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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9年10月1日，新中国成立。在历经百年的耻辱之后，中国人民终于站了起来。而“新”的确立，自然便要与“旧”斗争，这个“旧”既有旧的思想，又自然也有旧有的物什。 于是，很快一场关于北京旧城墙的存立争论展开。以郭沫若为首的大多数人，支持拆除北京古城墙；而以建筑学家林徽因、梁思成等人为首的一方，则坚决反对拆除古城墙。 对于这样的争论，郭沫若一方的优势在于 支持者人数众多，而对于深谙建筑学的梁思成等人而言，如果一旦北京的古城墙被拆毁，对于古建筑的保护、研究价值无疑都会大打折扣，于是很快他便和陈占祥一起提交了一份长达2.5万字的《关于中华人民政府行政中心位置的建议》的报告，其中不乏有对古城墙的再利用之举措，包括将城门设置为交通环岛，城墙改造为立体公园等措施。 但是，这样一份现在看来行之有效的报告却在当时的社会环境之下并未被采纳，最终郭沫若等人提议的北京古城墙拆除提案通过。 北京，作为一个有着悠久历史底蕴的城市，其建城史长达3000多年，更是有着多达900多年的建都史。建国初的北京古城墙，作为元朝、明朝、清朝三朝兴衰更替的见证，规模庞大，更是有“内九外七，皇七禁地四”的说法，说的便是这北京内、外城的十六门。 在长达几百年的历史周期内，从元朝建立，忽必烈定都北京；再到元王朝覆灭，徐达、常遇春的奉诏讨伐；1403年，靖难之役胜利后朱棣的决意迁都，下诏修建紫禁城；及至李自成攻破北京，大明灭亡；多尔衮的入主中原，清末的八国联军侵华等等，北京古城墙也在毁与建之中无声的诉说着这些沧桑的历史。 但当郭沫若的 拆除古城墙提议通过，这些历史无疑都将烟消云散，而且是人为的主动的烟消云散。 面对此情此景，身为建筑学泰斗的林徽因、梁思成自然绝不甘心。作为一直致力于古建筑保护的夫妻二人，在偌大的中国众多的有关古建筑上都留下了他们的痕迹 ，从广济寺、安济桥、华严寺等等，对于即将被拆除的北京古城墙他们自然还想再尽薄力。 林徽因彼时早已是病体沉重，却仍旧不顾身体之抱恙，奔走游说，据理力争，但即便如此却仍旧毫无结果。 1953年时，外城城墙基本被拆后，郭沫若又将目标定在了朝阳门、阜成门的城楼。此时的林徽因痛心疾首，又一次挺身而出喊道：
这对于一个一生都致力于古文物保护的专家而言，何其悲壮。但这样的话语也并未动摇郭沫若们的拆城决心。不出几年，记载着数百年的古城墙消弭殆尽。如今的北京，也只有两段古城墙幸存，一段被建成了明城墙遗址公园，另一段则修复后成了西便。 而当经济富足，旅游业大行其道之时，又有人专家提议重建古城墙。但且不说如今土地资源紧张，寸土寸金；即便是真正新建成功，正如林徽因先生所说的“厚重感”又何在呢？难道不就是摆设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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