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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语：中国古代的封建制度始于秦汉，在赵宋达到了鼎盛，此后逐渐走向了'盛极而衰'的道路。在宋代繁荣的社会背景下，教育事业也呈现出'百花齐放'的盛况。但是宋代教育的发展也并非是一蹴而就的，也经历了两次创新的变革：一次是以北宋中期'庆历兴学'为标志，官立州、县学从无到有，开创中国教育史地方教育的先河；一次是以南宋中期岳麓书院、白鹿洞书院复兴为标志，官、私立书院如雨后春笋般迸发，创造了历史上难得的文化盛宴。 第二次教育改革的兴起有其特殊背景：南宋中期，传统州、县学已弊端丛生，教育改革势在必行，此时官立书院应运而生，尤其是得到中央承认的官立书院，一开始就以改革者的形象出现，而且相当高调，目的就是要全面超越不久前的地方县学。 范仲淹'庆历兴学' 官立书院的繁荣发展推动了新价值观的塑造，有利于新型人才的培养以及教育的普及，是我国教育史上的一次重大革新，这次的教育改革成果更为中国现代大学的建立提供了宝贵的参考经验。 一、传统官学虽亟需变革却牵涉甚多难以撼动1、传统官学逐渐僵化 从北宋时期的'庆历兴学'开始，官立州、县学进入一个持续且快速的发展期，极大地促进了当时人才的勃兴和文化的繁荣。但在百余年的发展后，到了南宋中期，传统官学已弊端丛生。其最大的弊端就是'唯科举考试论'，教师只教科举考试的课目，学生只学科举考试的内容，正如朱熹所言，'今郡县之学官'，'其所受授，又皆世俗之书，进取之业，使人见利而不见义'。这就导致培养的人才不仅知识结构单一，而且价值观庸俗，已经不能适应统治者的需要。 宋代科举考试 任何时代的教育事业都为社会重视，因为教育直接影响新兴一代的价值观，从而影响整个社会风貌。因此，既然教育都以科举考试为重，整个社会出现'父所以诏其子，兄所以勉其弟，师所以教其弟子，弟子之所以学，舍科举之业则无为也'的现状也就不足为怪了。'因此，到南宋中期，教育改革已势在必行。 2、创办官立书院的伟大变革 那么，该如何进行这场教育改革呢？当时的教育存在两种模式：一是官立州、县学以及中央的太学；二是私立书院。私立书院在'庆历兴学'之前占据教育的主导地位，但'庆历兴学'之后就逐渐淡出了教育的视野，到南宋前期虽有复兴的趋势，但已经不足以引领教育改革的潮流。官立州、县学已弊端丛生，迫切需要改革，这样看来，对州、县学甚至太学的办学模式作出调整是最直接的办法，但教育改革会如此简单吗？ 太学平面图 一种根深蒂固的制度背后往往存在着盘根错节的既得利益者，任何改革都会遭到既得利益集团的反对和阻挠，成千上万的为官者都已经在传统的教育中找到了谋生的手段，想要触动这批人的利益几乎是不可能的。因此，尽管朝野都深知州、县学的弊端，他们却不敢也不愿意去推动州、县学展开大规模的改革。改革需要另辟蹊径，寻找第三条道路。 完成这一历史使命的则是著名思想家、教育家张栻和朱熹，他们寻找的第三条道路就是在州、县学之外开创新的官方教育空间和教育模式，即官立书院。 张栻，号南轩，湖湘学派集大成者。乾道元年，在张栻的幕后主导下，潭州知州刘珙重建了岳麓书院，这是南宋的第一所官立书院，也正式开启了这场历史性变革。 岳麓书院 朱熹，号晦庵，是宋代理学的集大成者。淳熙六年，朱熹到南康军上任，亲自主导重建了白鹿洞书院，并亲自制定了著名的白鹿洞学规。白鹿洞书院是南宋第二所官立书院，且成为官立书院的典范，影响甚至超过了岳麓书院。 