蜀汉为什么最先灭亡？ 有人说是黄皓专权，祸乱朝政； 有人说是后继无人，将帅凋零； 有人说是姜维穷兵黩武，损耗国力； 有人说是阿斗扶不上墙，再好的臣子也辅佐不了； 有人说是关羽怙恃勇名，大意失荆州，破坏了诸葛亮两路北伐的隆中对战略； 有人说是刘备不该东征，夷陵之战几乎葬送了蜀国的全部兵力，错失了利用曹丕代汉时的混乱趁机北伐的时机； 也有人说是蜀国面积太小，注定要失败； 这些理由都对，都有道理。治国理政本就是一个系统性工程，就如同人的身体一样。心脏坏了会死，肺坏了也会死，脑坏了也会死。任何一个器官的衰竭，都会带来整体的衰灭。 三国亦然。 在肯定上述原因的同时，我认为还有一个因素导致了蜀汉的灭亡，或者说终究导致蜀汉要灭亡。那就是： 理想信念的丧失！！！ 当然，要想说清楚这一点，我们至少需要解决三个问题：  （Ⅰ）蜀汉政权有理想信念吗？ 一个政权的理想信念，一方面取决于领导人的个人信念，一方面取决于全体臣僚的共同信念，唯有二者相符、相融，才能构成这个政权的理想理念。 在开始论述蜀汉之前，不妨先拿出孙权的例子做个对比。不喜欢孙权的人都认为他是一个反复无常、为达目的不择手段的人。在赤壁之战前能狠下心来对抗曹操，在荆州、夷陵之战中能忍辱向曹魏称臣对抗刘备，在三国鼎立阶段又能像没事人似的和蜀汉联合对抗曹操。而事实上，这些反复的背后折射出的是东吴政权理想信念的混乱。 孙权一直是一个有野心的人，这一点一直没变。正如他称帝时诸葛亮指出的那样：
只不过东吴臣僚的理想信念一直在变，孙权不仅统一不了思想，还经常受其左右（说的好听一点就是孙权总是能根据环境形势的变化而适时调整自己的战略）。 在早期时候孙权继承了孙策的思路，也就是张纮的战略：尊王攘夷，成齐桓霸业。
在周瑜时代，尤其是赤壁之战后，孙权笃信了周瑜的才干，也看出了曹魏的虚弱，也看到了未来能统一全国的机会。所以其战略变为成就帝业，建立全国性的政权，只不过在实施时是东吴独立完成的，因此孙权才会支持周瑜西进灭刘璋的计划。
 到了鲁肃时代，虽然鲁肃仍主张成就帝业。但自己毕竟没有周瑜的才干，无法独立实现带兵统一天下的愿望。只好退而求其次，力劝孙权借荆州给刘备，以联盟的力量对抗曹操。当然了，孙权对这种战略也表示了认可。
最后到了吕蒙时代，孙权本来还坚持以前周瑜、鲁肃的战略，想继续北伐。但吕蒙分析了一通如何徐州守不住，如何荆州好防守之类的，孙权就动心了，战略则变为擒杀关羽、保据江汉、鼎足江东、三分天下。
而孙权对这种战略的变化也是默许的。举例来说，在襄樊之战时期，如果此时孙权还有称霸天下的心，在关羽威震华夏、张辽等合肥守军驰援荆州、曹操讨论迁都之际，他就应该趁虚出兵徐州，把水搅的更浑，让曹操收尾不能相顾。即便拿不下中原，也能把防线推至淮河一线，扩大纵深。历来，守江必守淮，孙权以及众多谋士不会不懂这点，同时孙权也不会不懂二弱相争，必然会让曹操坐大的道理。但是，他还是执意要去捅关羽的屁股，舔曹操的脚，这说明孙权知道他真正想要的是什么。不是群雄逐鹿中原的乱局，而是守住长江上游心中的那份踏实。也正是由于这些战略的反反复复，才有了孙权的反复无常（在蜀汉灭亡之际，东吴派兵西上救援蜀国，等半路发现蜀国已经投降了，立马改变策略，强攻巴东，夺取地盘，沿袭了孙权一贯的反复无常作风）。  长江淮河区域图 刘备则不一样。 身为蜀汉政权领导人，他始终有着清晰的目标，有着坚定的信念，那就是兴复汉室、成就帝业。而且最关键的是，他还毫不讳言这个信念，时时刻刻将之灌输于全体臣僚。在隆中对时，他明确告诉诸葛亮我要的是天下：
