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谢方新老师的介绍，我很荣幸来到致道中和万人大讲堂，跟大家一起来做一个公益的互动。现在我们是处在一个特殊时期的特殊时刻，当前疫情形势严峻，我们心里都不轻松。但是我们的专业又让我们能够适度的放松。我今天要讲的内容，从学理上的逻辑性和脉络，同时我想在实操性方面给大家一点参考。前苏联元帅朱可夫写过一本书，书名叫《回忆与思考》，是讲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他是怎样在战役指挥中从最困难的困境里走向胜利的。所以我就想借用这个书名，写成了《灾后心理援助的回忆与思考》。当前，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形势严峻，这是一场影响范围很大的灾难。
我们义不容辞，理应团结一心，无私奉献，用我们的专业为打赢这场防治
疫情的总体战和狙击战而做出自己的积极贡献！
灾难的心理救援一般有两个现场，都需要心理救援。我们现在遇到的是疫情，使得第一现场和第二现场有点交叉。第一现场就是灾情最重的地方，我们可以称之为灾区，要进行现场一线的救助。比如生命的救援、哀伤的辅导、危机心理干预、急性应激障碍的处理。当大量的生命逝去时，他们的亲属、目击者，亲密关系人物都需要哀伤辅导。很多人陷入心理危机，需要危机干预和急性应激障碍的处理。第二个是非现场的援助，就是保障性的、后援性的心理援助，主要的目的是支持第一现场的可持续性工作。我们现在既在第一现场，可能也在第二现场，也许越来越有第一现场的感觉。这次的疫情让我们都感到沉甸甸的，两个现场有点交叉，分不清前方和后方。
1.2005年6月，黑龙江沙兰镇发生洪灾，沙兰镇小学100多名小学生失去了生命。这是在我们国家的救灾工作中，第一次由国家主管部门与救灾同步组织的心理援助。
2.2008年5月，5.12大地震，由我们北京心理卫生协会承担任务，组织心理救援队，我带队13位心理学工作者去汶川地震灾区做灾后心理救援。
3.2013年4月四川雅安地震，我们又参加了北京市政府组织的北京心理专家救援队伍奔赴灾区。
2003年非典疫情，民众们有着很大的心理恐慌，形势严峻。受学校和卫生部门领导的委托，我参加了北京电视台的热线直播栏目“珍爱生命，防治非典”，还有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开设的热线直播栏目，直接回答公众关于心理焦虑、紧张、恐慌方面的问题。2.最近5年为北京市和华北片区心理危机干预热线督导最近这5年，我为华北片区的各城市心理危机干预热线的接听、接线员做案例督导。我从作为一位大学年轻讲师的角色开始，就参加了中央和北京地方的三条心理咨询热线，去做一个普通热线接线员。那时经常白天上班，晚上值夜班，因为白天打热线的人很少，半夜和后半夜来电话的多。
1、灾难心理救援是目标局限的活动，我们主要工作的目标是聚焦于情绪的处理而不是处理情结。灾难心理救援的目标局限，我们要聚焦的是情绪和感受，不是情结。而在日常的临床工作中，我们会更多地聚焦于这个人的情结，心结在哪里，要打开那个点，收集资料，评估、分析、修通，目标比较长远。2、灾难心理救援的时间短暂，大多数都是一次性短程心理急救。我们灾难心理救援者能够跟每一位求助者工作的时间是很有限的，因为我们面对的群体很大。还有一个就是我们接受心理援助的需求是具有个性化的，而且差异性很大。在四川灾区、和沙兰镇，我基本上没有做任何一场大规模讲座，比如说有200人，我做了两个个案。通过我们短时间的心理急救，可以看到他们有明显的变化，能够积极地改善或者稳定下来。这两个人去跟其他的人说刚才专家跟我是怎么做的工作，然后你们也可以使用哪些方法…。他们就成了小型的宣传员，还有助于受灾群众的自救互救。我们对所有的个案能做的都是一次性的短程的心理急救，在有限的时间做有限的工作，做了就让它有效，成为好的示范，甚至培育了现场的“战时宣传员”。
