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庄子》的寓言人生，相遇逍遥

提及庄子，便会想到他的寓言。寓言者，言在此而意在彼。庄子一生，脱去繁琐，延展精神，故不羁现实，常借寓言讲述道理，抒发心意。比之说理，《庄子》寓言更深刻地反映了庄子逍遥自得、明达齐物的人生境界。借由寓言，人生相遇庄子，于是相遇逍遥。

逍遥是审美的境界，心灵的感通。逍遥是庄子留给中国人最深的印象，也是他留给中国文化最浓墨重彩的一笔。《庄子·秋水》中记载了“庄子与惠子游于濠梁之上”的故事。庄子与惠子出游于濠梁，庄子因见鱼从容出游而言鱼的快乐，引发了关于人能否感受到“鱼之快乐”的著名论辩。

在这场论辩中，惠子是逻辑的胜利者。他沿着庄子“子非我，安知我不知鱼之乐”的逻辑，提出论断：“我非子，固不知子矣。子固非鱼也，子之不知鱼之乐，全矣。”已然在理性逻辑上完成了辩证。但是庄子立即回到了最根本的人的直觉那里：“你是已经知道我知道鱼的快乐而故意问我的，而我知道鱼的快乐是在我来到濠梁上看到鱼第一眼时，就已经知道了。”

即便是在今天，也很难证明何谓“鱼的快乐”，但显而易见，“鱼也快乐，人也快乐”，并非逻辑认知，而是审美的体验，其中涌动着人与外物的情感交互，体现着一颗心与世界的感通。

中国文化重感觉与体验，而在庄子处尤甚。孔子曾说：“仁者乐山，智者乐水”，是人物与山水可以风景气象之比拟，又何况游鱼飞鸟之灵动。已见万物有灵，便感万物有情。当我的快乐与鱼的快乐相通时，自由便如同鱼的游动、鸟的飞翔，而心已脱去了物质的枷锁，冲出了人类躯体的樊笼。

感通并移情万物，并不是把自然、世界上的种种看作任意的虚妄与荒谬，相反，庄子执着于它们的存在。在庄子那里，逍遥是经受苦难后，对美与幸福的向往。他的逍遥追求“不物于物”，追求恢复和回到人的“本性”。庄子畅言“万物与我为一”的理想与境界，如此磅礴与壮丽，是庄子希冀的“天地之大美”，亦是人心灵与精神的逍遥之境。

齐物是以道观之，知一而守一。庄子之逍遥，在于能齐物。《庄子》讲述了“朝三暮四”的寓言故事。养猴者用早上四个晚上三个橡子替换早上三个晚上四个橡子来安抚猴子，现在常用来表示聪明的人善用手段，愚笨的人不善于辨别事情，比喻办事反复无常，经常变卦。但在原文中，“朝三暮四”的寓言更具深意。

同老子一样，庄子也看到了事物中矛盾对立及其相互转化、不断运动的规律。“物无非彼，物无非是”，“彼亦一是非，此亦一是非”，是非的对立，正如老子所讲“难易相成、长短相较、高下相倾”之类，难易、高下、长短的概念是在比较中确立起来，而比较条件的改变，这些概念的指向也便转化开来。

如果站在更高的层面上去理解这些差异的产生，就会发现世界种种变化，正符合着更高、更深的道理。在寓言中，庄子借北海神之口说：“以道观之，物无贵贱；以物观之，自贵而相贱；以俗观之，贵贱不在己。以差观之，因其所大而大之，则万物莫不大；因其所小而小之，则万物莫不小。”人们对于实际存在着的事物差异容易观察，但若换一个角度去审视事物时，则会看到不同面相。直至尽管事物之间存有诸多差异，但是在“道”的层面上来观察，他们却“复通为一”，这便是齐物。