官立书院是一项伟大的创设，立即被纳入官学体系，但游离于传统州、县学之外，从而使得教育改革可以在新的教育空间以新的教育模式来展开，避开了传统太学这块壁垒。岳麓书院、白鹿洞书院的重建起到了相当好的示范作用，到南宋后期，各地争相效仿兴建官立书院。据统计，宋代办学主体明确的书院有610所，其中官办108所，民办502所。尽管官立书院的数量不及同期的私立书院，但却引领了当时教育改革的潮流。 白鹿洞书院 二、新兴官立书院的创办特点及模式1、得到中央承认的官立书院 这类书院具备如下特征：一是得到朝廷赐额，这意味着得到中央的正式承认，其中少数地位崇高者还可能得赐御书，即皇帝的亲笔题名，即'其得请于朝，或赐额，或赐御书'。赐额对于官立书院具有至关重要的影响，一旦获得赐额，书院的持续发展就有了制度保障，'官吏有所遵守，久远不至堙没'。得到中央承认的官立书院只占少数，南宋中后期官立书院得到赐额的仅有32所，但著名的书院皆名列其中，如岳麓、白鹿洞、石鼓、明道等书院。 二是设施较为完备，一般书院需要具备教室、宿舍、祠堂、藏书、师资、学田等教育要素。以建康府明道书院为例，其硬件设施有堂（十四间）、廊（三十间）、阁（五间）、斋（十四间）、公厨、米敖、钱库、蔬园、门屋（六间）等；其学田有近5000亩，每年可得粮食5000余石；其师资设有山长、堂长、堂录、讲书等，形成了较为完整的教育模式。 书院课堂内景 既然官立书院的创办获得了成功，那为何其数量远不如同时的私立书院呢？原因有三点。一是由于朝廷对于官立书院的审批有着严格的程序：1）地方官向朝廷申报；2）朝廷将申报书下发到礼部讨论；3）礼部将讨论决议提交给政事堂高层会议；4）以丞相为首的政事堂高层会议通过，申报成功，如此流程费时费力。 二是因为对设施和规模有较高的要求，相应地投入也就大，如此庞大的投入并不是所有州府都能负担的。三是出于反官立书院派的舆论压力。尽管官立书院不与州、县学直接冲突，但还是遭到了相当一部分官员的反对，如白鹿洞书院申报赐额时，'朝野喧传，相与讥笑，以为怪事'。朝廷不能不在成立官办书院的过程中兼顾所有大臣的意见，这也使得很多书院'出师未捷身先死'。 2、未得到中央承认的官立书院 与得到中央承认的书院相对的，就是那些未能得到中央承认的官立书院。这类书院具有如下特征：首先，未得到朝廷的赐额，也就意味着未得到中央的正式承认。在有部分官立书院得到赐额的情况下，未得到赐额的书院，其社会声誉会出现天壤之别。'使其有屋庐而无敕额，有生徒而无赐书，流俗所轻，废坏无日。''流俗所轻'，就是在社会上没有地位。'废坏无日'，就是随时都有可能荒废。足可见其在社会舆论中风评中人们对其的不信任。 白鹿洞书院匾额 未得到中央承认的官立书院，尽管运用了官方资源，但严格说来，它们的建设属于地方官员的个人行为，属于'自为建置者'，随着地方官员的更迭，书院的命运有可能随时发生变化，所谓'一朝天子一朝臣'，新上任的官员很可能就不给书院拨款，转而支持其他书院。也正因得不到朝廷的资金支持，它们大多设施不全，且规模较小，难以独立生存，多附属于州、县学，与州、县学共享资源。 不过，在当时未获中央承认与得到中央承认之间并没有绝对的界线。所有的官立书院都会像白鹿洞书院、清湘书院那样全力以赴地申请赐额，但只有极少数官立书院像白鹿洞书院那样一次性申请成功，也只有少数官立书院像清湘书院那样在经过长期不懈地努力之后终获成功。多数官立书院的命运停留在清湘书院的早期，反复申报，反复失败，直至南宋灭亡。 三、官立书院的办学特点无论私立还是官立，书院办学最显著的特色是开放和自由，这已是人们的共识。在此我主要想探讨官立书院办学的另一特色：'高调'。