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围城》与《边城》，谁的文学价值更大一些？

对于这种经典名著的比较问题似乎是自古以来就有，对于这个问题他的评价标准除了一些硬性的指标之外，更多的还是个人化的倾向。毕竟有这么一句不成文的共识——'文无第一，武无第二'。对于文艺作品来说，每个人都有每个人的判断标准，于是这就随即涉及到文学经典的评选的标准。毫无疑问这也是一个难以达成统一的标准。因此秉持着学科严谨的态度，我将会从文学本质属性——审美性和文学史观点来讨论《围城》和《边城》谁的文学价值更大一些。

一、审美性

在每一本文学理论的开篇第一章一定会谈到的一个问题就是'什么是文学'，在周宪主编的《文学理论导引》中是这么提及的——'文学是以精致的语言书写的具有艺术价值的以文本为中心的文化系统。'

而中国文学理论学界权威之一童庆炳在《童庆炳谈文学观念》中探讨这个问题时候则采用了四个角度：第二章的文学从属于文化的一部分；第三章从文学是审美意识形态的这个角度，着重谈了文学作为一种社会意识形态和审美活动的内涵特征；第四章是从文学本体论中与作家的关系探讨，将'体验'在文学中的作用及特征给放大；第五章指出文学是语言的艺术，就这语言学的角度来探讨。

不难看出，在探讨文学本质的时候具有审美性与语言是非常重要的论点，而文学语言作为独立的一种语言有着鲜明的特点，甚至每种文体的语言都不尽相同，但是一言以蔽之，莫过于审美性。

那么什么是文学的审美性呢？在朱光潜的美学体系中有一个很简单的例子。在一个空间内，一个松树与一个人，如果这个人没有思维涉及到这个松树，那么树与人都是独立的个体，而人主观去思考欣赏这个松树，但是松树并没有什么回返，在人的意识当中只能认识到这是生物意义上的松树，也算不上审美，只有当松与人互相感染，思维中对松树的形象有不同于生物意义上的'改造'或者'触动'那么这才算得上一次精神上的审美活动。

所以，简单来说，审美性是人主观思维与客体互相触动作用的结果。因此用这个观点来看待《围城》与《边城》谁的文学价值更高一些，是很难讨论出结果的。由于阅读主体自身的生活经验都是独一无二的，每个人对于两个文本的审美是不同的，而不同的人面对同一文本，审美感受仍然不同。

那些深受'围城困境'困扰的人自然更是倾向于《围城》的文学性更高一些，而那些天性追求真善美或者对于田园牧歌有所神往的人自然更倾向于《边城》的文学价值更高一些。

从文学本体本质意义上来讲，单纯比较两本'公认'的经典，几乎是得不到合理公正可以说服所有人的结论的。

就我个人而言，我正处于就业与学业不可调和的冲突当中，倍感'人生不如意事十之八九，可与人言无二三子耳'所以我更倾向于《围城》对于我个人的审美价值更高一些。

二、文学史的意义

每一本文学作品从被除作者之外第二个人看到之后就实现了从文本到文学作品的转变过程。一部文学作品可以窥见到前辈中有意无意的映射，同样也可以在漫长的时间之中给与后辈有意或者无意的影响。如果这部作品引得更多的文学可能性，往往造就的影响不在一人一书，或如'鲁迅风'的文学流派或者是成为'华威先生'这种文学符号，乃至文化原型。

因此衡量一本书的文学性仅仅从文学性上来讨论是不严谨的，探讨该作品的文学史意义是非常必要的。

《围城》与《边城》都是创作于所谓的现代文学史的阶段。

《边城》是沈从文创作的中篇小说，首次出版于1934年。这本小说算得上是'京派'小说的经典之作。对于《边城》的美学特质和文学史意义，我可以这样说——如果你想要了解三十年代'京派'小说的特质，读一读《边城》就足够了。这本小说用田园牧歌式的意蕴营造出京派文人们所追寻的'乡愁'与'纯美'，里面一切的情感都是那么真挚，生离死别的痛苦都没那么的浓烈。甚至在生活中爱情与亲情不可调和的矛盾的困境中，不过是有些凄美但不凄厉。

追求真善美，追求古中国的美好，追求纯真的文学就是三十年代'京派'小说的审美质感。

同时《边城》开创了中国文学史上独一无二的'湘西秘境'的这个文学世界，在《边城》的地基之上，沈从文构筑了令人神往，令人惊叹的湘西世界。在政治意识成为主导的三四十年代的文坛，开辟出关于人性关于美的一条独一无二的文学之路。毫无以为《边城》在文学史的地位是举足轻重的，对于文学史的意义也是无可替代，难以否认的。

《围城》被誉为'新儒林外史'。第一版于1947年由上海晨光出版公司出版。故事主要写抗战初期知识分子的群相。

《围城》为钱钟书先生带来的声誉绝非一时，而这本书被誉为'新儒林外史'更能检出世人的评价。那么在文学史上这部小说有着和《边城》相当但不同的影响。

古人小说爱写风花雪月狐鬼花仙，现代小说多得是拯救现实聚焦的是'旧中国的儿女们'和现实中几乎不存在的'时代新人'。其中成就较高的那些作品往往是前者，而这些旧儿女们，农民与知识分子又是两大'顶流'。

纵观现代白话小说中对于知识分子的描写往往是充斥着愚昧无知的斥责与无可奈何的悲哀，并没有积极向上的描写，这是一大憾事其中背后的文化心理可以再谈。而《围城》堪称建国前的现代文学中写知识分子的集大成之作，并且青出于蓝。

《围城》中以主角方鸿渐这个'零余者'为核心知识分子的群像，生动又深刻，戏谑又辛辣。时至今日读来人觉得在探刺身边的某一个人，这种化私人化的思想感情转为具有共性的人类普遍感情的创作无疑是传世佳作永恒的标准。

时至今日，在中国文坛上写知识分子群像的可以与《围城》相比的至今未有，更不必提及永恒'方鸿渐们'和'围城困境'。

可以说《围城》和《边城》在文学史上都开创了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局面，他们的存在极大地丰富了那个'革命'压倒'启蒙'的文坛僵局。就这个意义来讲两者难分伯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