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们也是一样的平常孩子——犹太集中营里的孩子

部分文字节选自 林达编著：《像自由一样美丽——犹太人集中营遗存的儿童画作》，小编重新编辑排版。

捷克首都，古城布拉格，我们都知道是一个美丽的城市；但对于在它西北方向几十公里，一个名叫“特莱津”的山区小镇，从十八世纪末开始是一个重要的军事要塞。慢慢地，在和平时代它也失去了军事防御功能，逐渐变成了一个普通的小镇，原有的士兵营房也就变成了普通居民的宿舍楼房。

但它原有的独特的军事城堡结构是一直保留的，而且容易封锁和看守。于是，在1941年10月10日，它被纳粹看中了，用来当作囚禁犹太人的集中营。美其名叫“模范居住区”、“犹太人自治小镇”等各种名号，其实它就是一个向“东方”死亡营输送囚徒的中转站。（具体关于纳粹对待犹太人的各种“处理方式”，以及特莱津这个集中营的具体功能，有兴趣的朋友请另行查看相关资料和历史材料，小编同时也非常推荐林达编著三联书店出版的《像自由一样美丽》这本书）

进入集中营的犹太人被勒令交出身份证，他们不再有名字，而是每人有了一个编号，有的甚至是直接烙印在手臂上。严苛的管理规则日日更新，没有基本的生活日用品，每一个人不可对外写信联系。

纳粹一方面通过各种“杀鸡儆猴”的手段在小镇上树立权威，另一方面还是要维持一个“模范集中营”的假象，在某些方面让犹太人在集中营里“自治”（“犹太人委员会”）。可即便是一个模范集合营，也根本无法符合人存活的需要。

每天都在死人，从最开始还有一个木箱子可以作为棺材，很快，死去的人就只是被草草地集体掩埋。最后，实在来不及处理，纳粹就直接建造了一座焚尸炉。

除了有犹太人被送来和运走，出口永远是封锁着的。被关在这里的，除了捷克的犹太人，还有来自德国、丹麦、荷兰、奥地利、匈牙利等其他欧洲国家的犹太人。在他们中间，有超过一万五千名犹太儿童。

可以想象，死亡率最高的肯定是老人，体弱多病他们经不起各种折腾。可是，在心理上受到冲击最大的，应付灾难能力最差的，是来到这里的那一万五千个孩子。比如，有些孩子是和父母一起被送进来的，但是根据纳粹的规定，八岁以上的孩子就必须跟父母分开，男人、女人、男孩、女孩，都必须分开居住。或者有些孩子的父母已经被送往死亡营了，孩子只能自己孤零零地进来。

在非常时期，在危险之中，有一些成年囚徒虽然对未来十分悲观，不相信自己能够活过这场灾难活到战争结束。可是，看到这些孩子，他们暂时放下自己 的不幸，暂时忘记了飘荡在自己头上的死亡阴影。

他们是谁呢？

来到这里的孩子们一开始并不知道，特莱津也囚禁着一批优秀的艺术家、音乐家、学者和教授。这些成年人开始想，他们应该如何帮助这些孩子度过非常岁月？在这样的时候，作为成年人，要对孩子们说些什么？

犹太人被关在特莱津，走出去肯定是不可能的。可是，作为所谓的“模范集中营”，犹太人在集中营内部有一定程度的自我管理。最先关注这些孩子的，是集中营的犹太人委员会（如第一任主席——雅各布·爱德斯坦），他们在纳粹给出的最苛刻的生存缝隙种给孩子们一点改善，为孩子们争取更多一点活动自由。

比如，通过他们的争取“斗争”，纳粹同意一些成人犹太人可以管理和照顾孩子们的日常生活，也容许孩子们有一定的户外活动时间，比如踢足球、做游戏。在生活上，孩子们相对得到了一点照顾，可是，雅各布·爱德斯坦知道，在孩子们的眼睛里，经常闪烁着一直异常的眼神，有许多“为什么”想问却不敢问，也没有人能够回答他们。有的孩子在半夜醒来，发出轻轻的哭泣声，却没有人能够安慰他们。

在竭力照顾孩子们生活的同时，他们本能地开始考虑孩子们的教育。他们要把知识、艺术和良知，交给孩子，让他们的灵魂得到支撑。可是，纳粹禁止对孩子进行任何教育。于是，他们只能利用一切可能的机会，甚至违反禁令。比如，他们把一些教师安排为宿舍管理员，利用带孩子们做游戏的时间悄悄地给孩子上课。

幸存的孩子们至今对雅各布·爱德斯坦、对教师们、对关心他们的大人们，心怀感激之情。是这些成年人，把生的希望尽可能地留给他们，也在尽可能地保护他们年幼受伤的心。虽然，也并不能真正保护孩子们免受伤害，因为他们也无力保护自己免受伤害。

编写儿童歌剧《布伦迪巴》的音乐家汉斯·克拉萨（后被送往奥斯维辛集中营被毒气谋杀），他梦想着让集中营的孩子们也能走上舞台演出。在他和艺术家们的共同努力之下，最终《布伦迪巴》在特莱津集中营上演了，那是讲述善良战胜邪恶的故事。他们不仅是在歌唱，他们更是在表达对善和美的坚持和追求。那些小小的灵魂显得那么美丽，他们在告诉这个世界，有一些东西，是纳粹和一切邪恶势力都试图摧毁、却永远也无法摧毁的。

除了歌剧，还有地下杂志，在一位名叫艾辛格的教授带领和教育引导下，孩子们纷纷刊载自己的诗歌、文章，还有人物专栏“我们中间的一个”。起哄有一个孩子在杂志上写道：“当世界上别的孩子都有他们自己的房间，我们只有30X70cm的一个床位；别的孩子有自由，我们却生活得像被锁链拴住的狗；当他们衣柜里塞满了玩具的时候，我们在争取让自己的床头有一小块遮蔽的空间；你要知道，我们只是孩子，就像世界上其他地方的孩子一样。或许，我摸更成熟一些（这要感谢特莱津），可是，我们也是一样的平常孩子。”

在上面两位艺术家（教授）陆续“消失”之后，孩子们又迎来了一位叫弗利德的女艺术家和儿童教育家。她教给学生的，是体会艺术如何萌芽，如何像一根竹子一般，先是冒出笋尖，然后，它生长、生长，终于，缓缓地展开它的第一片纯净的绿叶。

所有来到这里的孩子，都有过自己非常的经历。其必然的结果就是巨大的心理损伤。纳粹所代表的邪恶，毁灭着文明的物质存在，更在毁灭人的心灵。在弗利德看来，保护人类内心真纯、善良和美好的世界，保存人的创造欲望和想象力，浇灌这样的种子，让它开花结果，是最自然和重要的事情。因此，她的儿童艺术教育，是在引导孩子们的心灵走出集中营，让他们闭上眼睛，想象过去和平宁静的生活，想象看到过的美丽风景，让自己的幻想飞翔。

那一万五千名曾经生活在特莱津的犹太孩子，只有一百多名存活下来。

在二战刚刚结束的1945年，八月底的一天，幸存下来的维利·格罗格（女管理员），提着一个巨大的手提箱，来到了布拉格的犹太人社区中心。箱子里是将近四千五百张孩子们的绘画。虽然，画作的主人绝大多数都已经不在了，但是他们的签名（弗利德要求孩子们签上真实姓名）却为他们留下了痕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