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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的青铜文明虽昌盛于中原，但初萌于河陇大地，这里迎来了中华青铜器的第一缕曙光，巍巍黄土、滔滔黄河哺育了它的幼年时代。同时，这里地处交通要道，中西文化交流融汇，使甘肃青铜文化丰富多彩，既有商周中原青铜器的特征，又融合了域外文化的独特风貌，还体现出鲜明本地的特色，并对中原青铜器的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 △ 这把青铜刀来自马家窑文化时期，距今约5000年，是目前中国发现的最早的完整青铜器。刀长12.5厘米，宽2.4厘米，短柄长刃，使用时配一个木质或骨质的手柄，柄上端开槽，卡住铜刀下部，再用胶粘合并用细绳绑缚牢固，类似今天手术刀的用法。在发现这把小刀的东乡县林家遗址，还出土过形制类似的石刀，可以推测这把最早的青铜刀是先民们按照石器的样子仿制的。青铜是铜与锡、铅等金属的合金，熔点在800℃左右，具有质地坚硬、熔点较低、容易铸造等特点。这把刀含锡量在8%-10%，是标准的青铜，但专家推断这应该不是人工选配的材料比，而是先民们使用天然的铜锡伴生矿石冶炼而成的。在同一地点，还发现了尝试用铜铁伴生矿石进行冶炼的情况，由于铁的熔点高最后失败，说明这件青铜刀的出现具有一定偶然性。当然，偶然之中也有必然，当马家窑先民熟练掌握了陶器烧制技术，可以将窑温稳定控制在800℃以上，青铜器的制造就成为了可能。这把小刀使用陶范铸造，在一块陶范上刻出刀的形状，另一块范是平板状，浇铸青铜熔液冷却后再打磨修饰而成，我们可以看到，刀的一面从刀背到刀刃有坡度，而另一面是平的。这把青铜刀虽小，但意义重大，它说明中国青铜文化应该是中国人通过自己的劳动实践，逐步探索改进创造出来的，而并非是所谓“青铜西来”。 △ 在马家窑青铜刀问世几百年之后，一把更精致、更好用的刀出现了。环首青铜刀，齐家文化。这把刀不需要配手柄可以直接使用，说明这时已经不再模仿石刀，而是直接设计制造青铜刀了。刀增加了一个环首，可以方便的挂起来或随身携带，有专家认为，盛行于汉代的兵器环首刀可能就滥觞于此。这把刀还更加符合力学原理，着力点在刃的前端，使用时刀与切割面呈45度角，可以有效地发力切割，非常好用，说明这一时期青铜器的设计制造达到了新的高度。 △ 人头形青铜匕也来自齐家文化，是目前中国发现的最早的一件带有人面形象的青铜器。匕是中国古代食器，用来在盛食器中分割并拨取食物，出现比筷子更早。原始的匕是木质或骨质的，早期的青铜匕仿自木匕、骨匕，呈平直的扁条形，兼有后世的短刀和勺子两种性能，并沿着两个方向发展：强化割刺作用，磨出锋利的刃，演变为短刀或匕首；强化取食作用，加长柄部、前端下凹，演变成了勺子。齐家文化时期还出现了中国最早的青铜镜，殷墟妇好墓出土的青铜镜就与齐家文化铜镜有着密切的关系。甘肃是中国青铜器的发源地，更是中国古代铜镜的根脉所在。 △ 沙井文化时期的鹰首青铜权杖首，以鹰的头部为主休，宽厚的喙部、外凸的双眼，充分表现了鹰的凶猛锐利和桀骜不驯的气质。鹰是游牧民族崇拜的猛禽，而权杖首最早发现于古埃及和西亚地区，是昭示身份、象征权威的特殊器具，在甘肃发现的这一时期的多件权杖首体现了不同地区、不同民族的文化的交汇融合。 这一时期，中原文化深入到甘肃东部。