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老百姓生活困难和国家层面农业效率提升是两码事，如果商鞅改制没有提升农业系统，国家层面的资源消耗说不过去，老百姓的生活困顿一种初始状态，国家通过税收和政策限制压低百姓的生活水平和出路，迫使他们加入国家系统，而一旦老百姓加入这套耕地砍人的系统，生活反而会提升许多，如果仅仅是降低生活水平，秦国的人口应该是减少，而不是逐渐增多。 第一，战国时期铁器、牛等牲畜开始在农耕中普及，生产能力较春秋大为增强。
第四，交通运输，云梦秦简中已有专门的车、马运输机构的记载，法度严苛。且战国时期彼两条河水尚深，可以通船槽运。 并不是无法补给，而是40万军队数量太庞大，根本养不起这么多兵。先秦所说的40万军队大部分是从事保障的非战斗人员，战斗人员只有不足1/10，否则后勤是个天文数字。史书上记载刘邦他爹其实是一条龙，你知道这是史书在说谎，因为龙不可能存在，这违反客观规律。同样的，你说就地解决，自带干粮也是违反客观规律的。因为不管你用什么形式运粮，人口是一定的，每亩地的粮食产出是一定的，后勤的损耗是一定的。这是客观事实。  兵马俑的部分复原图 从图中可以看到战争所需要的军事物资不是只有粮食和草料，还需要：军服，武器等等  军需：武器  军需：军服 我们打个比方：比如，史书上要是写长平之战死了十亿人，你肯定觉得撒谎，你不用查史料也知道，这不可能，这跟当时的人口总数相违背，当时的粮食产出也不可能支撑这么多人。所以，哪怕司马迁他老人家，在史记最后，再怎么强调自己写的是真的，你也不会相信，我要是跟你说，不信史料信什么，长平之战就是死了十亿人，你会觉得我在撒谎。从这个方面来看待长平之战的。当时的科技水平，每亩地的粮食产出，人口总数是一定的，那么就完全可以从这些因素中推断出一个国家可以支撑的军队总数的上限。超过这个上限就已经不可能了。 战时为兵，不战为农。不是说兵民结合能提高粮食产量，是指节约用以农耕的人力资源成本，将全国的青壮农夫在农闲时编为战斗员训练作战，还不明白吗？中国科学院李根蟠教授同样在《从银雀山竹书《田法》看战国亩产和生产率》中提出了相似观点：战国时期秦国的亩产较春秋大有突破，虽然同样授田百亩,每个农户却必须完成相当于春秋时代农户约24倍的耕作任务。我开始讲得很清楚，长平前线40w参战人员，不可能，但秦全国维持的战斗兵员，即除去公务、后勤的役夫所剩的青壮男子，约40-50w，如同李文岚学者所说的一致。
所说的呢，明显指的是井田制，那我们就应该看看井田制的时间了，井田制，存在在什么时候，商周时期，到春秋前，就已经瓦解，战国时期更是封建自耕农经济完全确立，这两个生产水平差的远，奴隶制和封建制的差别，如果不能理解，参考一下封建制进入资本制，参考：生产力的提升无疑是巨大的，从千耦其耘到个体农耕，五口之家治百亩之田，完全是两个概念。 后勤不仅包括粮草，还有马匹，武器，护具这些东西，而且以秦国对质量的严苛来看，要完成这样的战争准备着实是很烧钱的。武器，护具，马匹这些东西都绝不是说非得在战争时期去生产的，不能把这些东西默认当成在战争时去完成，而实际上，这样的工作，根本不可能在战争时去做，而是在战争前就准备好了的,不能算在兵力里面。 在秦国种粮食是一条出路，但是很苦很累，也没有什么政治地位。当然大地主入粟封爵是没问题的，普通老百姓的收成只能维生，很难有这个机会。参军虽然危险，但是却能摆脱世代为农的身份，全家享受国家俸禄，所以值得一搏。  出土的先秦时期的弓箭  军事物资需要生产，例如：箭 秦国通过战争扶植出一批军功集团，军人通过战争获得大量土地，成为大地主。