自诞生之日起，官立书院就以改革先锋的身份出现，而且相当高调。 1、崇高的办学理念 在官立书院兴起之前，科举之学已经完全占据了州、县学教育，'州县庠序之教沉迷俗学，而科举利诱之习蛊惑士心'。岳麓书院是南宋第一所官立书院，张栻在所写书院记文中就高调表明了书院的办学宗旨：'成就人才，以传斯道，而济斯民'，不再'但为决科利禄'，即要超越科举之学，追求性理之学，培养新型人才，这种办学理念超越了时代的限制，如今看来依然具有借鉴意义。 岳麓书院里的张栻像 但超越科举之学，并不意味着排斥科举之学。尽管科举制度弊端重重，但毕竟是维系天下士人的根本制度，其存在的合理性是不容否认的，'上以是求于下，下以是应之，则士之业乎此，固有所不可已'。即使兴办新学，也必须在科举制度这个范围内创新，断不可离经叛道。 鉴于此，官立书院尽管高调批判，但教育实践却包含科举之学。如明道书院，'每月三课，上旬经疑，中旬史疑，下旬举业'。朱熹说：'若读书上有七分志，科举上有三分，犹自可；若科举七分，读书三分，将来必被他胜却。'明道书院举业占总课时的三分之一，也是大致遵从三七分的比例。 2、高标准的师资和学员 教师是学校的灵魂工程师，学校的办学理念能否付诸实践，关键在教师的信念和水平，因此，官立书院对所聘请的师资一般都有相当高的要求，'非名足以厌时论，学足以任师道者，弗与是选'。 因为有崇高的办学理念，官立书院也足以吸引真正有学问而又热衷教育的名家，这里以'山长'举例。山长是官立书院的最高负责人，要求自然也最高。'山长之称，人以为非有实行粹学者，莫宜居。'实际结果也确实如此，比如岳麓书院的首任山长彪居正，是理学家胡宏的弟子，学问仅次于张栻，时称彪夫子，是当时儒生的'一流人才'。 山长的重要地位甚至吸引了一批中央下野高官，如前参知政事杨栋、王爚先后出任过台州上蔡书院山长，这也能说明官立书院也得到了大批传统士大夫的认可。 鹅湖之会 正式师资之外，官立书院还随时欢迎社会名流来院讲学。岳麓书院复建后，刘珙特邀张栻'往来其间，使四方来学之士得以传道授业解惑'。张栻讲学期间，朱熹慕名而来，二人会讲于岳麓书院，成为当时一件盛事。白鹿洞书院落成后，朱熹特邀陆九渊前往讲学。陆九渊即兴讲演了《论语》中的'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听者莫不竦然动心'。来官立书院讲学的社会名流中，最多的当数现任地方官员。朱熹知南康军和潭州时，就很喜欢到白鹿洞书院和岳麓书院讲学。 官立书院正式学员名额极少，少者一二十人，多者也不过三四十人。如岳麓书院，乾道元年，定养士额20人，淳熙十五年，增加10人，绍熙五年，'别置额外学生十员，以处四方游学之士'，经过两次扩招，岳麓书院正式学员也才40人。 3、高远的目标 相对于私立书院，官立书院有着绝对的优势。尽管私立书院在数量上远多于官立书院，但代表教育改革方向和时代精神的却是官立书院。岳麓书院复建后，第二任山长王炎称岳麓书院为'今日湘中九郡惟一书院'。这里的'惟一'，指的是惟一的官立书院。当时湖南私立书院已经不少，仅王炎的老师张栻就创办两所：南轩书院、城南书院。王炎对自己老师的书院都避而不提，说明当时私立书院根本比不过官立书院。 朱熹 办学模式的创新让改革者对官立书院充满了信心。官立书院之所以产生，就是因为张栻、朱熹等人对州、县学极为不满，因此，自诞生之日起，官立书院就高调宣称要超越州、县之学。'回视州县之学，不过世俗之文、进取之策，其相去岂直千百驿而已哉！'这个评价虽然夸张，但也表明了官立书院的定位目标。 