夏末，周人西迁陇东“戎狄之间”，至晚商时重回周原故地，取得西北各部族的共主地位，并率各族共同起兵灭商建立了周朝。西周初，为了加强对甘肃东部的统治和对戎狄部族的控制，周王室在这一地区册封了众多诸侯，作为王朝西北屏障。在灵台县等地考古发现的大量青铜器，整体风格与中原一脉相承，但又明显带有地域和民族特色。 △ 这件青铜大圆鼎出土于平凉市灵台县，西周早期，高60厘米、口径50厘米，是目前甘肃境内发现的最大的一件青铜鼎。甘肃东部庆阳、平凉、陇南地区紧邻陕西，灵台县距离宝鸡只有约100公里，所以这一地区的青铜器明显受到中原文化影响。这件鼎立耳、深鼓腹、圜底、柱足，足端稍粗，略有蹄形。上腹部以短扉棱为鼻，饰六组兽面纹，兽面纹之下以云雷纹为地，之上饰勾连纹，形成了晚商到西周早期中原高等级青铜器常见的“三重花”，从器形到纹饰都呈现典型的中原风格。 △ 父丁角，商代晚期。上个世纪60年代，在甘肃灵台县白草坡发现了一处大规模的西周早期古墓群，特别是两座大墓中出土了众多精美文物，这件青铜角就来自白草坡一号大墓。根据出土青铜器的铭文，两座大墓的主人分别是西周早期的泾伯和 伯。西周时期，甘肃东部是王朝西陲、华夷杂处之地，这两个诸侯国应该是受天子之封、担负保卫边疆的重要职责。青铜角鋬内腹部铸有“父丁”铭文，而使用天干名作为祖先庙号是典型的商文化特征。西周墓葬中出现商代的青铜器，专家分析有三种可能，一是武王灭商之后，将缴获的大量青铜器赏赐给功臣，这件青铜器就是周王的赏赐；二是来自两个诸侯国征伐的战利品；三是两个诸侯国本是商代的方国，西周建立后归顺了周，父丁角是来自他们祖先的祭祀礼器。 △ 伯卣，灵台县白草坡二号大墓出土。卣是中原地区常见的一种盛酒器，常在祭祀仪式中使用。卣中所盛的不是一般的酒，而是一种高级的祭祀用酒，称为鬯酒，它是以黑黍米为原料，酿造时还要加入用郁金草调制的郁金汁，所以，鬯酒不仅呈现出美丽的黑琥珀般的颜色，而且拥有扑鼻的芳香。商代的人认为神不饮食，但喜好香味，鬯酒经过加热，使香味散发出来用以敬神，让神感受到人们的诚意。卣身的对凤纹是中原地区风格，但两个牛首具有游牧民族特色。同时，中原地区的卣大多是垂腹圈足的样式，绝少见这样的筒形。专家认为，这种造型可能来自北方民族使用的桦树皮筒状器，所以这件青铜器兼有中原和游牧民族特色，反映了当时甘肃东部地区多民族共处、文化交流融合的时代背景。 △ 徒遽僕青铜盉，西周早期，灵台白草坡一号墓出土。盉是调和水或酒的用具，这件青铜盉纹饰繁缛富丽，是西周早期盛行的式样，盉盖内铭文“徙遽僕作父己”。“徙遽”意思是快速传递，“僕”是当时的官职名称，“徙遽僕”也就是执掌邮驿事物的官员。早在商代，我国就已经建立了邮驿系统，在交通要道上设置驿站，用来传达王命或军政信息。这件青铜盉是我国古代邮驿制度最早的见证之一。
△ 镂空鞘青铜短剑，西周，灵台县白草坡二号墓出土。剑身呈近似竹叶的长尖三角形，扁茎、无剑格；剑脊略有隆起，有血槽，两面饰有三角雷纹。剑鞘由镂空的蛇纹组成，蛇头三角形，双目炯炯有神，蛇身与藤状植物相缠绕，剑鞘口饰有一对犀牛，剑鞘上部有四个系孔，应该是悬挂在腰间使用的。短剑原来还配有皮鞘，但已经朽烂，隐约可以看到残迹，使用时剑先插到皮鞘中，再套入青铜剑鞘。同样型制的短剑在白草坡一、二号墓各出土两把，是西周早期短剑的代表作。短剑发源于北方游牧民族，中原地区没有发现西周之前的实物。蛇纹呈现出典型的少数民族特点，而犀牛、三角雷纹又是中原风格，体现了多元文化的融合。