在收养子时他取名叫“封”，在生儿子时，他取名叫“禅”，合起来就是皇帝才能做的“封禅”，这就等于明确告诉全体人，我要称帝，愿意追随我的跟我干，不愿的自己走，所以刘巴这种忠于汉献帝的宁可躲在交州也要避开他，而蒋琬、马良、庞统这些不在乎谁当皇帝的死心塌地地跟他跑。 也正因为如此，蜀汉人才虽凋零，但思想高度一致，战斗力颇强。  这里也要插一句。虽然刘备的口号是兴复汉室，但他的理想不是兴复汉献帝的汉室，而是效仿汉光武帝刘秀建立自己的汉室。这在他自称汉中王（刘邦曾经的封号）兼大司马（刘秀曾经的职位）的安排中很容易看出（没办法，因为他姓刘，所以他比曹操、比孙权有先天的优势）。虽然手下一些臣僚的想法和刘备不完全一致（比如赵云的信念是恢复汉献帝的汉室，所以在刘备东征时会说“国贼是曹操，非孙权也”，而刘备要实现自己的帝业，就必须保住荆州这块沃土），但好歹大致方向没有偏差。 其次，刘备深知政权的理想信念还有赖接班人和全体臣僚共同维护，企业文化要时时提、次次提才能深入人心。所以他对诸葛亮是耳提面命、谆谆叮嘱。 在《出师表》里诸葛亮记载了这样一件事：
这里的“每”字可以看出他们经常在一起讨论治乱兴国之道，除了交流知识、相互学习外，估计也是为了将思想统一的高度一致的水平。诸葛亮也不负厚望，从《前出师表》的“先帝知臣谨慎，故临崩寄臣以大事也”，到《后出师表》的“先帝虑汉、贼不两立，王业不偏安，故托臣以讨贼也”，始终将刘备的遗嘱挂在嘴边，始终将北伐中原、兴复汉室的大业放在手边，实现了蜀汉政权理想信念的传承。  对于其他臣僚，刘备则以身作则，率先垂范。在携带百姓当阳撤退时，死活表示：“夫济大事必以人为本，今人归吾，吾何忍弃去”；在诸葛亮建议攻取刘琮的襄阳时表示“吾不忍也”，还在百忙之中吊唁刘表墓；在庞统建议进攻刘璋时表示“今以小故而失信义於天下者，吾所不取也”，通过这些仁义行为来收拾人心，来显示自己以天下为重。这些组合拳打出来，别说刘备的部下感激涕零、誓死效忠了，就连后世东晋的习凿齿也佩服的五体投地：
综上所述，蜀汉政权不仅有理想信念，而且信念很坚定。 （Ⅱ）蜀汉政权的理想信念后来丧失了吗？ 答案不言而喻。 先从感性来说。不论是读《三国志》还是看电视《三国演义》，有没有一种感觉，蜀汉前期活力四射，到了后期变得死气沉沉。 在蜀汉前期，那些文臣武将无不有一种视死如归、敢为天下先的勇气和气魄。诸葛亮二十多岁出山就敢毛遂自荐出使东吴，承担起拯救刘备集团的使命；关羽不向中央请求援兵就敢独自发动襄樊战役；赵云一个人就敢带着甘夫人和刘禅在乱军中撤退；魏延初任汉中都督就敢发出“若曹操举天下而来，请为大王拒之；偏将十万之众至，请为大王吞之”的豪言；黄忠面对天下精锐的曹魏军，也是“推锋必进，劝率士卒，金鼓振天，欢声动谷”，打出蜀军的气势。这些豪情的背后，折射出的是对自身实力的自信，是对建功立业的渴望。 在这种氛围的影响下，蜀汉臣僚工作起来也是格外积极主动，领导想到的积极落实，领导想不到的主动要求做。庞统主动建议伐蜀；法正主动建议伐汉中；到费禕执政时，面对曹爽三路大军进攻汉中，跟自己工作职责没半毛钱关系的来敏还专门跑过来试探费禕。 为什么当时蜀汉臣僚的工作热情这么高？