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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03-05 在疫情面前，历史学家或许不能像医生、公共卫生学家和科学家那样站在抗击疫情的第一线，但通过向公共政策制定者和社会大众提供既往的疫情信息，人与疾疫相互博弈的历史知识，历史学者可以帮助人们以更广阔的视野和更理性的态度来对待疾病，提升社会整体应对能力。从职业与专业角度提供相关信息与资料，是学术研究者对社会应尽的责任和关怀。 公共卫生安全是人类面临的共同挑战。古代病理学的研究结果明确告诉我们，疾病与地球上的生命几乎是同时出现的，它是人类文明前行中形影相伴的同道者。专家们在古生代的动物身上发现有龋齿和寄生虫病。在金字塔内封存了4000年的木乃伊身上，考古学家就发现了寄生虫病和梅毒的痕迹。古埃及雕像中也有患有脊髓灰质炎病人的形象。可见，疾病从古至今都和我们“形影不离”，疾病的历史与人类历史一样悠久而复杂。 对“流行病”的讨论和记录最早可上溯到公元前400年的《希波克拉底文集》，书中有两个章节是以 “流行病学(Epidemic)”为标题的。《文集》分析，公元前4世纪希腊“流行病”与季节、气候和地理环境相关联。作者考察了历史上和同时代的大量病案，对疾病的症状、治疗方式以及生存率等作了详细的记录。 希腊文用“loimos”来表示死亡率高、同时会侵染许多人的严重疾病，类似拉丁文的“pestis”，表示“瘟疫”。最初中医典籍中采用“疫”来指称此类疾病，有“疾疫”、“瘟疫”、 “厉疫”、“厉气”和“时行”等词，《释名》曰：“疫，役也，言有鬼行役也。”《说文解字》曰：“疫，民皆病也。”但“疫”最初表示的只是流行病意思而非传染。直至明代，医生吴有性在 《温疫论》指出：“疫者，以其延门合户如徭役之役，众人均等之谓也。”“疫”才代表具有高传染性的疾病。 流行病和恶性传染病不仅肆虐人群，甚至会毁灭国家与民族。公元前430年，在希腊伯罗奔尼撒战争时期，发生了一场大规模传染病，结果导致雅典城邦全面溃败。古代中国也同样遭受过无数次“瘟疫”的袭扰。《三国演义》中有著名的“赤壁之战”，在正史中记载导致曹军战败的原因也是瘟疫：“公到至赤壁，与备战，不利。于是大疫，吏士多死者，乃引军还。”历史学家根据历史文献和医案分析有可能是急性血吸虫病、疟疾、斑疹伤寒或是鼠疫。 历史上，瘟疫的爆发对人类社会造成了毁灭性的破坏，让人类付出了惨重的代价，但与疫病的搏斗也推动了人类文明的进步，它使人类对新出现的疾病从“未知”到“已知”，乃至现在我们科学家可以做到对某些疾病的“预知”；教会人们重新思考生命的意义和生命的价值，懂得敬畏生命，敬畏自然；教育人们相信科学，不要迷信，只有通过科学研究才能找到对付疾病的方法和药物，只有科学能够挽救人类生命；推动国家完善公共卫生体制和体系，加强社会安全立法，提升国家治理能力水平；启发医学家探究致病原因，研发针对性疫苗，催生新的学科、研究领域和研究方法，比如细菌学、流行病学的兴起、统计学调查方法的广泛应用、人口普查和疾病谱的出现，由控制霍乱而形成的水资源控制和水质量监督管理、疾病研究的社会学取向等。正是基于这一点，以社会学、地理学、人类学和环境生态学的研究方法探讨疾病的发生、发展、流传并拓展抗击疫病的新方法与新视路的疾病史研究应运而生。以往的历史学家忽略了疾病对文明进程的影响力，他们没有充分认识到疾病的威力，尤其对于普通民众而言，疾病破坏性更为显著。1860-1864年间，德国医学家奥古斯特·赫希编辑出版了《历史地理病理学手册》，尝试从宏观角度审视疾病的演化，开创了疾病地理学史的研究。上世纪80年代，英国剑桥大学学者开展的人类疾病史研究指出，在整个人类历史上，病原体的进化发挥了并现在依然发挥着巨大的作用。近几十年来，疾病史研究通过揭示各种疫病循环模式的历史影响，将疫病史纳入历史诠释的范畴，正在逐渐改变历史学研究对疾病的传统认知，并开拓出诸多新兴的研究领域与方向。 疫情期间，我正在进行中国科协“老科学家采集工程——闻玉梅院士”项目的收尾工作，无意中读到这样一段史料：1993年闻玉梅在《在上医文化研讨会上的发言》说到“华山医院的翁心华教授，他到现在还是看20元一人的门诊，200元的（门诊）他是不看的。问他为什么，他说传染病是穷人的疾病，穷人才会来看传染病。他这个作风是从戴自英教授、徐肇玥教授那儿传承下来的，并都一直保持着。”华山医院感染科1955年由戴自英教授创始以来，一直将社会关怀、百姓服务放在首位，翁心华是现在抗疫明星张文宏医生的博士生导师，SARS期间就是翁心华领着张文宏一起开展抗疫工作。因此，张文宏今天表现出所有的一切：专业知识、科学精神和社会关怀都是有历史的。 此次新冠肺炎事件引发的一系列社会连锁反应，对理解历史上的疾病史和史料解读不失为一个理想的参照物，这可能就是历史研究与现实关照之间的关系。 （作者为复旦大学历史系教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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