△ 翼兽铜提梁盉，春秋，泾川县出土。盉是中原地区常见的酒器，也可以作为水器与盘组合用于沃盥之礼，但这件盉独具特色，与中原器有明显不同。器身以飞虎为造型，一条龙咬住虎的颈部成为盉的提梁，器盖上饰凤鸟，将龙、虎、凤三种神兽巧妙融为一体，特别是盉腹部两侧各饰有一条多翼飞龙，从器物整体看，这两条飞龙又构成了飞虎的两只翅膀，设计精巧别致。早期的有翼兽造型器物常见于中亚、西亚地区，战国之后在中国逐渐流行。这件青铜器将西方的有翼兽和中国的盉结合在一起，成为东西方青铜文化交流的见证。
△ 嵌绿松石兽面纹青铜牌，齐家文化，甘肃天水市征集。铜牌正面微凸呈瓦形，饰兽面纹，眉、目俱全，满镶嵌绿松石，但大部分已经脱落，四角有穿孔，可穿系绳索。类似的牌饰多见于夏代的中原地区，在洛阳偃师二里头遗址出土了三件，其中保存最完整、也是最精美的这一件现藏于洛阳市博物馆。
△ 这就是洛阳偃师二里头遗址出土的那件嵌绿松石兽面纹青铜牌（非本展展品）。甘肃和洛阳的这两件青铜牌惊人的相似，其间必然有密切的联系。有专家认为，这为二里头文化向西北方向传播提供了重要的物证；但也有专家认为，这表明甘肃齐家文化对中原二里头文化形成了重要影响。此外，在四川广汉三星堆遗址附近也出土过类似的青铜牌，它究竟是受到中原二里头还是甘肃齐家文化的影响，目前也存在争论。但这些发现无疑可以证明，早在三、四千年之前，中国各个地域文化之间曾经产生过密切的交流，而甘肃正是这一交流过程中的重要节点。
△ 花角铜麋鹿，战国，张掖市出土。两只麋鹿相对站立，鹿角呈四个环形延伸到背部，四肢前蹬，身体后倾，双目圆睁，昂首长鸣，颈下的鬃毛清晰可见，造型精巧别致。一般认为，身体更粗壮的是公鹿，略显纤细的是母鹿，器物似乎表现了两只麋鹿偶然相遇后互致爱意的场景，生动可爱。战国时期，各个古代游牧民族在河西走廊生活繁衍，他们多以鹿为神兽，花角麋鹿可能是祭祀用品。大量使用极富生活情趣的写实动物做装饰品，也是典型的草原文化特色。 甘肃东部不仅是周人的发祥地，也是嬴秦的摇篮。夏商之际，东夷部族中的一支“嬴秦”从今天的山东、安徽、苏北一带西迁陇右，在西汉水上游，就是今天的天水、陇南地区建立了一个以西邑（今甘肃礼县）为中心的嬴姓方国，先后为商、周王朝“保西垂”。这一地区山多田少、资源贫乏、戎狄环绕，按今天的概念属于“老少边穷”地区。据记载，嬴秦与西戎部族多次爆发激烈的战争，西邑曾被戎人攻破，国君被杀，险些灭族。同时，西周时期，嬴秦为天子养马，地位低下，被诸侯所轻视。然而，恶劣的生存条件、卑微的地位反而在嬴秦部族的血脉中激发了坚韧、顽强的精神，他们一方面发展农耕、畜牧，开发经营西垂，并吸收融合周边族群之长形成了独特的秦文化；另一方面，积极参与国家政治生活，西周后期，秦庄公因平定西戎之乱被周王封爵赐土，得到西垂大夫的封号，镐京被犬戎攻破后，秦襄公护卫周平王迁都洛邑，因功被封为诸侯，秦国由此得以与各国并列，正式登上历史舞台。春秋战国时期，秦国力量不断壮大，威服百戎、经营关中、虎视列国、逐鹿中原，最终灭六国建立秦朝，完成了从戍边方国到大一统国家的华丽转身。