元初程钜夫在回顾宋代书院时，也说'书院昉近代，视郡县之学在昔为尤重'。官立书院超越州、县学也有一些外在的表现，如朝廷赐额和皇帝亲笔题名，这都是州、县学很少享有过的。再如中央下野高官出任书院山长，这也是州、县学从未有过的，这些新出现的特征无不表现了这一新生事物的活力。 四、官立书院对社会的积极作用1、服务地方教育 宋代教师的地位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魏晋隋唐时期，门阀士族占据主导地位，社会对教师的需求量极少，导致教师地位低下，'公卿大夫耻为人师，至使乡校之老人，呼以先生，则勃然动色'。宋代随着平民社会的兴起，加之社会经济的发展极大的提升了人民生活水平，越来越多的人渴望受到良好的教育，从而使得教师这一职业一跃成为社会的热门行业。 到了南宋中期，随着官、私立书院的兴盛，士人从事地方教育的空间陡然增大，从而得以从地方教育活动中获取成就感和人生价值。官立书院为众多儒学大家提供了传承自己学说的一条新路经，从这个意义上说，新兴的官立书院是对地方教育制度的补充。
南宋《十八学士图》 2、服务地方社会事业 宋代官员总数一般维持在三万人左右，对于士人来说，不是所有人都有进入权力中心指点天下的机会，他们中的大多数人一生都只能服务于地方社会，只是在传统州、县学教育理念下，他们心有不甘，觉得人生没有价值。而在官立书院新的教育理念下，他们变得心甘情愿，觉得服务地方社会同样是在实现自我价值，同样能获得成就感，从而更加积极主动地去服务地方社会。 3、推动教育普及化 宋代州学名额从几十人到三百人不等，县学名额更少，'大县五十人，中县四十人，小县三十人'，而到南宋时期，全国准备应举的士人已达百万人左右，具体到各州，'大郡至万余人，小郡亦不下数千人'，因此，到南宋时期，教育资源存在着相当大的缺口，全国存在几十万的士子无法接受正规教育。这不仅是人才的极大浪费，更容易滋生民众的不满情绪，影响社会的稳定。 官立书院兴起的重要缘由之一就是为了'佐学校之不及'，弥补教育资源之不足。官立书院中的非正式学员与正式学员在待遇上有着巨大的差别，岳麓书院正式学员的待遇完全按照州学标准，'依州学则例'，'日破米一升四合，钱六十文'，明道书院正式学员每月有五贯的月俸；非正式学员则最多只享受免费食宿而已，如白鹿洞书院所办短期学习班，书院只是'致食以俟'。
宋代儒生服 但正是因为非正式学员的待遇低，甚至不享受待遇，官立书院才有能力接纳尽可能多的学员。一所大型官立书院所容纳的学员数几乎与大州州、县学的学生总数相当，如岳麓书院高峰时'学者多至千人'，甚至越过福州州、县学的学生总数。这无疑是对教育普及事业的极大贡献。 结束语： 科举制度自隋唐兴起，发展到南宋时已经初显僵硬，社会文人皆以科举为最高目标，严重影响了社会的文化创造力，亟需进行有效的教育体制改革。然而任何一次的改革必然会触动既得利益者的'奶酪'，如何在阻力重重的情况下有效革新教育体制，成为南宋中后期的一大难题。 在这种困境下，张栻、朱熹等思想家在现有体制外开辟了'官立书院'这样一块自由的土地。他们规定了'追求性理之学'的新的办学目标，聘请优秀的师资力量，严格规定正式生资格的同时向社会大众敞开怀抱，造就了人才济济的教育盛况。其时创办的四大书院更是流芳千古，影响至今。他们的教育理念不仅在当时引起了热烈反响，更能为后世兴办教育事业指明方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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