3、灾难心理救援的场所简陋，要因地制宜，不要拘泥于空间条件。我们那时候去德阳、绵阳、汉旺灾区，就和当地讲，我们不需要合适的场地，你们在哪里我们就在哪里。后来我们把同类性质问题的人组成一个小团体，在一些小的帐篷里做工作。每个专家选一个点，聚焦某一个问题。比如：1号帐篷是家里有亲人去世的，2号帐篷是家人生死不明的等等。4. 灾难心理救援的技术不同，不能沿用心理咨询室的常用技术。各种治疗技术可能都必须让位于心理急救的技术，稳定化技术。使用小团体表达性稳定化技术有效果，大型讲座作用不明显。比如这个安置点突出的问题有4个，我们分别招募4个小组，再派4个特别能干的专家， 一人带一个组去做。去沙兰镇的时候西英俊还是硕士在读的研究生，跟随我一起参加救灾活动。根据主管部门统一安排，我和西英俊被分到了遇难学生的班主任组。当我们见到这些老师时，他们一个个铁青着脸，面部肌肉处于痉挛状态 ，提问不回答，也不说话，跟我们说“我们有坚强意志，我们能化悲痛为力量。”
哀伤是需要表达的，我们就想了个办法，说：“你们今天有什么话想对学生说，写下来。虽然他们不在了，但他们的形象应该还在你们脑海里。你们之前没时间跟他们说话，现在把你们想说的写下来。”
我们在第一现场的工作中，一定要避免当事人、目击惨状的人或受难者家属去描述那些惨烈的细节场景，因为这会造成二度或者再度的创伤。应该让他们去表达相关的情绪和行为，因为我们要处理的是情绪，不是处理这个灾难本身。
我们让每位老师给自己故去的学生写一封告别信：第一，你对这个学生的印象；第二，你对这个学生正面特征的赞许；第三，你想对你的学生表达你自己从他身上获得了哪些正面的力量；最后跟学生道别。这一写，班主任们就投入进去了。有的老师拿过来的稿纸都是湿的。接着，我让老师们在小团体宣读给学生的道别信，他们情绪隔离的那一部分就被打破了。这时我们再开始处理他们的情绪，缓解他们的紧张，处理他们不能消化的部分。等我们工作结束，我们看到这些老师好像经历了一次磨难又重生的样子。
我们去四川灾区的某广播电视局时，发现他们的编导人员或主持人，心理压力是相当大的，因为有的是遇难者家属，有的是一线媒体工作者，是替代性创伤的受害者。我们给这些人用了小团体空椅的方法。（1）先进行分组：直接目击惨状的一组，有替代性创伤的一组，有替代性创伤同时又有急性应激障碍的受创人员一组。（2）采用团体空椅技术来进行操作，让他们写上故去亲人或者目击的受害者的名字贴在空椅上，对着空椅来表达自己的哀思。（3）打包。（4）用保险箱技术、频道转换等稳定化的技术，效果相当明显。
汶川地震时，我们从映秀下来的战士们没法吃饭，吃不了肉，也没法睡觉，一听到声响就有惊吓反应。因为他们闭上眼都是那些闪回的灾难性画面。他们是替代性创伤群体，这就是替代性创伤反应。在这样的群体面前，讲课是苍白的，只能用一些具体的技术。最后我们借助筷子，用简易的EMDR技术，帮助了他们。后来当地部队领导反应情况有很大的改善，比讲课的效果要好。
我们对于受灾群众的情绪表达采用了一种仪式化的方法，让他们在纸上写下自己的情绪词。他们会写下一些最真切的感受、甚至一些当地土话，有的人写满了一张纸。再让他们将写上自己情绪词的纸撕碎，撕碎以后再撕碎。撕碎还不够，我让安置点的负责人把撕碎的纸片放到脸盆里，在帐篷外找一个空地，让受灾群众围坐一圈观看，将碎纸焚烧，再把灰烬倒到附近的田野里掩埋。这个仪式结束后，受灾群众的表情也有了很大的变化。随我参加救援的我的三个在读研究生沙莎、钟欣、祖思，负责做一批小学生的心理辅导工作。他们也在绵阳的帐篷小学用了这个情绪词书写的方法。他们的创新是让孩子们把这些情绪书写纸折成纸飞机，然后去操场放飞。在放飞仪式完成后把这些纸飞机收集起来，告诉孩子们飞机会被他们带回北京，说“这样你们的烦恼就被我们带走啦”。