△秦国的故都在甘肃礼县，古称西邑、西垂或西城。秦襄公立国后，制定了东向发展的战略，先后九次东向迁都，最终以咸阳为都城时统一了中国。迁都之后，西邑在秦国仍然拥有很高的地位，有公室贵族留守并负责祭祀先祖宗庙。据记载，直到东汉时期，这里仍然是重要的城市。东汉末年，因地震导致汉水改道，西邑失去交通要道的地位而逐渐衰落。三国时期，蜀魏两国在这里激战，《三国演义》中所“演义”的诸葛亮摆下空城计的西城就是这里。蜀军战败后，将全城百姓南迁入蜀，西城从此废弃，消失在历史长河中。它再一次吸引人们的目光已经是近2000年之后，上世纪九十年代初，礼县大堡子山发现了一组春秋早期的秦国墓地，但是在政府介入之前，遭到了疯狂的盗掘，整座山挖成了蜂窝状，沾满铜锈的马骨和石器残片散落四处，惨烈非常。经公安部门追缴和文物部门抢救发掘，虽然也收获了大量文物精品，但还是造成了不可挽回的损失。
△这件大堡子山祭祀乐器坑出土的春秋早期“秦子”青铜镈，可以说是不幸中的万幸。在惨烈的盗掘事件发生十几年后，2006年，文物部门在大堡子山遗址发现了一个完整的、没有被扰动的乐器陪葬坑，出土了由3件镈钟、8件甬钟组成的一套编钟、11件编磬及相关配件，这是3件镈钟里最大的一件。这件镈钟通高66厘米，做工精良，纹饰精美，以回首龙纹为主要装饰，四面出华丽的镂空扉棱，器上有“秦子做宝龢钟”等铭文26字。编钟是当时用于祭祀、宴飨的礼乐之器，这套编钟是目前发现的最早、最完整的一套秦国乐器，让我们对秦国的礼乐文化与青铜技术有了全新的认识。按当时礼制，诸侯做器应自称某公，大堡子山两座秦公大墓也均出土了“秦公”之器，而此器铭文“秦子”，所以有专家认为器主人可能是襄公，秦国自襄公始封诸侯，这些乐器可能是他封为诸侯之前制造的；但也不排除器主人是其他秦国君主的可能，根据当时礼制，“公侯在丧称子”，国君去世一年之内新任国君只能称子而不能称公，这些乐器也有可能是某位国君即位不久、称“子”时所制造的，因生前倍受喜爱死后随之入葬。
△这件垂鳞纹秦公鼎被盗于大堡子山“目”字形秦公大墓，由公安部门追缴。大堡子山共发现春秋早期国君级大墓两座，一座呈中字型，一座呈目字型。由于惨遭盗掘，今天我们看到的文物有几种来源，一是秦子镈这样幸存的考古发现；二是从海外回购，被认为是大堡子山中字型大墓所出、现藏于上海博物馆的一组秦公鼎簋就是上博老馆长马承源先生力主之下从香港购回的；三是公安部门追缴，目字形大墓被盗的多件青铜鼎，追缴回来时已经是一堆碎片，专家认为应属于一组七件列鼎，符合当时诸侯七鼎的礼制，这是经修复的最大的一件，由十几块碎片拼接修复而成，在鼎内壁还可以看到明显的修复痕迹。这件鼎宽体垂腹，圆角方立耳，口沿下饰一周窃曲纹，腹部饰三排间错的垂鳞纹，三只蹄足上部出山字形扉棱，以扉棱为鼻饰兽面纹，腹内壁阴刻铭文“秦公作铸用鼎”。春秋早期，中原青铜器铭文多为铸文，战国后才流行刻文，此鼎铭文为錾刻，体现了秦国青铜器的地方特点。同时，从器型的规整程度、铸造的工艺来看，此鼎与同期中原器相比存在一定差距，说明当时秦国的生产力水平相对落后。但在形制与纹饰方面保留了较多的西周后期元素，体现了秦人对中原文化的模仿、借鉴与吸收。
△这件窃曲波带纹鼎出土于礼县圆顶山秦墓。圆顶山距大堡子山仅3公里，共发现4座大型贵族墓葬，虽然也被盗扰，但情况好于大堡子山，专家认为属于春秋中期至战国时期。秦人的学习能力很强，我们可以看到，尽管相距年代不远，但圆顶山出土的青铜器无论是铸造工艺还是纹饰的精美程度都已经明显高于大堡子山时期。这件青铜鼎口微敛，立耳折沿，圜底蹄足，腹上部饰一周窃曲纹，下部饰一周波带纹。窃取纹也称兽目交连纹，中间的眼部两侧各连接一条勾状曲线，这种纹饰是从龙纹、凤纹、兽面纹等演变而来的，流行于西周中期至春秋。这一时期，人们的审美观念出现变化，青铜器上威严神秘的神兽形象逐渐被窃曲纹、波带纹等灵动活泼、富于装饰感的图案所取代。当然，尽管我们在窃曲纹上已经看不到具体的神兽形象，但线条明显取材自这些神兽纹饰，甚至保留了它们的眼睛。秦国青铜器的窃曲纹更多演变自凤鸟纹，这件鼎的纹饰中可以辨认出凤鸟的钩状喙。嬴秦是东夷的后代，东夷尚鸟，这也体现了秦人的文化传承。
