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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月份的美股暴跌是除了疫情以外，对A股影响最大的因素。从某种方面说，创业板及科技板块的大幅下挫，主要驱动因素就在此。所以本周我们来聊聊美股。 这轮美股的牛市，从2009年3月6470点开始，到今年2月最高，整整运行了11年。道指上涨3.57倍，纳斯达克指数则上涨了6.77倍，比道指多涨3.2倍。 11年3.57倍和6.77倍，转化为年均复利是多少？14.8%和20.5%。这个年均复利高不高？就看我们如何比较了。 在08年的金融危机中，美股见底的时间是09年3月，A股见底的时间则是08年10月。在相同的时间段里一先一后落底，随后，美股的最高点产生在今年2月。A股的最高点则产生在2015年。 如果我们把2015年的高点搬过来，并以沪深300指数对应道指，同样以11年计算，那么，A股的年均复利就是11.6%，比道指逊色不少。 但以创业板综来对应纳斯达克指数，又毫不逊色。因为即便以2012年的575点做低点，按11年计算，其年均复利也已达到20.4%。 我们是否可从这2个数字比较中得出一个结论：相对传统产业，以创业板指数为代表的新兴产业更有比较优势，更具活力？当然也可这样说。 但我们今天要讨论的不是这个，而是下面2个。 一个是比较的角度不同，我们得出的结论就会有很大不同。 过去几年，因为美股不断地创新高，国内出现了很多过于拔高美国经济形势的言论，一二三四，每一条都头头是道，铁板钉钉的道理十足。 实际上，中美两个股市，完全是因波动方式不同，而出现不同结果。A股是涨起来快三步，一拥而上，又一哄而散，使它的牛市涨幅早早到头。美股则是慢悠悠，心定气闲地踱方步。所以就呈现出前半段你神气，后半段是我牛掰的不同走势。 如果不注意调整角度，多视角地去进行比较，就容易产生很大的认识偏差。 还有一个是，如果把5178这个高点移过来，和美股做比较，我们又会产生另一个比较结果。 道指，6470到29568，涨23098点。到上周五，最低24681，跌4887点，回调比例0.212倍。 上证指数，1664到5178点，涨3514点。到上周五低点2878点，跌2300点，回调比例0.655倍。A股的回调比例已达美股的3倍！ （红线是道指月线） 中美股市，用一个词来形容，那么最准确的就是“同路人”。同道地走一程，走到半路便分道扬镳。但事后你去看，大的趋势最终还是谁都不落下，区别仅在时间的早晚和幅度的大小。 由于这次A股早已走在了前面，所以，美股下跌对A股肯定会有负面影响，但这个影响不宜过分夸大。毕竟，在同一个起点上，相对各自的高点，A股的回调幅度已3倍于美股。 如果我们不拘泥于具体的形态差别、顶底产生的时间先后，涨跌的幅度大小，我们就可看到，中美股市的同路人现象其实一直都存在。比如，美股2000年顶部可对应我们2001年的顶部，美股2002年的底部可对应我们2005年的底部，美股2007年的顶部对应我们2007年的顶部，美股2009年的底部可对应我们2008年的底部。只是这一次，两市最高点产生的时间差有点大而已。 而且纵观2个市场的走势，我们还可以发现：由于A股涨起来总是一拥而上，体现出极端的快节奏、高效率，所以 一直只有美股牛、A股熊，而没有出现过美股熊，A股牛的情况。 还记得我在1月中旬的专栏里说：“我对目前市场的基本态度就是理性乐观主义。乐观是，5178点的调整已经结束了，一切悲观失望的论调都缺乏充足的理论和现实依据。理性是，我并不以为当前就处在大牛市的起点上。如果说，沪深股市还会有过去那样的持续、大幅、普遍地上涨的牛市——哪怕是有点相类似，那么在时间上，也应该在3年后。” 其实这个判断就不仅包含了对经济宏观和股市宏观的判断，同时也包括了对美股随时将出现的调整的预期，以及对中美2个股市“只要后者熊，前者就不可能牛”的考察结果。 那么美股会走熊吗？难说。 因为今日美股，早已不是简单的价值驱动或定价驱动一句话可以概括的了。由于被动投资基金的大量涌现，并已占据了绝对优势。且被动投资基金的策略就是“无脑化”投资——来多少钱，买多少股票。买什么？指数成分股是啥就买啥，没有讨价还价余地。所以，今日美股早已成为宏观资金市。 但有一些数据可以表明，早在本次下跌前，美股就已呈现强弩之末的态势。 从2009年低点起来，月线已3次跌破24月均线，今年是第四次。 几次下调前的高点分别是：12876、18351、26951、29568。 以2010年4月，牛市以来第一个月线分形上的高点11258为起点，分别以后高除前高，得到的结果分别是： 1.144倍 1.425倍 1.469倍 1.097倍 5个高点，代表9个波段。两头幅度小，中间幅度大，最后一波驱动力最小。这太符合一轮经典牛市的规律了！ 本周正文比较的是中美股市，顺便再做另一方面的比较。 今早在朋友圈转发《假如COVID-19最初爆发在美国》（有兴趣可以点击文后的原文链接）。文章有一段非常到位的描述—— 1、分权可以无止境的分化、消解对政府的批评，因此美国人不会泛泛批评制度，只会批评具体的政客； 2、选举可以无止境地消解民众的不满。民众始终认为自己有条件通过选举改变现状。 这就是西方体制的特色：在大瘟疫之下，它不一定有更强的公共管理及问题解决能力，即便有数万人病死，民众也不会泛泛批评体制，各种不满会被其制度内部分解消化。制度显然在消解民情方面有更强的“能力”与“韧性”。 这与做什么都要挨骂，即使表现很好还要被黑的中国制度相比是天壤之别，美国制度是即便表现再差，各级政府都可以想办法邀功，可以找理由免责，而且民众不会泛泛批评美国政府与制度基础。 所以最后，没有任何人的责任。 它实质上体现了有限权力和无限权力的差别。有限权力承担有限责任，无限权力承担无限责任。 也体现了管家产生方式的差别。管家是自己挑的，怨不得别人。是管家集团硬性指派的，结果就不一样了。所以当年小平说，要保持长久稳定，最后还是要改变靠枪杆子、小圈子选人的做法。 其实今天的中国政府早已不拥有无限权力，用无限责任去要求它确实有点不公。 但为什么做得比人家好，却依然广受批评？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权力的边界不明。很多官员于几无利的，要你找市场；于己有利的，还非得找市长不可。 权力边界不明，给人的感觉是它依然拥有权力，所以就该承担无限责任。一旦你要承担无限责任后，就不可避免地陷入众口难调，捉襟见肘的窘境。 “民权社会”的建立和民权意识的形成，是现代社会的关键起步，这是我一直持有的一个观点。所谓民权社会倒不是一开始要给民以多大权利，而是要严格区分什么是”官的权利“，什么是”民的权利“，划清这两种权利的边界。没有这个起步，其他都会成为无源之水、无本之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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