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士大夫'以天下为己任'的政治主体意识在诗歌中集体性的呈现

导语：对于宋代政治史来说，公元1036年，也就是北宋景祐三年，是特别的一年。这一年发生了一件大事，导致宋朝接下来相当长一段时间里都受到余波影响，那便是朋党之争。但是这一事件的影响不仅仅是体现在政治上，还有文学上也受到不小的波及。在北宋前期大量的诗歌汇聚，使得'以天下为己任'的诗风走上轨道。

一、朋党事件与诗歌的联系

1、朋党事件

景祐三年，宰相吕夷简执政，他所崇尚的奔竞之风开始盛行。这时候任命开封府的范仲淹向宋仁宗上书《百官图》，向皇帝提出任命官员的基本规则，并认为百官要等级之分，公私分明，不能全权由宰相处理。

宰相吕夷简

正是这番言论使得吕夷简心生不悦，此后吕夷简上书宋仁宗，指责范仲淹越职言事，于是被仁宗贬去饶州。

《百官图》

这导致了当时的言官都不敢上疏进谏，当时秘书丞、集贤校理余靖上书论仲淹不当贬，亦落职监筠州酒税。尹洙随即上言自请与仲淹同贬，并说：'余靖素与仲淹分疏，犹以朋党得罪，臣不可幸于苟免。乞从降黜，以明典宪。'遂贬郢州酒税。欧阳修时为馆阁校勘，写信给谏官高若讷，斥责他身在言职，却不敢进言为范仲淹辩护，这便是赫赫有名的《与高司谏书》。

图为欧阳修雕像

然而恼羞成怒的高若讷将这封信呈给了宋仁宗，导致了欧阳修也被贬。接连几位名声在外的朝臣被贬，使得这件事称为轰动一时的大事，也因为这件事诞生了许多与之相关的诗歌。

2、引起群愤

梅尧臣作了一首《彼䴕吟》以寓言形式影射，'䴕'是啄木鸟，它啄击臃肿虚质而有害虫的树木，却触怒主人而被逐走。这首诗实以䴕喻范仲淹，而以有虫之树喻吕夷简，虽然比蔡襄的诗作隐晦，却也有着颇为明显的寓意和政治倾向。在正面表现这一事件的诗歌之外，还有许多相关人物的酬赠之作。

梅尧臣各有一首赠欧阳修、尹洙、范仲淹，并在诗中表达了自己的支持和赞美，例如，《闻欧阳永叔谪夷陵》：'今婴明主怒，直雪谏臣冤'；《闻尹师鲁谪富水》：'附炎人所易，抱义尔惟难'；《寄饶州范待制》：'古来中酒地，今见独醒人'，等等。

这些酬赠之作，虽然产生于朝廷诏戒朋党的背景之下，却在实际上紧密地团结了志趣相同的士大夫，使他们相互勉励、向治国平天下的共同目标一齐奋斗。

二、朋党事件引发诗歌写作的内因

这一次朋党时间虽然在当时使得这些名贤在一段时间内远离了朝堂，但是对于文坛来说，却是一个诗歌集中'喷发'的契机，使得士大夫的政治主体意识诗歌得到集中体现。

1、士大夫与国家同治

士大夫是宋代诗歌写作的主要参与者，而宋代的士大夫是国家政治参与的主体，这一点可以说是超越前朝的汉唐，就连后来的元明清也是无法企及的。

宋仁宗画像

经过三朝的发展，宋朝已经形成了'不罪言事者，不杀士大夫'的祖宗家法，为士大夫提供了广阔的发展空间，进一步推进士人与国家同治的新局面。仁宗这种有意识地赋予言事者权力，是希望能够制衡宰相的权力，但实际上这是对君权自身的制约。

仁宗优容言事的态度激发了士大夫的积极性，在明道二年，仁宗打算废除郭后，就有范仲淹、孔道辅集体反对的事件。在仁宗亲征三年后发生的朋党之争实际上就是士大夫政治主体意识凸显的结果。虽然在此次事件中宋仁宗倾向了吕夷简，但是并不是说就完全否定了范仲淹等人。

