仝小林院士：重剂起沉疴 敢为天下先

他是“纯中医降糖”第一人，刷新了以往医学界公认的中医不能独立降糖的“认知”；他开垦“方药量效”研究这块“处女地”，揭示经方治病“药专力宏”的剂量之谜。

继1955年萧龙友、承淡安、叶橘泉被推选为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1993年后，学部委员改称院士）64年后，他是唯一一位新近当选的以中医学为方向的中国科学院院士。

“没有家传，没有童子功，就是下死功夫”

“在上大学前，我对中医没什么认知，仅有的印象就是留着长白胡子的老中医，一手捋胡一手摸脉，学中医可谓歪打正着。”仝小林笑语。

仝小林的母亲是抗美援朝战场归来的战地医生，母亲在潮湿的防空洞患上了严重的风湿性心脏病。“文革”中，在仝小林的记忆里，不止一次，正罹受病痛折磨的母亲听到出诊的呼叫，仍会毫不犹豫地背上药箱冲进东北零下二三十度的雪夜……为了更好地救治病人，西医出身的母亲自学针灸，在自己的身体上一遍遍地体验针感。家庭的熏陶，在仝小林幼小的心灵里播下了要成为一名“白求恩式的好大夫”的种子。

1977年冬天，中国关闭了11年之久的高考闸门终于开启，仝小林以高分被吉林医科大学（即后来的白求恩医科大学）录取，成为后来人才辈出的“七七级”中的一员。可接到录取通知书时，他吃惊得够呛：“我报考的是医疗系，怎么给我调到中医系了？”后来才听说，因为学中医需要古汉语基础，所以从高考语文分数高的学生中挑选了几个学生分到了中医系。

开学后，新生军训还没过，仝小林便跑到图书馆去借书，一位老先生见他看书看得入神，就拍着他的肩膀说：“你把《汤头歌诀》翻到附录的《濒湖脉学》。”仝小林翻到此页，紧接着，“浮、沉、迟、数、滑、涩、虚、实……”老先生一口气、一字不落地背完了28部脉。这还不算，老先生又让仝小林翻到《经络歌诀》，再次将十四经脉和奇经八脉从头背到尾，仝小林目瞪口呆。之后，别人告诉他，这位背功了得的老先生竟是赫赫有名的大医陈玉峰教授。

仝小林在进行带教查房。

出身书香门第、酷爱学习的仝小林，颇受陈玉峰老先生的喜爱。年过七旬的陈老开始给仝小林开小灶，在家中为他讲解《医宗金鉴》的《杂病心法要诀》以及《妇科心法要诀》《五运六气》等，因为有着深厚的国学、扎实的中医理论功底和丰富的临床经验，陈老总是能将高深的中医理论深入浅出、通俗易懂地讲出来。例如，陈老对妇科“种子”这样讲解：“你就把子宫想象成土地，土地涝了不行，旱了不行，寒了不行，热了不行，营养不良不行，营养过剩也不行，都长不成庄稼。‘种子’就要有的放矢，对症下药。”

“学中医就要练‘背功’，摇头晃脑使劲背。”作为启蒙老师，陈玉峰对仝小林的影响颇深。仝小林说，他学中医没什么窍门，就是下死功夫，别人花一小时，他往往要花一个半小时甚至两小时，没有祖传秘方，没有童子功，先天不足就要后天来补。

“方药剂量研究，最重要的是‘临床点头’”

本科5年，国医大师、内科学大家任继学，骨科大家刘柏龄、儿科大家王烈、内经大家阎洪臣、中医基础学大家程绍恩、方剂学大家胡永盛、医古文大家崔仲平等都曾是仝小林的授课老师。本科毕业后，仝小林报考了皖南医学院攻读硕士学位，师从首届国医大师李济仁先生学习《黄帝内经》。作为新安医学“张一帖”第十四代传人，李济仁承继“张一帖”心法，在治疗外感病、急症等方面颇有疗效，常一剂立效。这让仝小林认识到剂量是影响中医疗效的关键因素。

“尽信书不如无书！” 1983年的一天，仝小林像往常一样来到学校图书馆，当看到《上海中医药杂志》里一篇题为《<伤寒论>和<金匮要略>中的药物剂量问题》的文章时，惊讶得说不出话来：“我们平时学经方、用经方，开出的剂量与文章作者柯雪帆先生考证的剂量竟差了5倍之多。”

