每组两个不同动物有机结合，老鼠的智慧与牛的勤奋，老虎的勇猛与兔子的谨慎，龙的刚猛和蛇的柔韧，马的奋勇与羊的和顺，猴的灵活与鸡的恒定，狗的忠诚与猪的随和，优势互补，强强联合，不求一人最好，只盼和谐共赢。这绝不是牵强附会，《六十甲子纳音歌》中，就是按两属相同命来决定五行的，例如“甲子乙丑海中金”等。

传统历法中的文化俯拾皆是，单说每个月份的叫法就不一而足。如正月又称端月、元月、孟春等，二月又称杏月、花月、仲春等，三月又称桃月、桐月、暮春等，四月又称梅月、槐序、孟夏等，五月又称榴月、蒲月、仲夏等，六月又称荷月、伏月、季夏等，七月又称兰月、巧月、孟秋等，八月又称桂月、壮月、仲秋等，九月又称菊月、玄月、季秋等，十月又称良月、阳月、孟冬等，十一月又称冬月、葭月、仲冬等，十二月称腊月、冰月、季冬等。尽管许多称谓仅出现在文人的典籍中，但足以看出人们对物候现象变化的细微观察和含蓄表达，给人以内敛、儒雅、睿智、文明的美感。

中国古代的“阴月阳年”历法是在科学并不发达的情况下产生的，精确度很难跟近代天文学产生以后相比。不过早在元代，天文学家郭守敬编制的《授时历》就计算出了地球绕太阳一周的实际时间，其精度与现行公历相同，却早了三百多年。明朝末年，崇祯皇帝让来到中国的德国传教士汤若旺协助徐光启编制《崇祯历法》，汤若旺开始把西历与中国传统历法结合起来，后经不断完善才有现在的阴阳合历版本，但并没有用公元纪年，使用公历纪年是到中华民国建立后。西方历法是单纯的太阳历，与中国传统历法相比不可同日而语。

中国传统历法闪耀着中华文明的熠熠之光。尽管她唯物论与唯心论俱兼备，辩证法形与而上学共有，科学与迷信同生，但其包含的自然科学知识、哲学辩证法思想、人文主义理论、民俗民风传统等深厚内涵，堪称中华民族优秀文化的精华，无疑是贡献给全人类的宝贵财富。我们应以“吸取其精华、剔除其糟粕”为出发点，在树立文化自信的基础上，不自大、不保守，除去糟粕的东西，让中华文明在新时代进一步发扬光大，为人类造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