△这件青铜车型器也出土于圆顶山秦墓，现藏礼县秦文化博物馆，是这座县级博物馆的镇馆之宝，由于地处偏远，平时难得一见。器物呈长方体盒状，构造精巧，由盒体和轮轴两部分组成。盒顶部对开两扇小盖，盖的一侧是蹲坐熊形钮，另一侧是跪坐人形钮。盖沿四角嵌四只小鸟，侧面四角饰四只行虎，盒体饰蟠虺纹。盒体下部是两对车轮，轮、辐、辖、軎俱全，可以转动行走。这是中国目前所见最早的四轮车的形象，此前发现的车均为两轮。关于它的用途，主要有三种观点：一说是小型玩具。第二种观点认为是挽车的模型，根据当时的礼制，王公贵族送葬时装尸体的车不能使用牲畜，而要由子孙以人力牵挽而行，称为挽车，因为是人力车，所以车上只有舆、轮，而没有系驾马匹的辕、衡、轭。第三种说法认为是妇女的首饰盒，盖角的四只小鸟是可以旋转的，四鸟转向内、盒盖就锁住，四鸟向外盖就可以开启，如此独特的设计用“车模”似乎难以解释，而用做首饰盒则恰到好处。类似的车型器目前只在山西还出土过两件，春秋时期，位于山西的晋国是最强盛的大国，很多当时的秦国器物都明显受到晋国风格的影响，这既体现了秦、晋两国关系的密切，也说明了秦人一直在以积极的态度学习、融入中原文化。
△蟠虺纹青铜盉，春秋，圆顶山秦墓出土，礼县博物馆藏。盉盖呈覆斗形，盖顶中部一只大鸟，四角附四只小鸟，下有四只仰首行虎；器身扁体方口，饰密集的蟠虺纹，也就是相互交错、盘旋勾连的蛇形纹饰；前部有兽首形流，后为兽首形鋬，鋬上部有一只蹲坐的公熊，熊的前爪与器盖上回首虎的后爪相连为轴，扳动虎尾就可以开启盉盖，兽首流后饰一只下行虎，与另一侧的熊、虎实现了视觉平衡；足部是四个蹲坐屈膝、头顶卧虎的小人。全器共饰各类动物32只，使用了圆雕、浮雕、镂空等多种技法，大小不一、形态各异，生动活泼、配置协调，衬以繁密细致的纹饰，充分展示了春秋时期秦国青铜器华丽瑰异的风格和高超的制造工艺，大量装饰动物形象和密集的模印蟠虺纹也是这一时期秦国青铜器的典型特征。 黄河兰州段以西，在龙首山、合黎山、马鬃山与祁连山之间有一条绵延1千多公里，宽数十至数百公里的天然狭长地带，是中原通往西域、中亚的重要通道，称为河西走廊。在海上丝绸之路兴起之前，河西走廊一直是中原王朝对外交往的重要窗口，拥有不可替代的战略地位。公元前139年、前119年，张骞两次出使西域，公元前121年，少年将军霍去病远征河西，征服匈奴各部，将河西走廊纳入汉家版图，匈奴哀叹：失我祁连山，使我六畜不蕃息；失我焉支山，使我妇女无颜色。
△张骞出使西域图（局部），敦煌莫高窟第323窟，初唐。画中坐在马上、身材高大的人物是汉武帝，后面群臣打着伞盖相随，武帝身前正在跪拜辞行的就是张骞的形象。张骞凿空西域、霍去病开地河西之后，汉武帝先后设武威、酒泉、张掖、敦煌四郡，筑长城、建障塞、起列亭，对河西走廊进行有效的行政和军事管理，开启了对河西走廊的开发经营与文化传播，也打开了一扇中国通向世界的窗口。