这种激励措施虽然有效，但却是畸形、不可持续的。秦国的胜利就是他国的灭顶之灾，是零和游戏。当无敌可杀时，人们的社会上升渠道在哪里？社会发展也走到了尽头。各国的常备兵和征发来的兵主要是农民。正是因为当时战争的频繁和动员人数的庞大，影响了生产。 所以《墨子·耕柱》说：“今大国之攻小国也，攻者，农夫不得耕，妇人不得织，以守为事；攻人者，亦农夫不得耕，妇人不得织，以攻为事。”当时的军队，除以农民为主外，还有奴隶参与一些后勤工作，称作“厮徒”、“负养”。魏国有“厮徒十万”（《战国策·魏策一》），韩国军队包括“厮徒”、“负养”在内计有三十万之多（《战国策·韩策一》）。 为什么先秦的兵力不是战斗人员数量？ 如果按照孙子提出的1：20的比例计算，一国出兵40万则意味着要动员800万人以上，先秦没有一个国家能供养的起，在经济学上这是一个极其荒诞的数据。但如果这40万人是士兵+后勤百姓的总和，用40除以20就会得出2万兵力的规模，这个数量就很合理了。在800万和2万之间，你的理性会更倾向于谁？所以战国所号称的出兵数量更合理的解释是全部动员人数，而不是战斗人员的数量。军队每天前进40公里应该是不可能的，欧洲19世纪道路条件对比中国古代好到天上去了，当时算出来的数据是正规军队每天前进14英里，也就25公里。每天前进40公里的前提是只带随身粮，没有任何车辆。 一条鞭法，税收问题，也可以讨论下远征后勤补给问题。某些地方运输成本高于税收，类比远征，尤其用骡马运输，所费人力物力高于运输物品。倾国之战，但是职业军人不会那么夸张，汉武帝十年生聚，加上老子跟爷爷的家底，远征匈奴，差点没拖垮汉朝，很说明问题。不过，有些忽视妇女跟老弱幼的劳力了，就农耕来讲，其实少了家庭的主力男丁，也可以保证生产的。所谓长平之战是国战，决定两国命运明显是伪论，因为上党郡对于赵国而言不是国之中心，用不着为了这里投入倾国之力。长平之后的邯郸之战，赵国大胜。再后来名将李牧登场，还维持了赵国很长一段时间。
由此可见，长平之战多年后，赵国依旧维持多年。要不是反间计除掉李牧，秦国灭赵也不知要拖到什么时候。长平之战虽然是由上党引起，但两强难以并列，此战失败，赵国有亡国之危，至少也是割地求和，元气大伤，从此难以为继。秦国明白，要想并吞六国，必定要和赵国大战一场。长平就是这场大战，胜了，秦国奠定对山东六国的压倒性优势，败了，只能放弃关外，退守关中，休养生息，以待来日。而赵国也必须全力以赴，毕竟长平为邯郸门户，执政者只能选择全力以赴。  规模越大，平均成本更低  沈括根据单程和往返两种情况进行计算，得出了兵力投放和所需民夫之间的数量关系。 四十万人可能是决战时的人数也可能是战争期间总人数。很可能就是轮着来的。我不相信长平屯了六七十万人大会战，但一边只有两三万人的话，也根本防御不了那么长的战线，哪怕是说的最高值八万也就刚刚够防守。秦军前期可还联系对廉颇进行过攻击呢？哪里来的人呢？再加上战损，如果只有三四万人，三年下来只会越打越少，如果主体全都是后勤人员的话，赵军死了四十万还好理解，被人包圆了连后勤一块死了，但秦军死了一半也就是二十万简直太奇怪了，他在没有被围歼的情况下，如何在三年内送掉了十几万的后勤部队。 推测都是拿其他时期的状况，和当时肯定有很大出入，尤其是民夫和军队的比例，以及出师军队和驻守军队的比例，沈括的比例是平时在路地上对驻防军队的供应，长平之战是进行了很久动员准备的。后勤的准备长达数年，路程距离也完全不一样，距离增加随之增加的民夫数量是指数型的向上涨，驻防与出师的比例必须根据当时整个战略形势进行分析，不是你列个金字塔就能分析出来的。这个分析里很多假设并没有结合当时实际情况，说白了本质上依旧是想当然。