因为在这个事件后不久就重新对其委以重任，这才有了后来的庆历新政。我们可以看出宋仁宗不仅对大臣宽容，而且能大致包容他们，并且平衡了各方势力之间的斗争，为这些士大夫的良好成长提供了一个环境。

所以不管是在深度上看还是广度上看，宋仁宗对于社会发展以及国家政治发展的贡献都超越了前人。

而这个事件中的'主角'范仲淹更是成为了风云人物。他自己的实际行动带动了士大夫风气的转变，促进士大夫政治品格的成长。早在天圣五年（1027年），范仲淹丁母忧之际仍心系天下，甚至不顾踰越典礼，上书宰执，历言天下大事，'不以一心之戚，而忘天下之忧，庶乎四海生灵长见太平'；天圣八年（1030年）他又上书晏殊，称自己'天不赋智，昧于几微，而但信圣人之书，师古人之行，上诚于君，下诚于民'。

2、心系天下的理念

心系四海生灵，毅然承担起致君于尧舜、致民于太平的政治理想，这便是范仲淹的最高目标，而这也是庆历四年（1044年）《岳阳楼记》中'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的核心精神。

岳阳楼记书法作品

他第一次被贬是因为上书请章献太后还政仁宗，触怒了太后，僚友送行时说：'此行极光。'第二次是因为反对仁宗废郭后，僚友送行时又说：'此行愈光。'等到景祐三年（1036年）第三次被贬，亲朋送行说的是：'此行有关。'范仲淹也哈哈一笑，回应道：'仲淹前后三光矣！'

这'前后三光'，凸显着范仲淹以君民天下为旨归而'不择利害为趋舍'担当精神。'以天下为己任'的范仲淹，成为一代士大夫追慕向往的对象。譬如王质，在范仲淹赴饶州前为他送行，旁人责怪他'何自陷朋党？'王质却说：'范公天下贤者，顾质何敢望之；若得为范公党人，公之赐质厚矣！'闻者为之缩颈。

士大夫不但不避朋党之嫌，甚至以朋党自诩，这在前代几乎不可想象。故而朱熹称赞范仲淹'大厉名节，振作士气，故振作士大夫之功为多'、'本朝忠义之风，却是自范文正公作成起来也'。景祐三年（1036年）朋党事件中毅然追随范仲淹的余靖、尹洙、欧阳修，以及在诗歌中表达赞美的蔡襄、梅尧臣、石介等人，就是这样一股振奋人心的力量。

宋代士大夫'以天下为己任'的风气渐渐的开始形成

这批士大夫同样怀抱着以天下为己任的政治主体意识，以忠正刚直的姿态投入到康济生民的奋斗中去。景祐三年（1036年）朋党事件中的诗歌写作，正是在这样一种精神支持下展开，士大夫在诗中直面政治事件，表达自己的观点，对'贤'与'不肖'的价值判断如此鲜明大胆，使诗歌在描写议论的同时充满了积极昂扬的气格。

这次事件从政治上说，是将这批士大夫凝聚到了一起；从文学上说，则带来了'以天下为己任'思潮在诗歌中的一次爆发性表现。

三、朋党之争前后的写作

如果我们把宋仁宗时期主要的作品排列起来，就会发现在'朋党事件'为代表的景祐三年是当时诗风转变的一个重要节点。这一个节点之后的作品从整体上恢复了诗歌中的政治讽喻精神。

关怀政治、心系民生，这样的理念在诗歌中是一直存在的，而中唐时期的新乐府运动实际上就是将其推向一个高峰。但是在五代时期，诗风浮躁，导致了这一类的诗作走向下坡路，直到仁宗时期，这类作品才逐渐增多。

梅尧臣

梅尧臣、苏舜钦、石介等人都有这类诗歌问世。譬如梅尧臣写于景祐元年的《聚蚊》《清池》，以寓言的形式反映前一年的废后事件。明道元年（1032年），进士林献可请太后还政仁宗，太后大怒，将其贬至岭南。不久之后，皇宫发生了火灾。苏舜钦写下了《感兴·其三》。诗中描写林书生忠心耿介，却招来群目睚眦、执缚远窜；然而大内着火，仁宗大赦天下，得到赦免恩惠的是'凶恶囚'，却不是林书生这样直言进谏而遭贬窜的人才。