△这件汉代彩绘木轺车出土于甘肃武威。轺车是汉代常见的一种乘用车，多用于官吏出行和传达王命，常见的木轺车多为单马双辕。西汉中期以后，车的形制出现重大变化，因为单辕车要系驾双数的马匹，而双辕车可以只用一马，节省马匹、操控也更加方便，所以逐渐取代了单辕车。这辆木轺车由车舆、伞盖、御奴和辕马组成，施红、白、黑三色彩，规格接近真实车辆，是目前我国发现的最大的一套汉代马车模型。从轺车伞盖的颜色和质地还可以区别主人的等级，根据汉代车舆制度，二百石以下的官员用白布盖，三百石以上用黑布盖，千石以上用黑缯盖，王用青盖，皇帝用羽盖，这辆车的主人应该是一位食俸三百石至一千石的官吏，相当于今天的县处级干部。
△彩绘木鸡栖架，西汉，武威磨咀子汉墓出土。三只鸡栖息在高架之上，中间体型稍大的是公鸡，两边是母鸡。鸡用木板直接削刻而出，再以墨线勾绘出喙部、眼睛和羽毛，生动的彩绘使“木鸡”不仅不“呆”，而且充满了生机和意趣。中国是最早驯养家鸡的国家之一，可追溯到新石器时代中期，鸡也被列为中国古代“六畜”之一。在河西走廊汉代墓葬中出土了较多的木鸡俑、木鸡房，反映了汉代大量中原百姓迁入河西之后的生活景象。
△这是一组西汉时期的铜博戏俑。两人对弈，两人观战，表现的是汉代流行的六博棋游戏场景。四俑相向跪坐，身穿汉代常见的高领深衣，或挽发髻，或裹头巾，坐姿不同，形态各异，有的前倾仰首，有的垂臂塌肩，有的象在伸手抓取棋子，有的在默默扶膝静思。最为精彩的是他们的面部表情，或喜笑颜开，或怒不可遏，或凝神沉思，或忧伤悲愁，独具匠心，刻画细腻，具有极强的艺术感染力，是汉代河西地区人民安居乐业、娱乐生活的生动写照。汉代对河西走廊的开发，不仅体现在军事和经济层面，而且这一时期，中原文化也远播到西北边陲。
△“白马作”毛笔，汉代，武威磨咀子汉墓出土。笔杆阴刻“白马作”三字，“白马”可能是制笔机构的名称，也可能是制笔工匠的名字。当时，有这种款识的笔都是精工细作的顶级产品，有可能来自官方定购。笔长约23厘米，相当于汉代的一尺，说明这时制笔已经采用标准化生产。笔头略尖，当时的书吏随时需要撰写公文材料，笔不离身，这样的设计可以以笔为簪，插在发髻上，方便随时取用。中国使用毛笔的历史悠久，专家分析，中国新石器时期彩陶上圆润流畅的线条就应该是用毛笔一类的软笔画上去的。目前为止我国发现的最早的毛笔实物是湖南左家公山楚墓、湖北包山楚墓出土的战国毛笔。秦代，笔的形制出现重大改进，将原来用笔毛包住笔杆的做法改为将笔毛先集纳成笔头再纳入笔杆之中，不仅耐用，而且凸显笔锋，书写更加方便美观，这一技术相传是秦国将军蒙恬发明的。今天的毛笔使用的材料主要是羊毫或狼毫（黄鼠狼毛），羊毫软、狼毫硬，而这支汉笔的笔毛分为两层，外层使用狼毫，中锋部分使用的是紫霜毫，也就是秋天捕获的老野兔后背上最硬的一撮紫色毛发，所以毛质极硬，笔锋犀利。因汉代的主要书写材料是竹木简，所以对笔锋的硬度要求远远超过后世在纸上写字的时期。
△《仪礼》简，汉代，共469枚、27000多字。根据汉制，书写普通文章的简长1尺，书写重要典籍的简长2尺4寸，书写法律的简长3尺，即所谓三尺律令，这套简每枚长55厘米左右，约合汉代2尺4寸，说明了其内容的重要。《仪礼》记述了周代有关冠、婚、丧、祭、射、朝、聘等礼仪制度，是儒家重要经典，我们看到的这部分是其中的《士相见》篇。简文用毛笔书写，墨色如新。每篇文章首尾俱全，保存了篇题、页码，如此完整的《仪礼》为目前出土汉简中所仅见。简中书体是成熟的汉隶，笔势流畅、工整秀丽，是研究汉代书法艺术的珍贵资料。因此，这套《仪礼》简也有“天下第一汉简”的美称。《仪礼》简的出土地，是武威磨嘴子汉墓群中的一个小型墓葬，墓主人据推测是一位汉代的教书先生。