没有直接证据，只能根据长平之战以前秦国的动向推断，史记秦本纪里记载，战争前十年秦军只对魏国韩国有过一些较大规模的战役，可以视为对韩魏的威慑，政治上又是竭力挑拨齐楚，先啃周围小国再跟最终的对手决战是一种很明智的策略，秦国统一天下的目标非常明确，赵国是必须硬啃的骨头，战前的很多年秦国的政治军事动向都是在为决战准备的节奏，为战争做很久准备可以说是是一个很合理的猜测。 我将以赵国举例来论述：在长平之战中，后勤补给的模型到底是连续不断地进行补给（补给人员持续地在前线和后方之间奔走运量）？还是每支队伍运送足够自己和比自己更早到达前线的部队吃一段时间的粮草到前线，然后就编入战斗力量不再返回，跟之前的部队一起等待下一支队伍运来后续补给呢？ 如果是第一种情况，那么由于运粮单位是基本平均地分布在“千里长”（用千里这个数据，是因为你自己对于战斗单位和后勤单位的换算就是按照远征千里来计算的）的补给线上，所以秦军的包围圈只能包掉补给单位上恰好靠近前线的那一小部分，绝大部分补给单位是没被包围的。那么意味着，赵国在这场战争中投入的战斗单位和补给单位之和会远远大于40w。如果第二种情况，派兵速度应该呈几何级暴增，才能满足前方部队的供粮需求。而且根本上来说，这依然意味着，前线战斗单位的数目和40万人比水分不会很大。  长平之战古战场南北纵深的范围  从卫星图可以很直观的看出赵军的阵地范围  把赵军被围困这个好消息传到了秦王宫中  长平之战包围圈 所以按照我的计算，最合乎逻辑的观点应该是，白起压根就没杀掉40万人（说坑长平地区百姓的也是够不符合逻辑，战国时期人口是最重要的资源，说打了这么场打仗然后把百姓杀光，就像说近代打仗赢了然后把对方的赔款全一把火烧了一样）。但是目前对于长平地区的实地野外考察似乎偏向于证明埋人数比40万水分不大。 有一些问题： 一是农忙农闲，农闲也要吃饭，无论他当兵，运粮还是在家玩。粮食都要消耗。 二是没考虑储备和储备地点，打仗前准备了几年粮食物质，库距离战场多远。三是运输效率，秦时期的道路车辆和运输工具。四是接力运输的问题，运输是从兵站到兵站，可以动员当地劳动力运输，农闲运不需要消耗运输的粮食。 一人一天饭量都是有限的。 打也吃这些不打也要吃。 先秦时代，秋收一结束，大多数男性还能做什么，能从事手工业生产能去工厂打工能经商能天天上班吗？ 晚上造孩子白天游手好闲。 按照当时的条件，粮食最差也能储备个1至2年。大规模战役提前准备几年，行军路线建立要塞粮仓，1万人能吃10年的量，10万人就能吃1年，100万人能维持一个月。 在收成好的年份，打仗不是粮草运输成本的问题，也不是粮草数量问题， 而是运输效率的问题。在荒年，不打仗也会饿死人。在丰年，只要运输效率足够，准备充分。粮草就不是问题。 政府行政的人员数量 中国人口规模变动趋势 规模效应的问题，并不是没有规模效应，规模效应并非因为自动化生产而出现，而是自动化生产可以放大规模效应。原则上任何规模化的劳动生产都会产生规模效应，其原理不只是固定成本的分摊，还包括规模扩大后，可以实行分工生产带来的效率提高。唯一大问题是规模效应并非全是有益的，我们一般把规模效应分为规模经济和规模不经济，其中规模经济是我所理解的那种，规模不经济是指规模扩大并不能提高甚至反而降低生产效率的情况。以秦国的生产力水平，我的印象是有证据表明秦国已经出现了一定的标准化生产，而标准化生产是分工深化的一个重要的前提标志，所以我推测秦国当时已经实现了一定的分工，这样的话，扩大规模必然是带来规模经济的。当然，就算没有采取分工，按我这边的说法的话，扩大规模也会带来规模不经济。所以不管怎么样，没有规模效应这种说法是错误的。