个人与家庭方面（50%）；社会方面（50%）。现场的求助也差不多。很多人以为心理热线求助问题多是个人的、家庭的问题。实际上，个人与家庭方面的只占一半。有另外一半反映的是救灾物资的分配，受灾群众安置点管理这类的社会问题。我做热线督导时，很多咨询师反馈来访求助的问题与心理无关。那怎么反馈、怎么继续督导呢？举个例子，奥运志愿者的心理支持热线是为了支持和帮助奥运志愿者而设立的。但是很多志愿者打电话来说的是领的志愿者衣服尺码不对，而且又不能换。接线员问我，这好像跟心理问题没什么关系吧？
但我怎么觉得跟心理特别有关呢？因为这个衣服尺码问题的背后其实是心理功能相关的问题。 “外部世界没有别人”。所以当来话者谈外在现实问题时，我们心里要有根弦儿。一个心理健康的人，会不会就这个问题打这个电话呢？我们还是要通过更多的资料收集，评估，对他做自我觉察的引导，这对他才能真的有帮助。评估风险特别重要。因为在灾难来临的时候，有的人在急性应激状态下，被诱发或者唤起了他个人内在世界里的问题，可能他一下就处于严重的危机状态了。这时我们要评估这个人自杀、自伤和攻击性、杀人的危险性，特别要防止恶性事件发生。汶川地震时，有个人非要冲到最重的灾区去。因为他的家人都在映秀镇，在最深的山区最重的灾区里，所以他非要冲破封锁过去。这时我们首先表达理解，然后就得先用稳定化技术。但这不仅仅是心理学的单打独斗的工作，还得有社工的干预，就是还得有人监控。共情是万灵良药。我们不管遇上什么样的危机当事人，什么样的困难，一定要注意，我们要感同身受，设身处地地跟人家在一起。“我正在努力地感受你……”“我感到了……”“我理解到了……”，因为情绪特别偏激、激越的人，如果真的有人能够跟他分享那种极端的、强烈的情绪，对他的支持性是很大的；对缓解他的情绪，也是很有帮助的。2、操作的步骤：稳定情绪、改变观念、鼓励行动、提供信息在处理危机的情况下，如果对方的情绪特别强烈，你不稳定他的情绪，其他工作就无从开展；即便开展了，也难以产生效果。所以，面对危机的个案，我们先稳定住他的情绪，然后改变观念，再鼓励他积极地行动。即便他不能出现积极地行动，也要鼓励他回到危机发生前的状态，这也对他有帮助。
这里有个很关键的点：很多受到急性创伤的来访者或者他们的家属，特别愿意反复、不厌其烦地去讲对他“最构成伤害的场面和细节”，可能是他的闪回的部分，我们要特别注意。我们要做的就是不要让当事人去描述场景和细节，而是要让他们描述想法和情绪。比如，当对方说“我那天看见房子塌了，我跑出来了，我爱人没出来，我又跑回去，结果我看见他砸在这里边，一条腿露在外边儿……”试想一下，当事人这么讲的时候，内心一定倍受创伤。他每讲一次，就被再度创伤一遍。这时我们需要制止他们，“你不要再说这些，我们知道，你说这个会让你很痛苦。你要讲你爱人离世以后，你的想法、你的感受，而不是那天、那个时刻你看到的什么。”在灾难救援里，处理心理危机的时候，处理的重点是他的情绪和感受，而不是我们的好奇心，或者当事人愿意讲的那个特别惨烈的场景。当事人如果诉说很多细节，我们要善意地、适时地、温柔地终止，更多地提问感受。当事人在表达他的感受或情绪时，我们要做非言语的鼓励：“嗯，这样我理解、我能感受到、我能够体会到……”这个方法效果特别好，引“来访者的语”。我们利用来访者使用过的语句、词汇，再造一句，造一个带有心理帮助的句子，回授给他。他会觉得这句话特别熟悉亲切，阻抗的力量就小了，因为“这就是我说的话啊”。我在《心理访谈》有一期节目，当事人说他跟他叔叔有仇，小时候他奶奶和他妈打架，叔叔向着奶奶，他向着他妈。“我是我母亲的儿子，他是他母亲的儿子，他向着我奶奶，我向着我妈，我们俩就打起来了。”在他对叔叔的愤怒宣泄之后，我说，“你是你母亲的儿子，他是他母亲的儿子，你们是各自捍卫自己母亲的利益，谁都没错！”这句话的潜台词就是“你跟你叔叔是一样的人，你孝顺，你叔叔也孝顺，只不过他孝顺的是你奶奶，你孝顺的是你妈。你们俩行为、品质、性格是很相近的，你俩不应该对立。