在是非的对立与转化中，庄子期待世人能做“明者”。庄子所言的道是根本、是规律、是方向，也是人的理念与精神、理论与信仰。庄子言：“唯达者知通为一”，《中庸》里讲：“道前定则不穷”，见得根本、把握方向，知一而守一，人生的路才会走得越来越好，越来越广。

逍遥快乐之最者，必在广阔与深沉的道中。《庄子·秋水》中叙述了孔子困于匡的故事。宋人围困孔子一行数日，无粮无米而孔子弦歌不绝，子路问“何夫子之娱也？”夫子答曰：“知穷之有命，知通之有时，临大难而不惧者，圣人之勇也。”人生之事，不如意者常十之八九，有智慧、才华、能力者事必成，亦常受时势所困。唯笃道守一，在道中看见远方的自己，念念于此，方有坚持的勇气。

庄子的浪漫主义是他现实生活、生命的道。在他看似“形如槁木，心如死灰”的无情中，透露的是对生命、自然的有情。在“庄周梦蝶”与“鼓盆而歌”的故事中，庄子似乎看透了生死，但却并没有舍弃它们。“与物为春”，“万物复情”，“与天和者，谓之天乐”。见得根本，心存远方，情安此道，心得自由。

神人是于有限中见无限。在庄子心目中，达至于逍遥境界者，被称之为“神人”。他描绘神人曰：“肌肤若冰雪，绰约若处子。不食五谷，吸风饮露。乘云气，御飞龙，而游乎四海之外。”无所凭依而游于四海是神人的最大特征，他与《逍遥游》中那只“水击三千里，抟扶摇而上者九万里”的鲲鹏一样，不存之于现实，而寓指人的胸怀、境界与精神。

庄子用神人的逍遥自得和鲲鹏展翅的恢弘气势，来比喻精神快乐与心灵自由的莫不可挡，生动而又深刻。他想说，尽管人类的生命有限，但精神可以到达的地方无限，人的心胸可以囊括的天地无限。

有限的个体生命与无限的世界景象是人类不可避免的矛盾。将死之人，爱读书者留恋未读完之书籍，好美食者伤心伤心于味道，重情感者难舍家中长幼，志大者痛心不得见期许之未来。人生大限，也是人生最终极的考验。而在中国文化精神之中，纵然生命年岁有限，但心灵可感、可容阔者无限；纵然躯体终将消亡，精神却可长存。

是道术而非方术，儒、道相通而互补。逍遥、齐物以及神人的理想与境界，指向了庄子一生所求在于道术。《庄子·天下》将学术划分为两种：道术与方术。其言：“道术将为天下裂”，“天下之治方术者多矣”，“其数散于天下而设于中国者，百家之学时或称而道之”，这既是对西周末年王官失守、诸子争鸣的描述，也是庄子乃至道家对学术与人生的追求。

道术与方术的差异，在于道术是普遍而根本的学问，是“内圣外王之道”、见生命之大体，是我们每一个人都应该亲近与了解的。逍遥、齐物、神人，庄子意在保全人性之真，不被物化，了解人与自然的统一根本，充分展现人的心灵去感受、去聆听。庄子代表着精神的超脱与逍遥，他的寓言故事在两千多年里始终萦绕于中国人的精神世界；庄子代表着心之所至的高度与广度，我们的心灵常如鲲鹏一般，遨游在千里、万里的天地之间。

而这种生动、深刻的自由逍遥，不独为庄子、道家所拥有。在《论语》中，孔子曾赞叹曾点暮春时节“浴乎沂，风乎舞雩，咏而归”的理想。即便是在志向在修齐治平、不辞劳碌奔波的儒家那里，同样期待生命自由与逍遥的展现。

我们在孔孟那里能够看到“人与天地参”的境界与气息，也能在老庄这里看到对现实、生命的默然关怀。儒家的现实关怀与道家超脱精神本自有相通之处，也正是这种相通互补使得中国文化变得更为开阔、高远与深刻。

◎本文原载于《学习时报》（作者陈岳），图源网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