我认为往高了说是忠于自己的理想信念，像诸葛亮、关羽、赵云这种层次的人典型的就是这么想的；往中间说是对建功立业的渴望，像黄忠、魏延、廖立等人，当然了这种建功立业的渴望最终也将服务于刘备等统治者的理想信念；往低了说就是跟着领导干有肉吃的简单的朴素的认知，在蜀汉前期士兵很少逃亡应该就是这样思想。 但是，在蜀汉中后期，这种理想信念随着时光的流逝却在逐渐消磨殆尽。 先说君主。  刘禅青少年时条件艰苦，没享过福，估计和刘备一样保持着艰苦奋斗的优良传统； 在中年时被诸葛亮和董允管的紧，也没曾懈怠，对北伐事业也很上心。何以见得呢？ 据《李严传》记载，李严在算计诸葛亮时，曾向刘禅上表“军伪退，欲以诱贼与战”。“军伪退”这种战术层面的小事情都要从汉中向成都的皇帝汇报，说明刘禅平时是关注北伐的一举一动的，平时派人询问战斗状况应属常态，否则刘禅若不关心军事行动，李严冷不丁把这件小事报上去，岂不是让人怀疑。 然而在晚年时，当董允去世、陈祗担任尚书令时，陈祗和黄皓想着法让刘禅享受，刘禅突然发现原来荒淫无度、放浪形骸竟这么爽啊，并由此怨恨董允管的太紧：
结果别说政事荒废了，连姜维送来的钟会大举进攻的战报都得先由黄皓把关审一遍，更别提北伐中原，兴复汉室了。 再说执政大臣。 诸葛亮早年意气风发，信心满满，在《前出师表》中洋溢的无不是壮志豪情：“今南方已定，兵甲已足，当奖率三军，北定中原，庶竭驽钝，攘除奸凶，兴复汉室，还于旧都。”但随着街亭大败，信心也开始有所动摇，到了《后出师表》就铺满了“臣鞠躬尽力，死而后已，至於成败利钝，非臣之明所能逆睹也”的悲观和无奈。但不论如何，诸葛亮北伐中原、兴复汉室的理想信念没有丢。 权力传到蒋琬手里后，蒋琬虽然也存着兴复汉室的信念，但认为在执行中没必要非得北伐祁山，也可以顺汉水东征上庸嘛。反正都是从曹魏手里抢地盘，抢哪儿不是抢啊。
传到费禕这儿，费禕则更加悲观地认为：
 蜀汉的战略从此转为保境安民，防御为主。等到了姜维这儿，姜维虽然“心存汉室”，但权势已经有限，内朝（如黄皓）、外朝（如张翼、诸葛瞻、廖化等）都不同意北伐，孤掌难鸣了。 如果是执行大臣是差强人意的话，普通官员可就是惨不忍睹了，他们恐怕连理想信念是个什么东西都给忘了。蜀汉后期，普通官员的状态分为三类：一类是像张翼这种能干活但不主张北伐的；一类是像诸葛瞻、宗预这种不干活也不主张北伐的；一类是像谯周、杜琼这种不干活还瞎BB的。 第一类不说了，虽然观点不同，好歹是宣扬正能量的。 第二类的宗预有一句代表名言：
说白了就是混吃等死。这种人不在少数，基本所有的官二代、官三代都是这种状态，像关羽的孙子关统（虎贲中郎将）、赵云的儿子赵统（虎贲中郎）、法正的儿子法邈（奉车都尉）、糜竺的孙子糜照（虎骑监）等都是凭着恩荫当了个掌管皇宫宿卫的侍卫官，没什么真本事（有真本事的都放在重要岗位或一线上了，比如关羽的儿子关兴担任侍中，就是董允曾担任的职务；蒋琬的儿子蒋斌负责防守汉中三据点之一的汉城）。其他官员，比如陈祗、阎宇等，也是想着怎么哄刘禅高兴而已。 所以，当东吴的五官中郎将薛珝出使蜀国时，对蜀国的印象就是：“主闇而不知其过，臣下容身以求免罪，入其朝不闻正言”，已经是一片死气沉沉了。 第三类则更可恨了，到处煽风点火，唯恐天下不乱。杜琼到处宣扬现在的官署都叫曹，如东曹、西曹、户曹之类的，象征着天意在曹家。谯周则宣扬刘禅的“禅”字是禅让的意思，说明蜀汉的政权到刘禅就完了，