只不过是你妈和你奶奶有对立，所以导致你们俩对立。而不是你们俩本质上的敌对。”说完这句话以后，当事人说“哎呀，杨教授这么说，我心里一下子踏实多了。”“这句话一说，我这个结打开了。”我用他的词汇造句，用他的词汇重新组装，他一听，“这就是我说的话”，“这就是我的道理，我就应该接受。” 他就没法阻抗。“引语造句”效果特别好，同时这也说明了倾听的重要性。咨询师一定要抓住来访者讲话的模式、关键的词汇，用他讲话的关键词汇重新造句，这个帮助力度特别大。另外，还可以使用具体化技术、一般化技术、尝试性解释。部分危机的情况，可以用稳定化技术。方新老师在她做的培训里，就教了大家大量的稳定化技术。在我们工作的最后部分，应当减少对方过度的反应，给以正常化的回应，给必要的建议。疫情当前，我们要为我们的群众做相关的心理辅导，要注意看权威的信息，做好防护，坚持正常的生活规律。在危机干预中，如此多的人需要帮助，但只有很少的心理工作者，能给大多数人的机会只有一次。所以，我们尽量要在一次有限的时间里，给对方最大的收获。我这些年发展了一种叫“分析体验式”的咨询，一种比较短程高效的方法。大概分三个阶段：第一阶段，建立关系、收集资料、评估；第二阶段，分析、修通、体验；第三阶段，结束。如果大家有兴致，可以看人民卫生出版社出版的《分析体验式心理咨询技术》。
我们在一次性咨询里，不是整体提升一个人的人格，而是让这个处于危机状态或者被不良情绪笼罩的求助者，先恢复到危机前的状态。咨询的目标是要局限的、聚焦的。
建立关系，收集基本的资料，做出评估，先处理情绪，然后聚焦焦点问题，进行分析修通，也可以使用一些急救的技术。
如果有可能，加上体验性表达性的工作和心理教育，让他发现这次灾难性事件的意义和力量，加以总结，这一次咨询就结束了。
我们在汶川的时候，这种感觉就特别强。山崩地裂，房倒屋塌，我们的救援部队来得特别快。第一件事就是先把受灾群众中的幸存者，从最危险的地方救下来，抓紧转移到安全地带。同时，还有许多战士紧急搜救在各种废墟里可能的幸存者。我们看到，那些持续寻找幸存者的救援人员，他们目击的惨状和超负荷暴露，超过了许多当地的受灾群众，替代性的创伤反应也很严重。所以援助者的自我照料是特别重要的事。
第一，照顾好自己的大脑。认识到自己的局限性，不要去高指标、超负荷地工作。第二，团队合作。一个人去灾区做心理救援，不可持续。我们曾在灾区看到了不少“灾区流浪者”，本来想做援助工作，结果他只身一人奔到灾区，生活都面临着困境，自己反而需要被救援了。所以一定要团队合作，一定是有组织、有计划、有系统地去做灾后援助。同行之间需要交流、互相支持和接受督导。第三，兼顾工作和休息。要轮班工作。四川地震我们有经验，也有教训。第四，在这个过程里，发现自己生命的力量。与危机工作其实是一种契机。奥地利心理学家弗兰克尔说过，“真实地面对死亡和特别大的痛苦，才能让我们发现自己生命的意义。”
天亮起床
离开帐篷出发 到达受灾群众安置点
一天满满的工作 不仅仅是心理专业也有社工工作
午饭时间不确定 站着、蹲着干吃面、喝一点水
傍晚天黑了回到帐篷吃方便面，如果能喝到热水就太好啦
开会——总结、督导、分享、团体的磨合
会后还要写汇报和发回后方的报道
凌晨入睡
天亮起床
时间关系，就到这里。最后我用弗兰克尔的话作为结束语，与大家共勉。
生命的意义既不能模仿也不能引进，它只能由每个人在各自不同的存在环境中寻找和发现。人类的目标不是寻求心理或灵魂的安宁，而是在从现实到理想的健康奋斗中体验生命的意义。生命的意义来自于个人在与责任相连的自由中运用有意识和无意识的人类精神力量。” ——维克多·弗兰克尔 《追寻生命的意义》