苏舜钦

诗中不惮于描写大内着火时仁宗的狼狈，并对仁宗大赦提出了直接的批评。这类讽喻性的诗歌在仁宗朝初期尚属零星，但诗中的讽喻力度得到了陆续的积攒。到了景祐三年（1036年），伴随着朋党事件的发生和扩大，终于汇聚成一股有力的潮流。

《四贤一不肖诗》乘着这一股潮流而来，又将这一股潮流推向诗歌史发展的纵深处。

这组诗'布在都下，人争传写'，甚至传播到了契丹，宋朝使者在契丹境内还看到这些诗被题写在墙壁上。蔡襄作此诗时只不过是一地方小官，尚且积极表达对朝中大事的观点立场。

而此诗传遍京师，天下目为'四贤'，足见这组诗歌在当时所具有的巨大影响力。有了《四贤一不肖诗》的示范，后来围绕朝政而产生的作品越来越多。政事与诗歌形成一种互动，重要的事件必有相应的一批诗歌产生。

庆历三年（1043年），仁宗提拔欧阳修、蔡襄、范仲淹、富弼、韩琦等人，为'庆历新政'作准备。石介因此作《庆历圣德颂》，热烈地赞美了这批士大夫，并赞美仁宗决策的正确。此诗同样流传极广，就连远在蜀地、方总角入乡校的少年苏轼也能读到。

总而言之，经过景祐三年（1036年）朋党事件的激发，以诗讽谏的写作行为得到了极大促进，不再只是零星个别的现象，诗人也不再局限于此前讽喻诗只反映社会中某些现象、期待君主采诗以补时政的写法，而针对各种国家社会事务提出实际的见解和具体的建议，并成为整个诗坛的共同追求。

景祐三年（1036年）朋党事件引发了与以诗讽喻、以诗议政的趋势，而几位重要人物的贬谪又在'以天下为己任'的信念支持下为贬谪文学注入了积极达观的态度。范仲淹在此前两次的贬谪中，已经有不少达观的诗作。

范仲淹在庆历四年（1044年）的《岳阳楼记》中作出了经典的总结：'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这表明，对于这群士大夫而言，'以天下为己任'的责任感犹如一个支点，平衡了出处穷达之间的落差，调整了'忧''乐'与'进''退'之间的关系。

他们不是以一己的得失决定心境的悲欢，而是在以担当天下忧乐的决心中进退皆可，收放自如。正是这样一种达观的写作姿态，使得贬谪诗歌显示出与前代不一样的积极面貌，并为后来苏轼、黄庭坚等人的贬谪诗歌提供了丰富资源，以达观、理性的精神参与塑造着宋诗的整体风貌。

四、'以天下为己任'的诗风开启

'庆历诗风'是宋仁宗时期诗歌风貌的总体概括，也是奠定宋诗风格的一个重要时期，更是宋诗的一个高峰。在这一个阶段的宋诗'一要拿下为己任'作为士人的终极理想和人生目标渗透于他们的作品中。

促使诗人们关怀天下，并用诗歌的形式来将其表现出来。同时，诗歌中的议论成分也越来越多，议论在诗作中的占比提高极大的丰富了诗歌的表现内容，也推动着宋诗'以议论为诗'的特点形成。

结语：总而言之，'以天下为己任'的追求从精神内核提升了诗歌品质，而新的精神内核也促使诗歌采用与之相适应的语言表达方式，从而由内到外地拓展了诗歌境界。

景祐三年（1036年）朋党事件就是这一诗风发展过程中的第一个重要节点。围绕朋党事件产生的诗歌，使'以天下为己任'的精神在诗中得到集中凸显，将此前零星分散的力量汇聚为一股潮流，并直接影响到后来诗人的写作，昭示了庆历诗风的走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