还公开做了一篇《仇国论》，反对北伐。杜琼死的早，也不教徒弟，影响有限。谯周则不一样，他学识渊博，弟子众多，就连写《三国志》的陈寿都出自他门下，这思想荼毒可以想象有多深远。 这还不算。到了邓艾偷袭阴平时，前方姜维、诸葛瞻都在拼死抵抗，后方永安都督阎宇率军驰援成都，如果指挥得当，说不定还能打个防守反击。可谯周呢，拼命鼓吹投降，不给其他方案一点机会。等刘禅把降表送到邓艾那儿时，邓艾才刚走到雒县，连成都的城墙还没看见呢。所以，史书才记载“艾得书，大喜”。如果不是出乎他的意料之外，何至于“大喜”啊。  想当年，刘备讨伐刘璋时，在雒县足足打了一年时间，把庞统折进去才攻破了城池。在围成都时，也持续了好几个月。当时，刘璋的属下都要求奋死一战（“吏民咸欲死战”），只不过刘璋心软，不想徒伤无辜了。而如今，刘禅手下这些人还不如刘璋当年呢。 而造成这一切的根源，说是理想信念的丧失都算轻的了。这些官员，好一点的只是尸位素餐，没有进取的雄心；差一点的是对这个国家、对这个政权压根没有丝毫的认同感，更遑论政权的理想信念了。这就好比跟一群汉奸在讨论如何保家卫国一样，徒惹人耻笑罢了。 （Ⅲ）蜀汉政权的理想信念为什么丧失？ 在此之前，先说一下，为什么要格外强调蜀汉政权的理想信念。两个原因。一是理想信念本身是激励人们不断奋进的动力源泉。正如在楚汉争霸时，张良曾对刘邦说的，人心思静，一旦安定下来，士兵就会安于现状，不愿意打仗了，到时候就只能默认现在的格局，在项羽手下做个汉中王。所以刘邦不待士兵喘过气来，就明修栈道暗度陈仓，掀起了新一轮的全国大战，最终夺得帝王宝座。蜀汉也一样，自刘备去世后，“国际形势”越来越趋于稳定，所以蜀汉政权必须需要这样一个工具来调动人们的积极性。 第二，兴复汉室的理想信念是蜀汉政权合法性的基础。俗话说，天无二日，国无二主，蜀汉政权在建立时自称是继承了汉朝的传承，那么魏吴在其眼里就应当是篡立，那么它就有义务去诛暴乱、伐不臣，如同舜伐有苗一样。再加上“汉贼不两立，王业不偏安”，自古未有一个政权能偏居一隅而自称正统，所以北伐成了蜀汉唯一的出路。如果等到让天下人民都认可了汉朝已灭，“正朔有三”，那么蜀汉就失去了政权建立的合法性。 而正是这么重要的一个东西，竟然被蜀汉政权给丧失了，或者说给抛弃了。那它是怎么丧失的呢？ 从客观上来说，是一次又一次失败的打击。悲观点来说，没有什么信念是失败击不垮的，如果有那就多来几次。在失败的轮番轰炸下，别说理想信念丢失，就是怀疑人生都是可能的。在经历荆州覆灭、夷陵覆灭和街亭大败后，蜀汉臣僚对北伐中原、兴复汉室早就不存幻想了。也正是因为如此，所以我们现在才要强调要从胜利走向胜利，从一个胜利走向另一个胜利。 从主观上来说，是蜀汉政权后期放松了理想信念的教育。怎么放松的？没有对比就没有伤害，我们先来看看诸葛亮是怎样进行理想信念教育的。简单来说，诸葛亮采取了三大措施。 （1）政治上巩固政权。 在刘备章武三年去世后，按规矩应当在第二年再改年号，以示对先帝的尊重和怀念，但诸葛亮不管这些虚的，当年直接改为建兴元年，为的就是稳定民心，重树信心，向蜀汉人民昭示蜀汉的大旗没有倒，兴复汉室的大业没有抛。 在街亭失败后，