Q：接热线的时候，有的求助者一上来就批评咨询师，这种情况怎么处理？还有一位负责社区隔离工作的老师，工作中得不到理解，总是一边工作，一边挨骂，所以感到很生气，晚上睡不着觉。A：这两个问题在第一现场和第二现场很常见，我觉得这太真实了、太自然了、太正常了。我们能做的就是静静地听，而且我们要试着去理解他这样的表达。他背后有很大的失望、绝望和哀伤没有得到处理，所以这些情绪转化成愤怒是很正常的。如果他什么都不说，那才是危险的。如果他们说了我们，能让他们心里的压力减轻一点，抑郁、哀伤减轻一点，而且能有一个出口表达，这正是我们工作应该做的。我们要去长线地看，是最终帮助了这个人？还是因为眼前他说了我们不好，我们感到委屈就要放弃这个人？这可能是我们个人需要成长的部分。 Q：在危机工作中进行积极赋义，需要注意些什么？一般的工作方法是怎样的？A：我觉得这个问题问得特别好，我们帮助任何人，我们既要感同身受，设身处地的去理解他的痛苦和难处，同时我们也肩负着某一种责任，就是我们要把他从心理的泥沼当中带出来，那我们就必须得看到有资源。现在这疫情那么严重，为什么我们和方老师现在的精神状态并不是那么紧张、焦虑、恐惧担忧，为什么不是特别消极？我们可能还看到了别的部分：因为这个疫情，我们很多人有了机会认真的去跟自己的妻子儿女、老人，真诚的、近距离的，长时间的交往，这不是疫情严重的一个正面意义吗？因为这次疫情以及它带来的恐慌，我们中国心理学界万众一心，体现了空前兴旺发达的这么一个专业前景。我们每个人在家禁足的时候，也获得了一种可能性，就是认认真真的和自己在一起，自我觉察、自我成长。发生地震和疫情是坏事，是很糟糕的事，但它也有正面的意义，正面赋义就是这个意思。
Q：在处理这个危机的时候，如何处理自己的替代性创伤？在助人的过程当中会产生自我衰竭、耗竭，那怎么处理？A：我觉得替代性创伤，跟我们自己早年生活里的创伤是有联系的,不是纯粹由当前的急性应激事件引起的。这个事件唤起了我们原来已有的创伤，加在一起造成的。如果我们心理是健康的，我们会使用健康和成熟的防御机制，去应对。虽然我们会很痛苦、很悲伤、很抑郁、很焦虑，但最终我们能够不让自己完全崩溃。我觉得做一个好的心理咨询师，可能修炼自己的人生境界、哲学境界。我们学了心理学，尤其是临床心理学，想帮助到任何一个人，我们必须把自己打造成：我用心理学原理，我自己的内心世界和我的家庭，能够“事可对人语，心常如水平”。心理学知识在我自己身上都不能用，那我还能帮助谁？所以就真得“不以物喜、不以己悲；贫贱不能移、富贵不能淫、威武不能屈；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技在手、能在身、思在脑，从容过生活。”
我特喜欢中德我的带组老师托马斯·普朗克斯的一句话，“一个心理咨询师其实就是在人间，做神的职业。”所以我今天特别想跟我们20个群的同道们共勉，大家要做好做一个神的思想准备，来进入我们这个行业。如果你想出点名、得个利，那我觉得这条路走不太远。
谢谢大家！
杨凤池
首都医科大学临床心理学系学术委员会主任、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心理学会首批注册心理督导师；中国心理卫生协会特殊职业群体委员会主任委员、北京心理卫生协会理事长；全国心理卫生学科首席科学传播专家，中央电视台《心理访谈》特邀专家主持。2014年获得“全国优秀科技工作者”荣誉称号，2015年荣获中国心理卫生协会突出贡献奖。
何锦
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中国艾利克森研究院注册临床催眠治疗师，萨提亚模式家庭系统治疗师，儿童心理咨询师。上海洗心心理工作室创办人。接受过德式行为治疗、临床催眠治疗、整合式创伤治疗、国际自我状态治疗、危机干预相关培训。
感谢协办方
北京大学学生工作部
北京大学（医院）心理咨询与治疗中心
北京大学学生心理健康教育与咨询中心
北京大学电视台
感谢马龙、赵娜、陈潇琳、戴璟四位老师为本次文字稿的贡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