中医教科书上，把“经方一两约等于3克”视为约定俗成，但用此剂量治疗急危重症时常常力不从心。带着疑问，仝小林花了近40年的时间研究东汉《伤寒杂病论》剂量。

对于典型病例、经方验方、自身感悟，每有所得，仝小林都会记载在随身携带的笔记本上。“临床治病时，剂量梯度需要慢慢摸索。”他边翻阅一个已经泛黄的笔记本边对记者说，一位来自山东的病人，因为得了糖尿病周围神经病变，双腿麻木冰凉，疼得死去活来。肌电图提示周围神经脱髓鞘病变。开始的时候，他用川乌、草乌各30克（先煎8小时），川桂枝30克，治疗了两个月以后，疼痛有所减轻，但疗效仍不理想。于是就把川乌、草乌的量都加大到60克，黄芪90克，葛根90克，治疗了半年，他几乎不疼了。初诊的时候他坐着轮椅，半年后已能每天走3000米。“回头看这个病例，不难发现，对疑难重症有效，用量是关键。”

“中医在理、法、方、药之后，必须加一个‘量’字，‘量’是画龙点睛之笔。”2009年，国家重点基础研究发展计划“973计划”立项资助了中医药行业第一个以临床循证为基础的研究课题——“以量效关系为主的经典名方相关基础研究”，遂了仝小林开展“方药量效关系研究”的心愿。

仝小林意识到，“量效关系”是源自西医化学药物研究的名词，有清楚的定义和成熟的研究模式，然而中药复方与成分明确的化学药物相比，其量效关系更加复杂。那么，中医方药量效关系的研究，能否照搬化学药量效关系的研究模式呢？答案是否定的。

设计研究方案时，仝小林将经方本源剂量（按“1两约等于15克”折算）设定为高剂量，以现行通用剂量（按“1两约等于3克”折算）设为低剂量，另将“一两折算为9克”作为中剂量组。按照这一研究方案，以葛根芩连汤为例，高剂量组中黄连高达45克，远远高于《中国药典》“2克~5克”的法定临床剂量。同行中有人偷偷替他捏一把汗，有的善意提醒他先从动物实验开始做。

“方药最终要用在临床，如果还是做动物实验，很难有说服力，必须‘临床点头’”，课题方案讨论会上，仝小林的话掷地有声。了解他的人都知道，他之所以敢为人先，是缘于长年累月不断地临证实践摸索，他对疑难危重病，常常用量超过常规剂量的2~3倍，且疗效突出，安全性好。经过1300余例、多个临床研究，首次在临床上验证了经方本源剂量的可信性、可行性。

仝小林的“973”团队，用该理论指导小儿肺炎(急)、急性不全性肠梗阻(危)、慢性肾功能衰竭(重)治疗，有效率大幅提升(29%~50%)，且安全性良好。他还以此理论指导了多种疑难疾病的诊治，如亲手诊治的200多例SARS患者，相比西医组，中西医结合治疗组平均退热和肺部阴影吸收时间显著缩短；对其中11名初治患者采用纯中药治疗，不仅全部治愈，随访至今未见明显并发症，创造了全世界唯一纯中药治疗SARS获得成功的记录，被写入世界卫生组织《中西医结合治疗严重急性呼吸综合征临床试验》报告。

2015年，以“973”项目研究成果为基础形成的《经方临床用量策略专家共识》，通过世界中医药学会联合会方药量效研究分会平台向全球发布，为世界各地中医使用经方提供参考，为推动中医药走向“量化时代”奠定重要基础。此外，仝小林带领“973”项目组综合文献、药理、药化、代谢组学等多学科研究，提出随症施量的用量策略，揭示“量变致新”“量变致反”等量效变化。他主编出版了第一部系统论述方药量效理论的著作《方药量效学》，并被纳入“十三五”创新教材。

“不同学术观点的争鸣，正是中医界所欠缺的”

“仝小林之所以能够在学术上硕果累累，是因为他有一股‘逆’劲，不生搬硬套老师的学术思想。”国医大师李济仁的这段评价不是没有根据。

仝小林博士阶段师从全国首届国医大师、南京中医药大学原校长周仲瑛教授，周老在治疗急危重症方面造诣颇深。20世纪七八十年代，苏北地区暴发了流行性出血热疫情，周老深入疫区，将出血热按“温病”辨治，大幅度降低了病死率。

作为周仲瑛教授的第一个博士生，仝小林的3年博士生涯基本上是在苏北流行性出血热高发地区度过的。他发现，该病从初起到迅速进展直至病死的过程与伤寒六经传变极为相似，尤其在该病的治疗中，《伤寒论》六经辨证方法及所载方药的大量运用，使他对仲景“伤寒”其病的真实所指有了新的认识。一直以来，大家都认为“伤寒”是外感病的总称。但他认为，仲景“伤寒”其病就是流行性出血热抑或是与流行性出血热极为相似的一种急性传染病。“因当时缺乏临床实践，又对仲景著作的掌握不够全面，一时间未敢轻下结论，但一直‘耿耿于怀’。”30年来，随着实践经验的增多，经方的大量应用，仝小林更加确信了当初的认识。于是，他向周老提出自己的观点。中医自古讲究一脉相承，但听完他的阐述，周老深感认同，并把仝小林这个与自己原本大相径庭的观点加到他主编的《周仲瑛辨治流行性出血热实录》里。