墓中随葬品非常简单，除了这套放置在棺盖上方的书简，只有几件简陋的陶器、木器，几枚铜钱而已。可以得知，这位老师生活清贫，这套简是他最珍贵的东西，也许是他生前最擅长教授的课程内容。汉代武威地处偏远，又是新开发的地区，但已经有老师向当地的学生传授儒家经典，这既体现了武帝“独尊儒术”之后儒学的昌盛，也见证了一次伟大的文化传播的历程。两晋时期中原大乱，唯有河西社会安定、经济富庶，高门大族、文人儒士纷纷避居河西，中原文化在这里得以保存发扬，河西也成为全国重要的文化中心。据记载，十六国时期，河西割据政权奉东晋南朝为正朔，而他们定期朝觐的贡品，就包括了诸子百家的经典书籍，这说明历经长年战乱，这些经典在中原、南方已经残缺难寻，只有河西还在完整传承。北魏统一北方后，推行汉化改革，恢复中原文化体系。公元439年北魏灭北凉，迁凉州民3万户至首都平城（今山西大同）。这些移民中，既有后来开凿云岗石窟、传播“凉州模式”的僧侣和工匠，也有大量儒生和学者。当时除年过70岁或家中独子之外，凉州儒生一律迁往平城，依靠这些儒生重建国家的文化礼仪制度，而北魏的典章制度，又对后来的隋唐产生了重要影响。所以，这一时期的河西成为保留文化火种的“诺亚方舟”，后来又反哺中原，在中华文明史上书写了重要的篇章。
△彩绘牛耕壁画砖，魏晋，高台县出土，绘一人二牛架直辕犁、也就是俗称“二牛抬杠”的形象。画中男子右手扶犁、左手扬鞭，正在驱赶二牛耕地。身后树上的几只小鸟似乎受到了鞭声的惊吓，两只鸟慌忙飞走，另一只则在树梢惊慌观望，生动表现了魏晋时期河西民众农耕的场景，极富生活情趣。魏晋时期移民屯垦，促进了河西地区的开发，特别是西晋“永嘉之乱”后，大量中原民众迁入，带来了“二牛抬杠”、铁犁铧等先进农耕技术和工具，河西地区的农业进一步快速发展。甘肃敦煌、嘉峪关、酒泉和张掖高台等地魏晋墓出土的壁画砖上，大量的牛耕图、播种图、扬场图等，正是这一时期农业兴盛的真实写照。
△这件彩绘车马出行图壁画砖也出土于高台县魏晋墓，绘一辆带蓬马车和三个人物。主人出行，马儿突然受惊，奋蹄扬身、鬃毛炸起，车前待从手挽缰绳、身躯后仰，正奋力拉住马匹，车中主人尽管保持端坐、强装镇定，但身体却微微前倾，脸上也隐隐露出惊惧的表情。画面线条洗练、生动传神，是魏晋壁画砖中的杰作。这一时期，迁居河西的中原人士仍然保留着原有的生活习俗，我们看到的人物服饰、车马型制等等，都与中原一脉相承。隋唐时期国力强盛，河西走廊迎来了第二次发展高潮，成为当时最为富庶繁盛的地区之一，史载“闾阎相望，桑麻翳野”。商贸往来也空前畅通，“商旅往来，无有停绝”，甘肃成为隋唐丝绸之路上的黄金路段。
△雨中耕作图（局部），敦煌莫高窟第23窟，盛唐。这幅壁画本是佛教题材，法华经变中的药草喻品，用漫天大雨比喻佛法，用山川草木比喻世间万物，喻意佛法滋润万物无不平等、无不惠及。同时，这幅壁画也充满生活情趣，左边有农夫驾牛在雨中耕作，下面是一家三口在田间休憩，送饭而来的母亲看着父子二人享用午餐，温馨和美、其乐融融，表现了唐代河西地区农业发达、百姓安居乐业的场景。我们可以注意到，这时耕作的犁已经从魏晋时期的直辕犁改进成了曲辕犁，不仅更加轻便灵活、便于操作转弯，而且可以调节耕地的深浅，提高了生产效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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