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曾祺：最后一个京派小说家

2020年3月6日下午，为纪念汪曾祺先生诞辰一百周年，人民文学出版社邀请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院长孙郁，就汪曾祺的文学艺术价值进行了探讨。

今天跟大家在一起聊一聊汪曾祺先生的语言艺术。我自己对于汪先生的作品读得比较浅，只有一点心得，并不太全面，过去写过一个小册子，但是现在看来非常简单，因为他是一个很丰富的作家，以我自己的知识结构还不能全部的深入到他的内心世界,并整体把握他的艺术特点，只是一点点心得。

汪曾祺

汪先生生前，人们给他有很多称号，他自己大概比较看中的是“京派作家”，认可这个说法。作为京派作家，汪先生具备了民国时期京派作家的很多特点，但是他又跟传统的京派不同。我曾经写过一篇文章，说他是属于新京派。新京派和老京派不同的地方是，他们经历过新中国的岁月，经历过革命的历史过程，认知世界的视角跟民国时候的京派作家有一点点差异。但是汪先生审美的基调，我们可以用京派来概括他，这是没有问题的。

京派文学是京派教育的结果，主要是京派教育的一个产物。我们知道晚清以后北京有几所重要的高校，集结了一批很有份量的学人，以北京大学、燕京大学、辅仁大学等等为基地的这些知识园地出现一批有世界眼光、又有很好传统国学修养的学者，他们用自己的教育理念，试图催生出一种新的文化，在这种氛围下出现了京派文学。

尤其是1927年北京变成北平以后，北京的知识人远离政治中心，他们能够在社会的漩涡之外相对比较冷静的看人、看事，这时候他们经营的这种教育，有一些跟传统的理念有很大的区别，具有很强的现代性，也有世界的眼光。

京派教育的特点是，他们不仅仅注重中国传统文化，同时注重研究古希腊、希伯来文明，注重研究东洋历史，特别是日本的文化。京派教育里面出现心理学的研究、民俗学的研究、儿童研究、女性研究、西方文学比较文学的研究，其中也包括类似于今天我们讲的古典学的研究。

这样的一种教育催生出一种纯粹的文化静观的思想，这种教育告诉青年人应当在摄取人类古典文化营养的基础上，打通中西，连通古今，立体地来思考社会、思考人。所以京派教育是一种博雅式的教育。

以周作人、钱玄同、刘半农、俞平伯、顾随、台静农以及朱光潜、林徽因等等这些人为代表的京派学人，他们同时也写下了很重要的文学作品，这些作品对于后人的影响是很大的，对当时中国的文学青年也有很大的冲击。

汪曾祺画作

我们知道新文化运动的时候，激进主义思潮有相当的市场，因为当时袁世凯复辟称帝，有的人提出要用孔教立国，尊儒尊孔，这时候新文化人站起来打倒孔家店，建立新的文化，那时候有一种激进主义的思潮，这思潮本身其实是人道主义。五四新文化运动落潮以后，北平的一些知识人想要从文化的深层里面来思考我们民族的一些问题，仅仅有激进主义是不够的。有什么样的文化就有什么样的人，这是那代人的一个思想。所以在文化上、教育上要建立一种超越功利的文化。儒家文化有很灿烂的一面，但是它的功利主义一面其实扼杀了人的想象力和创造力，京派学人和京派作家们希望通过自己的努力创造一种相对来讲超越功利的一种文明，或者说一种艺术。

所以，当时周作人把古希腊、日本的一些文化介绍到中国以后，启发了很多人。包括我们今天讲的乡土文学，也在此思潮里被催生出来的。乡土文学最早是鲁迅、周作人努力构建的，他们受到日本大正时期以来的回归东洋文化的复古思潮的影响，开始重新打量民族文化的心理，从老百姓的衣食住行里来思考问题，来寻找历史的脉络，文化发生的脉络。应该说这是一种新康德主义思潮。

汪曾祺书法

新康德主义思潮的主要特点是要克服黑格尔派的本质主义的精神，比如德国的马堡学派、弗莱堡学派的学者们提出来回到康德那里去，研究语言、研究宗教信仰、研究日常生活。因为人如果忽略了这些，你就不可能看到人的一些本质，仅仅在抽象的、宏大的概念里难以把握现象界。京派哲学思想就是新康德主义，包括像朱光潜先生，早年他对克罗齐的美学思想很感兴趣，后来他的思想审美观，基本是康德《判断力批判》里面的一些思想。

这些应当说是京派思想的一个原色调，但是经历了战争，经历了革命的风暴以后，京派学人的这些感觉，这些话语方式，在现实面前有一种无力感，不被广大的民众所接受，内忧外患的时候，马克思主义、苏联的一些思想进入到中国知识界。到了五十年代，京派基本上被抑制住了。

汪曾祺和夫人施松卿

我们举一个例子，比如京派在三十年代有一个北平文物调查委员会，北平文物调查委员会是调查北平文物的，他们对北京城也有一套想法，怎么设计北京城的规划。但是由于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他们占领北平以后，统治者染指了这个计划，所以北平的新城和旧城布局这个设想最后没有被采纳，有人说这是“汉奸方案”。我们从大的环境就看出了京派的命运。

文学上以周作人为代表的知识人也纷纷落马，周作人在日本入侵中国的时候失节，后以汉奸罪入狱，所以到新中国以后周作人也从文坛上消失。受周作人影响过的沈从文、废名等人，后来他们都很坎坷，到了五十年代中期的时候，我们几乎看不到京派文学和京派文化的影响力。

老北京

但是那个时候在革命的队伍里，在左翼文化的队伍里，有很多人喜欢京派的文化、京派的教育和京派的艺术，比如钱杏邨，他曾经写过《死去了的阿Q时代》，他在战争年代，在军旅生涯里带了周作人的书。比如像唐弢先生，他是左翼的批评家和学者，他在六十年代出版一本书叫《书话》，我们对比周作人当年在北平写的《药堂语录》，文脉是非常接近的。还有像孙犁，抗日战争时期涌现的革命文学家，他自己对于京派的一些文学，尤其是他们的知识论里面的闪光点很有兴趣。所以有人说孙犁是革命文学中的京派，这也有道理，京派虽然被抑制住了，但是它在左翼的队伍里依然有市场。

只是到了文革结束以后，粉碎“四人帮”，这时候朱光潜的文章重新被人们阅读，周作人的书籍可以出版了，我们也能看到林徽因、梁思成、顾随、俞平伯等等当年京派人物的作品纷纷问世，这时候文坛的文化生态发生了变化。

沈从文故居

沈从文是看了废名先生的作品而忽然得到体悟，发现我们还可以这样的来表现人的生活。因为废名受到周作人的影响，而周作人用古希腊和日本近代文学的观念，包括民俗学的观念，开启了废名这样的青年，使他们意识到人要写主体世界的这种感受。不写那些自己并不了解的存在，而是要尊重自己个体的经验。

但这个文学的脉络中断了，是汪先生在八十年代把它衔接起来。所以北京大学的严家炎教授说他是最后一个京派小说家，汪先生认为，说自己是京派作家也有道理。