这里主要有两项核心内容，一是通过公开发布自己的过错，来展现自己的自信，给人一种感觉，我敢公开承认过去的失败，说明我有把握在未来赢得更漂亮；一是“考微劳”，再小的功劳也要表彰，比如王平，只是在街亭之战中没有遭受损失，就得到大力提拔，来激励人心。而结果呢，蜀汉“民忘其败矣”，从失败的阴影中走了出来。  （2）思想上正本清源。 诸葛亮在北伐时曾先后两次上表，洋洋洒洒、逻辑缜密、语气恳切，完全不像例行公文的样子。按理说诸葛亮掌握全国最高权力，他要出兵没人拦得住，比如《吕乂传》记载：
诸葛亮可以直接从各地调兵，为什么还得上表呢？即便是为了尊重刘禅，按照范文写几句也就够了。但诸葛亮没那么做，实际上他是把这次上表看作了一次思想再教育的机会，他的《前出师表》论证了北伐的可行性，《后出师表》论证了北伐的必要性，为的是统一皇帝和臣僚的思想，坚定北伐的信心和决心。 还有，在刘备去世后，曹丕发动了对蜀汉的和平演变，要求公卿大臣必须给蜀汉有旧交的臣僚写信，鼓动他们劝说刘禅放弃帝号，向曹魏称臣，史料可见的就有王朗写给司徒许靖的，陈群、华歆、诸葛璋写给诸葛亮的，当然还有曹丕直接写给刘禅的。《魏略》中就记载了一封王朗写给许靖的信，可惜当时许靖已经去世，没有看到：
而诸葛亮呢，采取的做法不是断绝大臣之间书信的往来，而是自己写了篇《正议》，广泛告知于大臣和人民，驳斥曹魏荒谬的言论，重新声明蜀汉的正统和蜀汉必胜的道理：
诸葛亮用项羽乌江失败和刘秀昆阳之战胜利的例子，说明兵力的强弱替代不了正义的力量，以此激发人民的斗志，给蜀汉人民做了一次精神上的洗礼。 为了充分达到正本清源的效果，诸葛亮不仅正面宣贯，还打击反面典型，有时甚至有点过分的感觉。凡是敢公开唱反调的人，基本上都被他处罚了。
来敏狂妄自傲，不认同蜀汉的理念，总是在臣僚之间散布不利于团结的话语，诸葛亮直接把他的官职给免了，让其回家闭门思过，以此维护臣僚思想的统一。 诸葛亮去世后，蒋琬等人在这一点上就弱化了许多，不仅对批评自己的意见能容忍，对批评政权的言论也不追究。虽然示人以宽容，但殊不知人心在此也慢慢散了。 比如对杨戏的傲慢：
对杨敏的批评：
结果虽然有效维护了臣僚之间的团结，但也导致杜琼、谯周等人肆无忌惮地散布亡国言论，攻击蜀汉正统性，动摇蜀汉政权理想信念的根基（蒋琬你不处罚杨戏等人可以理解，但他谯周这种人还能容忍就过分了。） （3）作风上以身作则。 诸葛亮自建兴五年驻扎在汉中后，到死都没回过成都，就连坟墓都选在了汉中的定军山，以表达自己“不破楼兰终不还”的决心，勉励全体将士奋勇北伐。 再根据《诸葛亮传》记载，诸葛亮曾上表说：
说明诸葛亮的家是安在了成都，没有随他住在汉中。而且诸葛亮唯一的儿子诸葛瞻出生在建兴五年，正是他北伐的那一年，以后再没生子女的记载，我猜测诸葛亮在汉中时连妻子、女眷也没携带，苦兮兮地一个人生活，为的既是鞭策自己，也是勉励他人。  然而，在诸葛亮去世后，继任的蒋琬、费禕、姜维等人却只学会了诸葛亮的内政、外交和军事才干，忽略了思想上的教育，从史书中也没有再找到任何事关理想信念的内容。结果只能是几个开明者苦逼兮兮地筹谋着北伐，筹谋着治国理政，大多数人浑浑噩噩，尸位素餐，一小撮投降派甚嚣尘上，鼓动口舌，最终亡国。 正反对比来看，诸葛亮真不愧一代伟人，不愧是杰出的政治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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