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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娜·阿伦特（1906-1975），德国犹太人，二十世纪政治思想史上最受瞩目的人物。 阿伦特认为仅仅依靠威压或武力来消灭差异是没有意义的，人的群体归属感并不能依靠法律来建立，而是依靠内心的真诚（良知）来建立，血统、种族等自然差异引发的冲突，得依靠文明本身来逐步解决，而不是依靠强制力或暴力来消灭。  思考可以帮助我们达到良善，由于思考，我们可以触及到一些更深刻的问题：政府权力是否因为目的是正当的，就可以为所欲为？即对权力本身的警惕是核心问题，如果今天因为目的的正当而忽视它，那么明天它就会借此机会消灭一切差异（文化差异、制度差异、意识形态差异等）而强行达到一种人为的平等，而这种平等就是为消灭差异因而消灭丰富性和多元性的罪魁祸首。  无论何时，个体思考与伦理觉醒是首要的。 阿伦特认为在极权主义制度之下，人的伦理生活和自由制度下人的伦理生活存在着某种共性——即无论是邪恶制度还是善良制度下，人的个体思考与伦理觉醒都是首要的。 后来的《人的境况》，最初它被阿伦特取名为《爱这个世界》。在这本书里，阿伦特甩开了极权主义这一伦理桎梏，继续思考个体伦理责任与政治生活之间的关系问题。也就是说，即使是在一个自由制度之下，人的个体责任（良知）依然是第一位的。 阿伦特通过对人的复数性特征的描述，对行动的阐释，揭示了人类的最重要特质，即行动所具有的创造性和不可预知性，这种不可预知性最终被归结为人类政治生活的不可预知性。因此，当人类“对给定的人类存在的反叛”能力(例如原子弹的出现、人造卫星的发射成功等)越来越强，而负责任能力并没有相应提高时，人类就会处于完全不顾整体安全的危险之中。 她也对人类的创造性充满期待。因此，政治生活不能像工匠们对待制造艺术品的材料那样对待人类，而是需要通过一种参与式民主去激发每个人的内在良知，用“对话”、用每个人都被尊重地交流来开启新的民主共和政治，以激发每个人在思考中负责的新的伦理生活——只有这样的伦理生活，才能承载人类不断提高的创造力，不至于创造力反噬人类自身，成为毁灭力。  阿伦特踽踽独行于自己的小路而非海德格尔的林中路，从她绵长而弯曲的足迹中，或可找到关于自由悖论的答案：积极生活，爱这个世界——以责任和判断爱这个世界。这个“来自远方的姑娘”（语出席勒同名诗，阿伦特年轻时以此自称）做到了这一切，如诗里所写：“她的来临带给人们喜悦，她带来了鲜花和果子，她的馈赠分给了每一个人。” 汉娜·阿伦特经典语句，一起深度进入。 1、恶是不曾思考过的东西。思考要达到某一深度，逼近其根源，而涉及恶的瞬间，那里什么也没有，带来思考的挫折，这就是“恶的平庸”。 2、一个悲哀的事实是最邪恶的事都是由那些心里没确定是从善或作恶的人做的。 3、即使时代黑暗，我们也有权去期待一种照明，这种照明未必来自理论和观念，而多是源于明灭不定，常常很微弱的光。这光照来自那些男男女女，来自他们的生活和著作。无论境遇如何，这光始终亮着，光芒散布，照彻世界，照彻他们的生命。 4、没有头脑的鲁莽，无可救药的迷茫，或是自鸣得意地背诵已变得空洞琐碎的真理——在我看来是我们时代最显著的特征。 5、恶一向都是激进的，但从来不是极端的，它没有深度，也没有魔力，它可能毁灭整个世界，恰恰就因为它的平庸。 6、思考的风所表现出来的，不是知识，而是分辨是非的能力，判断美丑的能力。 7、恶来源于思维的缺失。当思维坠落于恶的深渊，试图检验其根源的前提和原则时，总会一无所获。恶泯灭了思维，这就是恶的平庸性。 8、人类不可能获得自由，除非他知道自己是受制于必然性的， 因为把自己从必然性解放出来的努力虽然不可能是完全成功的，但正是在这个过程中，他赢得了自由。  9、我希望，思考能给予人力量，在这些不多的时刻里，在危急时刻，阻止大灾难的发生。 10、令人悲哀的真相是，大多数的恶是由从未打定主意要做好人还是坏人的人所作。 11、从苏格拉底和柏拉图开始，我们通常将思考称作我开始与自我的沉默对话。 12、当一个人不可冒犯，不可诱惑和不可动摇之时，他身上就具有了某种迷人的东西。 13、当一个人拒绝思考时，他就交出了人类独有的特质。不再有能力做出道德判断。这种思考无能，让许多普通人，犯下骇人听闻的罪行（比如纳粹时期执行屠杀犹太人政策的主要军官被称为“死刑执行者”的艾希曼）。当一个个普通人彻底放弃了思考，那么大灾难也就离我们不远了。 14、危险的思想并不存在， 思考本身就是危险的。 15、像我们这样长期习惯了黑暗的眼睛，几乎无法告知人们，那些光到底是蜡烛的光芒还是炽热的阳光。 16、任何惩罚都不具有阻止犯罪事件发生的威慑力量，相反，无论采取怎样的惩罚方式，某种新型犯罪事件一旦发生，它重复发生的可能性比其首次出现的可能性还要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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