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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朝“开放”时代的爱情生活:女子改嫁习以为常,皇帝名人更疯狂

 人之意 2020-03-05

在唐代这个较为开放的社会里,妇女改嫁是常有的事。

民间不说,王室本身就不太拿它当回事。唐玄宗李隆基的爱妾杨贵妃(小字玉环)就是嫁过人的人,而且还曾是玄宗儿子寿王瑁的妃子。玄宗夺子所爱,诗文里虽有微词,然而也从来没有把它当一件丑闻来评述。尽管隋朝曾限制过政府高级官员的妻妾改嫁,《隋律考・刘炫传》记载隋文帝开皇十六年曾下诏规定:

“九品妻无得再醮。”

九品以上官员,夫死之后妻不得改嫁,到了五品以上,夫死妾也不得改嫁了。所以隋代女子大多不愿嫁给作高官或要作高官的人。但是这种要求是很难在社会习俗中扎下根来的。所以唐宣宗时把范围缩小到公主有子丧夫才不得再嫁。

其实,为了发展经济,增加人口,唐在法律政策上是鼓励鳏寡成婚的。如唐太宗贞观元年下诏书说:

“丧妻达制之后,孀居极纪已除,并须申以婚媾,令其好合。”

据《新唐书·公主传》所载,唐代公主有九十三人,其中嫁两次的就有二十三人,嫁三次以上的有五人。民间女子在婚姻问题上不满意而请求离异的,也能得到比较宽容的处理。

从唐代许多文学作品中也可看到世人较为开放的爱情生活。

唐代传奇小说就不乏描写现实爱情生活之作。

《补江总白猿传》写了欧阳纥出于对妻子的挚爱,不惧艰险,夺回被白猿劫走而孕的妻子。《游仙窟》形象生动地再现了文人纵酒狎妓的生活。《任氏传》中的狐女任氏艳雨多情,忠贞勇敢。《柳毅传》主人公柳毅,在龙女遭夫家虐待时慨然相助,帮助龙女脱离苦难,又崇高地断然拒绝龙女家庭的劝婚,结果经过种种波折,两人产生爱情,终成夫妇。《霍小玉传》叙书生李益与歌妓霍小玉相爱的故事。李益发誓与霍小玉偕老,最后还是变心另娶贵姓。小玉悲愤成疾而死,冤魂化作厉鬼,搅得李益夫妻不和。《李娃传》写青楼女子李娃与荥阳公之子某生的爱情传奇。某生落难时李娃救他于风雪饥寒之中,某生富贵后李娃为了不妨碍他的前途想悄然离去。最后得到荥阳公的“谅解”,与某生结合并被封为“汧国夫人”。

这些艺术形象体现了唐代社会的爱情理想和妇女对所爱男子丰富细腻的内心生活,更可贵的是反映了唐代女子在婚姻问题上虽仍处被动地位却具有追求幸福的主动性格。

另一名著《会真记》(《西厢记》的蓝本)写了相府小姐崔莺莺的执着追求,做出了不顾“自献之羞”的胆大行为,当她意识到将被抛弃,由子身份和教养,她无心抗争,只是谦和地对张生说:

“始乱之,终弃之,固其宜也,愚不敢恨。”

反而理解并感激“君之惠也”。崔莺莺深知没有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即“不能以礼定情”,纵有山盟海誓,也是没有保障的。只有“没身永恨,含叹何言。”她对张生的爱是铭心刻骨的。可见唐代女子尽管有大胆明朗的追求,却仍不能摆脱“百年苦乐由他人”的命运。而薄情男子张生,却得到了世人“善于补过”的称赞。难怪唐代诗人白居易曾作《妇人苦》,为妇人深抱不平。他把妇人比作竹子,被折不再生,枯身抱节;而男子则象柳树,虽被折断,隔春又发新芽。

唐代女子的文才,也是为历代文人学士们所倾倒的。

女诗人薛涛,天资敏捷,沦为歌妓以后,与当时的名流如元稹、白居易、牛僧孺、令狐楚、裴度、严绶、张籍、杜牧、刘禹锡等人交往甚厚,与元稹尤其情深。

歌妓刘采春,也是个多才多艺的女子。她容貌秀丽,嗓音婉转动人,还能填词写曲,一曲唱来;使

“闺妇行人,莫不涟泣”。

元稹与她结识以后就舍却薛涛而同她相处了很长一段时间。可见唐代这个发达的、开放的社会环境曾给予了女子施展才华的一点点机会。

她们谈吐文章不亚于男子,特别是青楼女子更少拘束羞涩,她们大胆描写相思、离情,较男人写的更为真实和细腻。然而谁都无法超脱历史的限制。唐代妇女尤其是青楼女人,她们的才华和她们的本身一样,都不过是投当时文人所好、甚至是供人玩狎罢了。薛涛就曾作诗描写自己的不幸说:

“二月杨花轻复微,春风摇荡惹人衣。依家本是无情物,一任南飞又北飞。”

唐朝的青楼发达

唐代宫妓发达,不但文人显贵以风雅相标榜,就是皇帝也经常出宫到官办青楼去玩乐。许多青楼都悬挂着彩版,上面记着皇帝前去游玩的日子。唐代长安、洛阳、扬州、湖州等繁华城市青楼最多,佳丽如云,名妓辈出。如前面提到的薛涛、刘釆春以及钱塘苏小小,杜牧所钟情的翠华,都属于这种情况。甚至国家正史《唐书》还列有青楼女子李娃的传。

唐代士人不但去青楼,在家中还大多有专宠之妾。声色歌舞不绝于盛世名流之间。诗人白居易与妻子十分恩爱,但又恃笼小妾樊素、杨枝;韩愈一生宣扬儒学,当过国子博士(最髙学官),私生活却也很风流,专宠爱妾柳枝与绛桃;尚书张建特使其妾关盼盼住在燕子楼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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