“太‘听话’的学生我不太喜欢，指哪打哪固然让老师放心，但不同声音的争鸣，才更有利于中医发展，这正是中医界所欠缺的。作为一名老师，我觉得要有底气面对学生的质疑。”仝小林是这么说的，也是这么做的。中国中医科学院广安门医院主任医师连凤梅是工作10年后考上的仝小林的博士，她自己也带研究生：“和仝老师比，我觉得自己太严厉了。仝老师很少批评学生，对于他们的一些‘奇思妙想’，他会给以鼓励并适当引导。他常说的一句话是‘你这个想法特别好’，这对于学生的成长是非常有利的。”作为“教育部中医药高等院校教学名师”，仝小林培养的学生和徒弟有许多已经成为中医界的知名专家和学科带头人。

做有心人，才能看得远，想得深

20世纪90年代初，正在日本访学的仝小林，目睹日本因战后经济崛起、生活方式改变等原因，糖尿病发病率不断攀升。他预感到，正在富起来的中国人必将面临“富贵病”——糖尿病的困扰，着手研究用中医药治疗糖尿病及其并发症的诊治方法已势在必行。1994年，仝小林婉拒日方的高薪留聘，毅然回国接任中日友好医院中风杂病科主任之职。上任第一件事，他就提出要成立中医糖尿病科，这一大胆举措当时可谓全国首创。

“20世纪90年代，中国糖尿病患者的并发症并不十分突出，降糖是第一要务，中医治疗糖尿病应该有自己的方法，不能再是西药唱主角，中药敲边鼓了。”仝小林介绍，在中风杂病科改成中医糖尿病科后，科室面临的第一大难题就是，当时的中医治疗方法并不能独立降糖。

仝小林在为糖友们健康宣教。

糖尿病，古称之“消渴症”。早在《黄帝内经》之前，就有治疗消渴症的记载。在最初的临床中，仝小林按照传统阴虚燥热、气阴两虚等以虚为主的思路去论治，疗效并不好。通过病案分析，他发现中医传统的“消渴病”，诊断依据是多饮、多食、多尿、消瘦（三多一少），它仅仅是糖尿病的一少部分，且多为糖尿病的重症或中晚期，这时的胰岛B细胞功能已经明显减退或衰竭，而用治疗糖尿病中晚期的方法来治疗早中期2型糖尿病，就相当于打错了靶位，这是中药降糖不理想的根源所在。针对糖尿病早中期中医理论及实践的空白，仝小林结合社区流行病学调查，确立了早中期主要证型，创新性提出以开郁清热法为核心的系列治法、方药。通过随机对照临床研究，确证了开郁清热中药复方对初发糖尿病的独立降糖作用。

在上述理论体系的指导下，仝小林将大柴胡汤、葛根芩连汤、大黄黄连泻心汤等中医经典名方运用到现代糖尿病诊疗中，通过多中心、大规模的随机对照临床研究，最终获得了中药复方独立降糖的高级别循证证据，回答了中药不能独立降糖的质疑。他牵头实施的“2型糖尿病前期中医综合治疗方案研究”，验证了中药具有减缓糖尿病进展的作用，是首个发表在国际高水平期刊的大型长周期研究。这项研究也获得了中西医结合学会科技进步一等奖。

2型糖尿病常伴发高血压、血脂异常、肥胖等多种代谢紊乱，而现代医学尚缺乏整体干预手段。他运用中医整体观和中药“多靶点”的优势，证实中药能多靶点防控糖尿病并发症的危险因素。糖尿病和代谢综合征相关诊疗研究分别获2009年及2011年度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他重新构建的糖尿病中医诊疗体系以及循证证据，形成首部《国际中医药糖尿病诊疗指南》和我国《糖尿病中医防治指南》的骨架。

做一个“有心人”，才能看得更远，想得更深，仝小林就是这样的典型。

“中医看病讲究整体观、治未病、天人合一，传统的辨证论治是中医特点和优势之一，但对疾病完整性的认识仍有不足。”仝小林强调，研究疾病要引入时间概念，对疾病从发生、发展到结局做到全局把握。另外，中医的另一个突出短板就是在改善现代疾病的理化指标上靶向性的欠缺，也就是说，“改善症状可以，改善血脂、血压、尿酸等客观指标，不行”。

仝小林根据多年临床经验提出“态、靶、因、果”临床辨治方略，提倡借鉴现代医学对疾病的诊断，按照中医思维，重新审视疾病全过程，厘清疾病发展各阶段，归纳核心病机，以确定理、法、方、药、量。他希望在当代的医疗背景下，中医可将更多的现代研究成果为中医药所用，以提高治疗的精准性，提高疗效，实现古老中医学的创新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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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文来源：健康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