还有一点是降水量的图，中国古气候和现代有着非常明显的差异。秦汉期间是一个重要的间冰期，北方气候湿润温暖，有记载表明当时的关中平原是能见到大象的。 关于规模经济我的确只强调了人力成本对粮食的消耗，没有论述生产效率提升。的确秦国的武器生产有生产线的形态，可以提高生产效率。关于先秦气候的问题我在写的时候也考虑过，是否古今不同。很多文献的论证有矛盾和争议，既有温暖说也有寒冷说，没有找到确凿的证据能证实当时的降水量和温度有大的不同。但是秦国的内陆位置和秦岭的存在和现在是相同的。另外考虑到秦律和史料中的描述，粟还是秦国和东方诸国的主要农作物，如果气候温暖湿润完全可以种植水稻，而不是这种抗旱的作物。所以我偏向于战国的气候和近代没有大的不同，有不同也是可以忽略的。 长平之战 马陵之战 综上所述：至于士兵的人数，我有一些自己的看法： 一、先秦时代属于“耕战”时代，那时是没有“士兵”和“民夫”的区别。在战场上所谓“民夫”和“士兵”从技能、身份来看毫无分别，仅仅是临时分工不同。我猜测当时的政策是轮战。比如某郡某县某乡等多少多少“丁”，这些“丁”携带一些物资开赴战场，报到后他们就是“士兵”。继而在需要运输物资时，再征发某郡某县某乡多少多少“丁”，运输物资去战场。在运输途中他们属于我们眼中的“民夫”。到达战场后视指挥人员需要，一部分人留在战场编入战斗序列，则马上变成“士兵”，如果战场不需要增加“士兵”，则令“民夫”回去，那么他们继续是“民夫”。“士兵”和“民夫”之间的转换完全视战场情况需要，既可临时转换，也可长期转换。比如，如果战役需要短时增兵，将领可以通过精心的计划，在某一时刻令到达战场的”民夫“+”士兵“数量最大，将所有”民夫“和”士兵“投入战斗。当然，这种情况是无法持久的。所以孙子说”兵贵盛不贵久“。 因此史籍上对他们不作区分，统统计算入动员的军队数量里面。鉴于当时各国运输等方面技术能力差不多，其“士兵”/“民夫”比例也差不多。因此，各国记载的“出动大军”多少多少万人，其统计口径是一致的，不能简单地说是夸大了。比如，如果史载”秦发兵七十万“，将领是可以通过精心的组织令七十万人（当然七十万难度非常大）同时到达战场，同时发动”星期攻势“，以期用优势兵力击败对方。这时，历史记载的”发兵七十万“确确实实就是发兵七十万，并不是秦宣部的宣传而已。二、在计算行政人员的时候可能有重复计算。比如计算125000人的”伍长“，这些人既可以有”老弱病残“担任，也可以被征发前往战场，似乎不应该将这个数字从”军队“一栏里剔除。秦国的伍长和里长肯定要参加战斗的，亭长和乡长不明，但亭长乡长不大可能由丁壮担任，也许与”老人“一栏计算重复了。 在历史后期，”兵“、”民“有了很明显的区分。运输物资的民夫基本无法投入战斗，因此在计算和”历史记载“的时候，只计算”兵“的数量，所以史载的”军队“数量大大减少。在乱世，由流民或者农民起义组成的军队又发生兵民不分的现象，那么在乱世时的战争又会发生几十万人规模的战争。这些不能简单归咎于当时宣传部门的责任。常备远征军2到5万的话，那么长平之战秦军实际拿起武器作战的人员应该在15万左右，因为不是每天都打仗，常备军也不是除了打仗就吃饭睡觉了，也要参与军事修筑武器维护。而平常的辅兵、民夫、徒役在战前准备了所需物资之后也可在战争高潮参与作战而只留少部分后勤，大战结束，这些人又迅速转换为专业后勤进行休整运输等等，所以秦兵也没有这么不堪，一场战役双方带兵器作战人员（如果你不承认他是士兵的话）有个30万左右应该还是有的，纯粹的经常上战场的精兵应当在2到5万！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